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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一天一道论述题之7-22014年7月3日09:40《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一书的基本观点与内容。by北大欢洛生《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第一章施拉姆的口吃直接影响了他对传播学的关注，导致传播学的最终建立。拉斯韦尔（1948）的传播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施拉姆建立了（衣阿华大学）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在一个新闻学院——这是第一个关于传播的印刷途径的专业培养单位——的开设，直接导致了传播领域之被区分为两个分支学科：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第一部份传播学的欧洲起源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库恩，1983）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终身狂热地仇恨国家权利”，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斯宾塞声称，所有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从不那么有组织的状态向越来越有秩序的状态进步。与之相对，达尔文对生物进步的思想是持谨慎态度的。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依德的主要贡献是他对于无意识的认识，对于超出我们理性控制的精神力量的影响的认识，对于性欲在个体从婴儿时期起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库恩，1983）。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行为的一种内在考察的个体性的解释，是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对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S·弗洛伊德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三个影响力量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处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个体性的，是在个体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个体的儿童经历——它们掩盖在无意识之中——之年寻求对于行为的解释。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了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交往传播G·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的两个交往传播小组的理论指导教师，这两个小组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交往观点上是完全相容的。最终，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资助用完了，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怀尔德，1979）。或许，更准确的是把这些学者称为交往传播学派，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理论侧重点。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小组有一个中心问题（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对于传播学说，从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该小组声称，人类传播作为通向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相互理解的一个步骤，不仅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个体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无意图的、可产生悖论的，也可用作一种治疗的手段。返回法兰克福，返回弗洛伊德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研究所再次对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由马尔库塞所引导的，后者在1932年已经加盟了研究所，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表现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判后资本主义，因为后资本主义用大众媒体广告操纵着人们的精神，这样人们就会渴望消费产品，就会丧失他们的批判和抗争性的思想路线（昆顿，1974）。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真正反对现存的制度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手批判的学者们则因为学生由激进主义引起的幼稚破坏性而感到灰心丧气。批判学派和传播研究中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可追溯到他们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开始——批判学者一般都反对实证主义，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倾向于哲学。今天，批判的学者和经验主义的学者的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经常将他们带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事实上，批判的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今日传播领域中最明显的分歧。今日的批判理论批判学派在今天的地位如何？欧洲、北美和拉美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最近几十年复兴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中，J·哈贝马斯及其学生A·韦尔默（AlbrechtWellmer）成为主要人物。哈贝马斯1954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56年—1961年加入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在担任了各种学术职务以后，1983年他作为所长返回社会研究所。他也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教授。哈贝马斯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运作，他反对实证主义，强调唯物主义。他希望传播成为解放性的，从其效果研究中摆脱出来。他的著作有英文译本，但非常难读。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知识分子从欧洲向美国迁移欧洲送给美国知识生活的最宝贵的礼物是希特勒的一个结果，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迫害犹太人与其他个体，欧洲流亡者丰富了美国文化生活的近乎每一个方面。1933至1941年间，13.2万名流亡者离开纳粹德国来到美国，这个知识分子的迁移是将传播理论的欧洲根源转移到美国的过程中的关键事件。美国社会科学的直接根源A·孔德（AugusteComte）和实证主义。A·孔德（1798—1857）是社会学之父，1839年论证社会学之被承认为社会科学的问题。孔德还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信念认为，科学方法能被用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以便帮助解决社会中的社会问题。