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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所属：报告言论日期：2013-10-04浏览次数：315次摘要：“公共性”是城市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属性之一。通过比较分析欧洲和中国城市空间中“公共性”的发展，认为城市空间中的“公共性”在经历了现代化时期的没落之后，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时期。欧洲在城市空间建设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最后总结了中国当代城市空间发展中四组主要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关键词：公共性，公共空间，开放度，封闭度，混合功能，实效，自发发展你如看过2010年由麦克·李拍摄的英国电影《又一年》①，你会被里面那些在现代社会里具有普遍性的家庭和他们的不幸所震动。玛丽购买了一辆车，她认为这可以给她带来自由和新生活。然而，这辆车却给她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也最终没有改变她的不幸。电影的所有场景在从一道门到另一道门（房门、车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中切换。而仅有的一些反映户外的镜头都发生在停车场、高速公路、火车站，他们大多是透过车窗玻璃拍摄的。影片中唯一带有公共空间属性的空间只是咖啡厅而已。这难道不是概括了现代人生活状态吗？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人和人之间的空间却变得越来越小。城市公共空间没有变得不重要。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代社会的衰落，是由其背后诸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原因推动的。而1980年代以后以欧洲城市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间复兴运动证明，在现代城市中重塑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地位，正是这个时代应对诸多城市和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笔者用于分析城市公共空间的视点是“公共性”（publicness）。是基于公共空间的内涵具有“公共”和“空间”的双重概念。任何对研究建成环境中“公共空间”的研究都无法只关注公共空间作为物质“空间”的特性而忽略空间背后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也只有将物质空间环境同实体环境之上的社会意义结合才能得到认识（陈竹、叶珉，2009）。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意义正是在于它能够把不同差异性的人，无论其种族、年龄、阶层和爱好，集聚在一起。通过在城市中的公共交往，突破了原来建立在亲近的共同性上的个体身份，为人们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形成更广泛层次的社会关系及重塑个人身份提供了无尽的可能（RichardSen－nett，1974），它使人们连成社会（Ste－phenCarr，1992）。而城市公共空间也就可以被视为政治学领域公共领域概念（HannahArendt提出的publicrealm或JürgenHabermas提出的publicsphere）的物质体现或物质承载。在分析和评判城市公共空间中引入“公共性”这个概念，正是在规划学之外引入一种社会学和政治学维度的标准，用以判定城市空间对有差异性的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开放程度和可达程度（accessibili－ty）。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将建立在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的对比上。将揭示，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城市公共空间是社会和谐状态的最佳物质体现。一方面，“公共性”在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从没落到复兴的过程，这种变化过程充分体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形式和内容的变迁上；另一方面，尽管欧洲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形式和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及建设经验是还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创造全新形式的，充满“公共性”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是可以被期冀的。1古代城市空间里的“公共性”城市治理的职能与基于君权自上而下建立的空间等级秩序，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组织是具有支配性的双重戒律，而“公共性”显然是需要被限制的。这可以在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组织原型之一的里坊制度得到充分体现的原因。沿街的城市公共空间被清除，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被清除，公共活动被限制在特定的地方（以唐代的长安城为例，是“东市”和“西市”）（图1）。然而，“公共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属性，是任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物质规划所不能改变的。即使是在里坊制度的制约下，城市公共空间仍然在顽强地成长着。以唐长安城为例，一方面官方规划的单一功能的公共空间东市和西市很快就达到了其容量的极限而导致城内其他居住坊内出现了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市民开始为商业活动以外的那些多样的市民活动寻找场所。比如很多寺庙和道观，这些地方不仅是宗教场所，而是市民观光，看戏，茗茶和吃饭的地方。此外，尽管官方发起的清理整顿运动持续不断，“侵街”、破坏坊墙和坊内违法“夜市”现象从唐朝开始就屡见不鲜。到了北宋，政府稍微让步，市民生活便遍地开花起来。清明上河图②对北宋末年汴梁城内丰富多样的城市公共空间就做了精彩绝伦的描绘。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公共性”旗帜鲜明地进行颂扬（图2）。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的大城市里公共空间的缺失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话，那么欧洲传统城市里公共空间的发展则是和其社会传统紧密联系，这种传统可以追述到古代希腊城市。在希腊特定的生活方式、民主氛围以及城市和居民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基础上，像Agora这样的城市中心的开放空间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须。除了有覆盖的市场大厅之外，Agora还包含了用以举办活动的各种建筑和庙宇，更重要的是，建筑物之间的开放空间，是任何人可以进入使用的。和文艺复兴以后规划的那些秩序井然的大型城市公共空间完全不同的是，Agora上的建筑和空间完全不存在轴线对位关系。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里各种阶层和权力的独立与和谐共处状态（图3）。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关系上的急剧变化催生了公共空间的新形式和内容。