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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群众路线保障改善民生（干部说干事）牛洪春《人民日报》（2014年09月18日07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造福人民，财政部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山东省德州市财政局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把群众路线作为生命线、导航仪、力量源，积极践行群众路线，认真履行职责使命，努力保障改善民生。筑牢生命线，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筑牢生命线，就要真正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努力让群众满意。一是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搞清人民群众是谁、在人民群众面前“我是谁”，把人民群众当主人，自己甘当公仆和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筑起防范“四风”的思想堤坝，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为此，我们组织了“访千户、进百企、交朋友、问计策”主题调研活动，推进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网格化。二是加强教育强意识、开展活动通血脉、深入实际固根基。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第二批参加单位，我们不等不靠，提前行动，于2013年11月开展了“倡五风、率先开展教育实践热身”活动，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学习之风、改革创新之风、令行禁止之风、团结协作之风，增强了践行群众路线的主动性、自觉性、持久性。对照导航仪，当好人民的服务员。群众路线是思想和工作的导航仪，为我们明确为什么出发、朝哪里走以及干工作为了谁指引方向。我们坚持建设公共财政，努力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一是踏实干、干实事。工作是否到位，要看群众是否真正感受到变化、得到实惠。以此为标准，我们积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民生政策落实。2012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60.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3年l到11月，教育、社保、医疗等民生支出达165.7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67.5%。二是给最需要的群体送温暖。保障改善民生，既要着眼大多数，又要聚焦困难群体。大力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开展“助推就业困难群体创业”行动，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三是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依靠创新提效，建成财政管理大数据库，优化管理模式，提高工作透明度和效率；依靠科技提效，升级市级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赢得普遍赞誉；依靠政策激发活力，积极落实结构性减税优惠政策，为小微企业减负。守护力量源，做群众智慧的汇聚者。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群众期盼的就是我们要做的，群众不满的就是我们要改的。我们通过发放征求意见函、抽样调查、聘请社会监督员、民主评议等方式，对工作和作风问题进行排查、整改，借群众的眼睛找“灰尘”，借群众的批评正衣冠、排毒素。一是汇聚群众智慧作决策、干工作。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重点资金使用、财政改革等重大事项，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充分酝酿、民主讨论、集体决策，营造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良好氛围。二是回应群众关切解决问题、深化改革。群众关注的热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强化预算约束，制定市级财政资金管理规定等制度，加快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全市行政成本和“三公”经费支出大幅降低。健全覆盖财政资金管理运行全过程的制度体系，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社保国际论坛上，专家围绕养老、医疗、救助、福利建言——社会保障，如何克服利益固化（民生三问）本报记者商旸《人民日报》（2014年09月18日08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流动性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发挥兜底性，确保可持续性，都成为重要的改革议题。日前，第十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议题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还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和互动。本报摘取了若干重要观点，以飨读者。——编者一问养老如何减小群体差距建议打破利益固化，实现全国统筹养老保险要实现公平，必须打破利益失衡与利益固化的格局，否则将危害制度的可持续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群体分割、地区分割的传统格局，实质上是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迟迟不能启动，带来的是养老金筹资机制与待遇调整的不公，而发达地区占据的是发展先机与年轻劳动力的奉献，却不愿共担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责任，它直接阻滞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整合与统筹层次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我国社保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提供了最大机遇，但利益固化的藩篱、人口老龄化与高流动性，以及各种体制性障碍也构成了巨大挑战，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格局，以促进权益公平与缩小待遇差距为基本出发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共济性不足，扩大了群体间、地区间一次分配的差距。在新的发展阶段，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应当提高共济性，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他认为，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济性应当适当缩小个人账户的比例，与此相应，提高养老金中按社会平均工资发放的比例。此外，区域之间的共济性也应提高，要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基本养老保险的事权适时提高到国家层面。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水平的全国统筹，扭转区域间二次分配扩大一次分配差距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将对养老保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是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结果，在此前提下，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不足等问题的有效政策选择。但在中国，由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不能充分满足就业市场的要求，延迟退休政策往往使得高龄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其养老保险权益也将受影响。