E·涂尔干（EmileDurkheim）。E·涂尔干（1858—1917）在巴黎大学稳坐社会学第一把交椅（1913）。他写了《自杀》（1897）一书，这是关于自杀率的一个早期的重要的经验研究。涂尔干还以一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而开社会学方法论的先河。他（与G·西梅尔）一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共同创立者。G·西梅尔（GeorgSimmel过去通译为“西美尔”）和“芝加哥学派”。G·西梅尔（1858—1918）是现代社会学的创立人之一，他特别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影响。在西梅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社会网络、城市生态学和社会距离以及边缘人等概念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R·帕克在柏林大学随西梅尔学习时，获得了对于报纸在舆论方面的作用的洞见。后来，帕克把西梅尔的这一理论视野转变成美国大众传播的经验主义研究。G·塔尔德（GabrielTarde）。G·塔尔德（1843—1904）是一名律师和法官，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撰写了《意见和大众》（1901）、《隐蔽的人》（1905）等著作，是有关未来社会的风气变化的未来主义乌托邦。他的《模仿律》发表于他逝世前4年的1900年，这部著作影响了两个当代的研究传统，即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M·韦伯（MaxWeber）。M·韦伯（1864—1920）始终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尽管他直到生命的相对后期都一直是个经济学教授。他开创了各种学术论题的研究。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中，他论证说，新教价值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我们提供了行政系统（bureaucracy）的概念，这是一个由许多个体在一个等级制中构成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执行管理的任务；“理解”（·冯特（WihelmWundt）和“心理学”。W·冯特（1832—1920）首开将实验的科学方法用于心理学之风（舒尔茨，1975）。……冯特对美国的几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具有相当大的思想影响。例如，J·杜威和J·H·米德的反射弧（reflxarc）思想就直接来自冯特的手势概念。冯特反过来又受到杜威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一书的影响。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以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为主要结构，像我们展现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长过程。达尔文、弗洛伊德、斯宾塞、马克思，19世纪的欧洲无疑是整个世界的学术中心，而包括达尔文在内的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在自身发展中广泛吸收入新闻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生物学、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直接的，比如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直接开启了对非语言传播的研究；更多则是间接的，比如精神分析学派在对人行为动机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研究方法直接启发了霍夫兰开创的通过心理实验方法对人类传播行为的研究。但早期欧洲学者对传播学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他们欧洲经院学派的精英意识和对理想社会探索的热情上，这即直接导致了当今批判学派的学术关注，也未尝没有对芝加哥学派、对库利、米德等传播学登陆美国的“桥头堡”以及其后的美国传播学产生了不可摆脱的影响。而从芝加哥学派到四大奠基人以及集大成者的施拉姆，20世纪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一开始就与当时美国发达的大众传播系统，特别是以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密不可分，也形成了美国传播学的实证传统。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乃至整个大的社会科学登录美国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而在这以后，二战带来的欧洲学者大批的迁移让美国成为世界传播学研究的中心。拉斯韦尔以政治学的视角对宣传进行了广泛观察；卢因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并开启了对群体传播的研究传统；拉扎斯菲尔德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工具制作者”，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研究传统与理论范式；霍夫兰的研究深受行为主义观点影响，“传播与效果”研究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美国传播学的实用主义倾向。而施拉姆作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和创建者，他的人生经历，从衣阿华大学的文学研究班，到少为人知的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与申农、韦弗的个人交往和创办传播研究所，在斯坦福大学的不断著书立说以及在晚年对国际传播问题的探索。某种程度上本书对施拉姆的介绍最突出体现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写作风格——学术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的事件，必须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的学术关注，例如不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就无法理解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关注，不理解广播初创时代展现出来的惊人传播力就无法想象魔弹论的喧嚣一时，不理解法西斯统治带给各国人民的痛苦就无法理解世界各国学者对传播与民主的不懈探讨。而放在今天同样如此，中国报纸广告收入连续3年遭遇10个点以上的滑坡，于是2014年考研中多达5个学校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思路；在转型期的中国，舆论监督与社会发展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于是湖大、暨南、厦大、中传同时探讨了这一命题；在未来，微信的崛起、O2O的发展、多屏收视给我们的媒体产业带来的颠覆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学界热议的焦点，也会是考研中应该重点关注的话题。同时，割裂过去、抛开历史的学术史观也是幼稚的，思想的发展遵循着自身规律，进化论、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等重要学术思想的发展都深刻地影响了和将长期影响传播学的发展。在我看来，这才是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的最深的意义——带我们去回顾我们学科的历史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未来。点评by拖鞋哥：出版社的编辑说希望在书里看到更多拖鞋哥作为主编的存在感，于是最近我忙于在每个人的卷子中寻找一道或两道分值较大的题目，在保留原作者的答案的同时给出我的个人解读作为对照。不过说实话，答论述这种事情，真的扯着扯着就习惯了，最近这几天平均一天5道题我就翻了一次书，不是不重视，而是在一遍遍看完各位小伙伴的卷子后对大部分的理论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