在那些工商业自治市里，君权、神权、世俗权力和市民阶层中的任何一支力量从来没有达到可以完全支配其他力量的程度，它们相互抗衡却不得不相互妥协以谋求共存，城市公共空间则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以意大利锡耶纳为例，尽管市政广场PiazzaDelCamp和与它毗邻的宗教广场Duo－modiSiena的形成都是为了服务特定的目的，但在没有市政或者宗教活动的时候，这两个空间以及周边的街区总是被市民的日常聚会、小型活动，商业活动充满着，是锡耶纳市民最乐意享用的城市公共空间（图4）。宗教和世俗力量尽管按照自己意志完成了空间的规划，但市民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是这些空间持久活力的真正来源。文艺复兴晚期以后，随着君权和神权的进一步成长，在那些为君王或者教廷所委托设计的宏伟城市公共空间里，往往刻意强调服务于某种功能或目的（如对权力的展示），而忽视空间与市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公共性”有所减弱。比如说，在19世纪末期欧洲几个首都城市的改扩建，如罗马城改造、奥斯曼的巴黎规划或是瓦格纳的维也纳指环路的改建，都强调华丽壮观的城市轴线、标志性建筑和广场，却忽视市民的实际使用。如罗马的波波洛广场及其发散的3条城市主轴、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巴黎的凯旋门广场和维也纳的市政厅广场，尽管它们都被设计得富丽堂皇，却都有可达性不足、功能混合不足、使用功能单一等问题，至今仍难以解决（图5）。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3个结论：①成功的公共空间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公共性”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功能混合、活动多样，可达性强并与市民的生活充分混合；②中国和欧洲古代城市在公共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是和这两个地区历史上不同社会状况及其导致的“公共性”程度差异紧密相关的；③分析同样证明“公共性”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哪怕是在古代中国有意压制城市活动的规划条件下，城市公共空间仍然在市民对公共活动的需求下不断成长。而对于欧洲那些成功的城市公共空间而言，不管它们最初的形成是是否是为了服务某些特定的功能，它们最终都将变成“漫无目的”和“功能混合的”，“公共性”充沛的秘密就在于它们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亲密无间而不是被彼此隔离。2现代化之痛：“公共性”的困境而“漫无目的”和“功能混合”正是在20世纪获得压倒性成功的“功能分区规划”的最大敌人，这种理论认为城市应该把住宅、工业、休憩和交通等功能分开来③，认为这才是解决现代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方式变更所带来的诸多城市问题的途径。很多新兴的城市，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建造起来的：宏伟的高层建筑被按照合理的间距整齐排列在景观绿化里，住宅区之间由快速干道连接。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不再被需要，而是变成一个个封闭的“活动设施”，被管理和监控起来。一切都似乎远比过去大家所习惯的生活环境更优越、更现代也更有秩序。隐藏在背后的是，这种模式能够创造出对资本运作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可清晰切分的产权和可供开发的完整用地，便于把土地资本化，加工成产品销售。20世纪的后半叶，城市就是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急剧改变着。无穷无尽的高速公路连接着北美城市里分散在远郊各处的封闭的高级居住区，而那些漂亮的花园洋房的照片通过媒体向全世界传达着伊甸园的意象，却有意掩盖着这些居住区社区中公共生活缺乏、邻里关系冷漠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事实。而在城市中心那些被冠以CBD名称的区域里，摩天大厦拔地而起，炫耀着城市里大腕们的财富和自信，却吝啬在其脚下为不穿西装的普通市民留下一点自由的空地。在欧洲老城区里的广场被改造成停车场，那些原本生机盎然的小街道成为交通堵塞的机动车道（图6）。现代人开始习惯于蛰伏在他们的住宅和小车子里，满足在办公室、家庭、购物区之间几点一线的生活，而对他们身边的人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而在亚洲，新兴城市正在努力地模仿这种模式，以为这就可以让自己显得更“现代化”和“国际化”。可是试想，当城市功能和社会阶层被清晰地分开时，是不是“公共性”存在的前提也被抹杀了呢？因为“公共性”的来源就在于不同阶层的人群、不同的城市活动相互混合而产生的交集。尽管这种交集往往是具有不可预计性的，可是难道这种不可预计性不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之一吗？而失去“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将不再“公共”，它的活力也必然失去。3欧洲城市空间复兴的经验19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城市建设的重点从追求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和促进社会和谐转变，对公共空间的忽视在欧洲迅速地被纠正。它既源于欧洲社会对二战后前30年建设热潮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过度郊区化、市中心衰败、个别地区社会分化严重、治安问题突出、公共空间缺失等等）的普遍反思，更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市民阶层变得更成熟、强大和理智，而社会也进入更稳定和和谐的状态。从1970年代末开始，欧洲的主要城市如巴黎、里昂、巴塞罗那、哥本哈根、维也纳等纷纷公布了对未来影响深远的城市更新计划，其目的是提高居住质量，促进城市功能的有效混合和相互支持，发展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在这些计划中，提高城市公共空间质量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作为核心问题提出。很多城市都通过持续和全面的努力（往往不仅来自于城市规划，而且来自城市管理、投资、运营、税收倾斜、福利等各个方面）在老城中心重塑公共空间价值。作为公共空间活力来源的“公共性”，被重新唤醒。在巴塞罗那，在弗朗哥政权结束的1975年以后，由广场、公园和街道系统组成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历次大规模城市更新计划视为重中之重。PlacadePalmera广场带给一个曾经是漠无表情的新建开发区一个生机盎然的公园和广场混合体，并让现代艺术——理查德塞拉的巨型抽象雕塑——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图7）。而PlacaReial则向人们表明如何在最密集的老城区通过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让一个历史性的城市公共空间重新获得活力（图8）。在巴黎，在蓬皮杜中心那巨大的如同蒸汽轮船的体量和其南侧的老城区之间，是生机勃勃的城市公共空间（图9）。在里昂，城市的居民享受着多样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为他们的交往、休闲和娱乐带来的便利，这里面有宏伟的市政厅广场（PlacedesTer－reaux）、安静祥和的剧院广场（PlacedeCelestine）和设置在城市核心郁郁葱葱的广场PlacedelaBourse。对于市民而言，城市公共空间不应该是仅是一两个可以去逛逛的地方，而应该是一个网络，覆盖着他们的生活区域。这方面，维也纳是一个杰出的例子。30年不间断的规划努力使其中心区变成一个伟大城区，在这里，居住、商业、办公、旅游和谐共处，现代和传统各得其所，形成了以歌剧院、斯蒂凡广场、AmGraben、老炭市场、皇宫广场、英雄广场为主要公共空间节点，其余数十个不同大小的广场为次要公共空间节点，通过步行道路相互连接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