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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本科毕业生论文开题报告姓名刘宗甫专业会计学号20121831班级会计1302论文题目浅谈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一、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1000字左右）（以下是范文一）资本市场的会计监管问题由来已久，资本市场的监管实践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时紧时松，持续不断，凯恩斯、斯蒂格勒、植草益、丹尼尔.F.史普博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监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公共利益论、寻租论、经济监管论和程序论等各种不同的监管理论观点，指出了监管的出发点和归结点、监管中涉及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监管的供求关系以及由于政府行为的复杂性而应对政府行政程序的特别关注等。因此，经济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会计监管的研究。泰勒和特利(PeterTaylor&StuartTurley,1986)就政府会计监管目标、会计信息披露要求、法律框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经济后果等方面，对监管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瓦茨和齐默尔曼(RossL.Watts&JeroldL.Zimmerman,1986从有效性市场假设的角度评述了早期的信息披露监管观点，阐述了市场失灵、监管成本、股价效应以及监管目的等问题；沃克((Harry工.Wolk,1997)分析了会计监管的经济学原理；迈克林(StuartMcleay,1999)展示了监管体系的复杂框架，从欧共体区域角度探讨了政府在推动会计协调中的作用等。在国内，对会计监管的研究方兴未艾，庄丹(1999)、陈国辉和李长群(2000)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政府会计监管的必要性；薛祖云(1999)从经济学视角构建了一个分析会计信息监管的理论框架，包括会计信息供求关系、会计监管主体行为、监管性质和过程等问题；刘峰和林斌(2000)、谢德仁(2001)研究了政府监管对注册会计师业发展的促进和影响；陈汉文、林志毅(2001)系统地研究了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披露框架；张俊民(2001)对会计监管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初步性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建立政府会计监管学的设想；徐经长(2002)研究了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目标，并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案例；葛家澎、黄世忠(2002)从对安然事件得分析入手对美国的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反思；黄世忠、杜兴强、张胜芳(2002)以博弈论为基础，分析了会计监管的模式及其效率，并搭建了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独立监管模式；夏冬临(2002)分析了美国的会计监管实践模式和会计监管的成本效益，等等。而面对相关经济领域如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等的监管研究更是风起云涌。已有的会计监管研究成果为会计理论增添了新的血液，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基本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的理论探讨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针对多元资本结构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和财务核算体系，以及政府监管组织机制、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以下是范文（二）1、国外研究现状及趋势地方财政困难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即使在当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地方财政困难也比比皆是（李三秀，2005）。如德国，东西德统一后，由于原民主德国地区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等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增加了原联邦德国各州和中央的财政负担，也波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问题逐渐成为国内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国外研究县乡财政困难的经济学文献基本上是以公共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为理论基础来进行的。早在十九世纪，意大利财政学派就己开始公共品的研究。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Lindahl，1919)39提出“林达尔均衡”的概念，并首先用局部均衡方法求解公共收入最优水平，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最早用分析的方法定义公共品，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推导出公共品的最优配置条件。之后，许多研究都沿着萨缪尔森把公共品纳入由价格和产出水平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进行的。马斯格雷夫(Mursgrave，1959)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进消费者偏好重新构造“林达尔均衡”，他也与奥狄斯（Oates,1972）等人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指出:“财政支出职能在政府层级间的配置直接决定政府的效率,如果忽视支出的引致作用,不重视支出的控制,那么,任何收入政策的改进都将失去意义”说的就是要重视财政支出职能在政府层级间的配置，即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弗利(Foley，1967)在阿罗一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提出“林达尔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公共品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模型化，使之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张馨，1999)。关于公共品供给能否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怎样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品等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财政分权理论。蒂布特(Tiebout，1956)贡献了经典的理论模型，通过“以脚投票”机制解决公共品偏好显示和供给问题；马斯格雷夫(Mursgrave，1959)将公共财政职能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稳定经济三方面；围绕着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品在地方政府层次的最优供给问题，麦奎尔(Mequire，1969)贡献了类聚分隔和最优辖区规模模型；奥狄斯（Oates,1972）就政府层级与职能分工，提出了著名的“分散化定理”。总得来说，他们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最优提供方式及政府的最优分权（包括事权与财权）上，如果这两点做好了，县乡财政的困难就解决好一大半。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三级政权，三级财政，较早的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发展到现在，各国都基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都比较严格、合理、科学的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及财权，这样地方政府不仅具有自己独立的税源及税种，还具有比较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分税制财政体制不仅没有给地方财政造成困难，而且地方政府还成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受益者。