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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马拥军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国内需求不足或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或美国的金融危机、债务上限危机问题，都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单纯的文化问题，等等，而是一个生活哲学尤其是经济哲学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唯一的分析工具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遗憾的是，只有西方的研究者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迄今为止最好的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好地面对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借鉴。一、从生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作为人，我们怎么活？“怎么活”涉及的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不仅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是：生活方式取决于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我看来，对生活方式、尤其是对“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关注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就把实现人类幸福和获得个性自由作为奋斗的目标。后来，无论是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还是其建设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都以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为目标指向。一旦脱离生活，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其生命力。由于马克思后来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放到了全部生活哲学的首位，因此对“物质生活的生产”的研究，或经济哲学，就成为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把生活分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层面，分别称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他把经济生活或物质生活置于全部生活的基础层面，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由于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因此他称自己的经济哲学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记忆中的“批倒斗臭”，而是哲学上的“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和范围”。霍克海默第一个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属于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他把“批判理论”的起源追溯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霍克海默本人号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向社会领域，建立“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倡议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响应。上世纪60年代阿多诺与波普尔围绕社会理论展开激辩，直到哈贝马斯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为“批判理论”开辟了另外一个学科领域。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一条与马克思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是从法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法哲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发展过程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与此同时，围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绕《资本论》的研究，西方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对于哲学问题兴趣不大。马克思的理论由此在20世纪的西方被重新分化为哲学和经济学，其中哲学被国内学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而经济学则被国内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加以接纳。相比之下，倒是西方的“马克思学”努力还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哲学本性，虽然这种“还原”仍然带有各种偏见，但无疑为从经济哲学角度理解当代问题提供了借鉴。西方“马克思学”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尤其是鲁克俭和杨学功、张秀琴主编的“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出版，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西方杰出的马克思学专家费切尔指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①——正如马克思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包括双重批判即对国家和法进行原本批判和对国家哲学、法哲学进行副本批判一样。马克思之所以进行双重批判，并由法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不过，在马克思的时代，中国尚未进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而当今世界，如同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远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二、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资本拜物教曼德尔注意到，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只有英国才完成工业革命，建立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唯一被马克思当作具有《资本论》研究对象典型特征的国家；到20世纪，不仅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而且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东方国家，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从而进入《资本论》的语境：“《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②在我看来，到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革命，从而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在这一意义上，不妨借用曼德尔的说法：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如说是21世纪的思想家。《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计划来看，《资本论》只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分。卢森堡、希法亭和列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其中卢森堡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关系问题，希法亭研究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列宁则研究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卢森堡、希法亭和列宁研究的基础上，从具体问题入手，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同侧面作了展开。这些研究与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本身是同步的，但是由于缺乏马①[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②[比]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克思“双重批判”的宏大视野，它们难以摆脱资产阶级学者的纠缠。无论是围绕“转形问题”（鲍特凯维茨等），还是围绕“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斯威齐、迪金森、米克等）、“崩溃理论”（格罗斯曼等）等等所产生的争论，都属于这种情况。正如费彻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双重批判立场意味着存在双重的现实和双重的理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对错误现实的错误反映”，马克思则要求理论批判与实践改造的统一，以便“先把那种错误的现实变为‘正确的现实’”，“然后，以此为基础才可能达到原初的真相”。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哲学“既不是对错误世界的正确反映，也不是对正确世界的错误反映”，而且在它的双重谬误中，“不存在任何对错误本身的辩证扬弃”①。只有从双重批判的立场出发，才能克服双重谬误。由于不懂哲学，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仅仅实现了理论层面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的扩展，这种拜物教最终扩展为全球范围的资本拜物教。如果满足于从“错误的现实”出发，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如它的卫道士们所说的那样，是现存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由此，所有更好的制度都会被当作“乌托邦”予以摒弃。但是，如果从这一制度的再生产中所蕴含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出发，那就可以如马克思那样，“从旧世界的原则中”为世界“阐发新原则”，而这只有通过对资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即资产阶级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才能完成。这不仅需要“理性”，更需要情感和意志，需要想象力，一句话，需要形成代表新社会的那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代表新社会的主体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生活在“错误的现实”中，但由于资产阶级是这种现实的受益者，无产阶级是这种现实的受害者，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才会要求一种新的认识。遗憾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完成，国际无产阶级被分化成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日益实现全球范围的整合，这就使资本拜物教成为唯一能被人们感知的现实。无论是主权债务危机，还是金融危机或债务上限危机，都只能作为这一现实的镜像被人们所认识。人们无法想象另外一种“现实”，自然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我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作经济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真理，但站在地球上的人感觉不到这一点。由于运动的相对性，由于站在地球上的人们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他们虽然能够在想象中理解和把握日心说，但他们感受到的仍然是太阳东升西落，而不是地球围绕不动的太阳转动。只不过，日心说不触动人们的利益，因此对它的把握只有认识论上的困难而没有意志论和情感论上的困难，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从而必然“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呼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②。三、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权力与货币①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第171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除了资本的全球化外，20世纪的另一个重大历史现象是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与瓦解。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这些见解，特别是其关于过渡社会、执政党建设和市场经济等问题的见解，对于认识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为例。曼德尔认为，苏联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过渡社会”的特征，因此它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的有着自身特殊运动规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①相反，苏联成功和失败的原因都在于它的官僚集团的性质。因此，曼德尔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研究苏联官僚集团“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权力和特权为什么有相对的稳定性”，以及“这个社会集团是怎样衰落的，又是怎样瓦解的”②。曼德尔的结论是：“官僚集团是一头多面怪兽，它既有经济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发展过程是一系列政治、战略抉择的结果，又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和蜕化的过程中得到反映。”③苏联官僚集团是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工人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它的第一个阶段是十月革命后官僚主义的形成，列宁曾经从俄国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落后等方面对这一阶段进行过分析。曼德尔补充的主要是对“斯大林主义”阶段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分析。他“将官僚集团定义为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这一阶层的客观原因是，“在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工人因而受到从他们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人的管理和统治，受到他们自己的‘公仆’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苏联及其同类的国家里，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突出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因此，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弱小，而恰恰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相对增强和局部的胜利，才造成了官僚机构得以发展的条件”，只要这些胜利还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这些胜利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局部的失败，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就会走向官僚化④。曼德尔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无产阶级政权走向官僚化的分析，以及权力和货币的关系如何使苏联和类似的国家具有“过渡性”社会性质的分析，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可以说，正是建国以来反官僚主义的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地抓党的建设，尤其是明确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任务，才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中国出现苏联式的官僚集团。然而，曼德尔所指出的那种“官僚化”危险在中国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