不仅如此，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基本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及农业的现代化，基本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无论是中央（或联邦）政府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发展，都在国家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地方财政如果出现困难基本是因为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前叙及的德国及日本，凭借他们雄厚经济基础及科学完善的财政体制可以较快的解决困难。基于以上原因，发达国家的地方财政困难已经渐渐成为历史，因此，目前同类研究在国外较少，又因为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国外学者研究江西这类问题的非常之少，甚至还没有。2、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对县乡财政困难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困难问题日益显化而开始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一直存在，但是一直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我国经济转轨的逐步深化和改革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随着以分税制为标志的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普遍推行，县乡财政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开始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县乡财政困难有加重之势，学者们在充实研究资料，扩大研究范围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1）现有研究对县乡财政困难的界定。一是定性界定，有学者指出：“县乡财政困难，简单来说就是指县乡可支配财力低于其基本财政支出需求（张维，2005）”。也有学者指出：“如何理解财政困难？一般认为是政府财政收不抵支，即当一级政府的总财力不能满足财政支出时，财政困难（李斌邓晓兰谢莹，2006）”。马培祥、王向阳、傅志华（2006）等则认为财政困难是一种状态，即一个地区的财力无法提供一个适应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即可支配财力小于其财政基本支出需求就是财政困难。二是定量界定，张维（2005）提出了评价县乡财政困难的参考指标，包括财政自给率、人均财力、财政供养人口人均财力、一般预算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支差额、基本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财政供养人口系数、财政综合负债率等八个指标。中国财政学会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路径选择”课题组（2006）在张维提出的参考指标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县乡财政困难评价指标体系，将指标分成两级4大类8种，并给出了每一种指标的约束条件及判断县乡财政困难的标准。（2）现有研究对县乡财政困难现状的阐述。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2004）指出当前县乡财政困难主要表现在：收支缺口大，赤字面广，债务包袱沉重；欠发工资严重；县乡财政困难有加剧趋势；存在财政虚收问题。中国财政学会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路径选择”课题组（2006）认为县乡财政困难的具体表象为；县乡经济发展与财政困难并存；税源基础薄弱，财政自给度低；政府运转与公共服务水平低；各种拖欠面广、量大，债务多、风险高；人均财力水平低下；资金调度异常困难、收支缺口不断加大。（3）现有文献对县乡财政困难成因的研究。姜长云（2004）认为，形成县乡财政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在欠发达地区或农业主产区，由于区域经济结构的特点，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增长潜力比较小的农业税费却成为县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或主要来源；因此，多数县乡难免会出现财政收入增长的艰难局面。二是自上而下的增支减收政策频繁出台，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难性。三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强化了上级政府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格局，强化了县乡政府在政府层次序列中的弱势地位，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规范性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境，增加了形成县乡财政困难的可能性。四是对于县乡债务或财政风险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县乡债务或风险管理处于混乱乃至失控状态。除显性直接负债外，在多数地区还存在大量的的隐性负债，增加了县乡负债和财政风险的控制难度。财政部财科所2005年20期研究报告认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直接导致县乡财政的困难，其主要原因是: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制约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认识不够；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邴志刚(2005)认为，财政体制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与调整，但始终没有解决好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问题，特别是县乡政府履行事权与所需财权极度不对称，自身财力与支出责任极不匹配。贾康、白景明(2002)提到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的主要意图是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局面，这符合分级财政体制正常运转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趋向被盲目推广和延伸，在省、市形成了上级政府都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的财力与其可用的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毛翠英、汪中代(2004)指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财政运行机制，直接影响到县乡财政正常运作，引发财政困难。按照塑造财政民主运行机制必须要有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参与，并且民众的意见最重要，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优先性和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层的县乡财政应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是财政体制的实际构建中，却往往是下级政府只能对上级政府负责，而后把本级财政困难想办法“转嫁”给下一级政府，层层“转嫁”的结果导致现在的县乡基层政府财政困难。（4）现有文献对县乡财政困难解决措施的研究。贾康、白景明在《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第2期)一文中认为:缓解县乡财政困境的治本之策在于体制创新。主要办法就是按“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同时要处理好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与相关改革的配套关系。原财政部部长（2005）认为，要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应该采取的措施为：建立激励机制，实施“三奖一补”政策；建立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多管齐下，采取配套措施综合治理。在实施激励约束机制的同时，着力抓好以下几项配套工作:一是继续增加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中央和省级财政都要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将数额相对固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归并到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增强地方政府根据本地需要安排公共支出的自主能力。二是创新省对县、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