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则表示，延迟退休年龄应当以实现参保人员养老保险权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只有在有效就业基础上的延迟退休年龄，才能真正扩大经济活动人口，从而改善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度抚养比。二问大病医保能增加保障吗建议由国家建立专项基金，同时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捐助在实现制度全覆盖后，以三大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体系进入关键的制度定型阶段。城乡统筹是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认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分立运行削弱了制度保障效果，造成公共资源浪费，但无论从制度结构还是制度性质看，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都具有合并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统一经办服务有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统一管理有利于制度和政策的衔接与协调，而统一制度则有利于提高制度效率，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则认为，整合后的制度应当以职工医疗保险为主体，不宜再为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单独建立制度。应当按照“职工+居民”的总体制度框架，建立“政府与市场分责、基本与补充结合、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整合公费医疗与职工医保过程中应当遵循新老有别的原则，即一定时点前实行公费制度的现职人员自愿选择是否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一定时点后的新人按规定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差距通过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加以解决。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目前针对特重大疾病保障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是保障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对此，褚福灵建议由国家建立专项基金，对重大疾病患者给予救助，同时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捐助（含慈善组织的善款），体现政府责任与社会关爱的宗旨。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全体国民，制度性质为自愿申请，基金来源为政府补贴与社会捐助，享受辅助性的医疗救助与捐助待遇。如何看待商业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关系？武汉大学教授王保真指出，应当充分认识到目前所谓的“大病医保”实质上是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了再保险职能，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的再保险，从而属于补充保障的范畴。她还认为，商业保险参与经办，其实质是政府通过购买保险专业化服务以实现公共管理职能。目前在经办机构再保险专业化管理能力较弱的背景下，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但存在难以介入医疗服务与费用控制的局限；加之保赢不保亏的营利性市场运作，会导致保障水平的不足。所以，现阶段商保参与经办适宜在经济发达地区试行，大范围铺开的时机依然不尽成熟，其实施还任重而道远。三问社会救助如何更加给力建议以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助管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相继建立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改革五保供养制度、流浪乞讨救助制度、临时救助制度等，初步构建了一个覆盖全民的无缝“社会安全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雄认为，目前中国的长期生活救助制度已趋于成熟，专项社会救助力度正在加大，急难性救助步入法制轨道，但临时救助仍需完善。今后，社会救助应根据贫困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标准，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兜底线，救急难”的作用。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对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提高低保受助率，建议城市低保受助率提高到不低于5%，农村不低于10%；二是提升低保标准，建议城市和农村的救助标准以分别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25%和35%为宜；三是建议以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助管理；四是建议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而为困难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是社会救助管理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振耀表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这个节点上，经济发展的转型、社会稳定的维护与社会品质的提升，都与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如何认识这一节点，如何设计这一历史性的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王振耀认为，现在所谈的社会福利，是与社会服务密切联系的福利。也就是说，是要包括养老、儿童与残疾人照料等各类社会服务设施和专业化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体系。这样的福利服务体系，客观上是一个庞大的第三产业体系。它不仅仅是福利，也是生产，是服务，会创造出大量的GDP。从多个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必然的态势。“互跪”现身是非隐退（民生观）肖潇《人民日报》（2014年09月18日08版）城管小贩“互跪”折射怪现状：是非已不再重要，谁更惨，谁占据道义制高点近日，网上一张城管与小贩互跪的照片引发热议。照片中的小贩是一位七旬老太，事发当天，她正在沿街售卖蔬菜，遇到城管执法劝说离开，老人突然面向城管跪下，随后，城管队员也跪了下来，并称“我也不容易”。这件事，乍一看，似乎很好笑。但稍微一琢磨，真笑不出来。与电视剧中刘备、诸葛亮在茅庐中惺惺相惜的互跪不同，城管与小贩的互跪，完全是一场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恶性竞赛。城管为何要下跪？和信息传播中的一些特点有关。信息过载时代，人们倾向于做浅阅读、快阅读，只对自己感到重要的信息做深入了解。这个心理，为“标题党”传播提供了空间。报道不再深入肌理、细辨是非，而是一味抓爆点、贴标签。城管知道：“老人”“小贩”+“下跪”，这仨标签一贴，不管真相如何，一个“弱者被欺凌、城管是坏蛋”的故事就被建构起来了，引发的舆论后果他扛不起。干脆，我也跪吧！城管、小贩互跪，折射出这样的古怪格局：是与非，不再重要；谁更惨，谁占据道义制高点。这不禁让人想起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经典一幕：为竞逐华太师府内仆人的职位，两人开始“比惨”，甚至不惜自残，最终一方竟是喊着“还有谁能比我惨”自绝身亡。现实中，比惨往往是双输，社会成本高昂不说，“搁置是非、只比姿态”的路径，对理性的社会文化氛围更是严重破坏。板子不能只打在“标题党”身上。咱们自己也要心中有根弦。同情弱者，是人性光明的一面，但不能走向极端，不能搞“谁弱势谁有理”。小贩也好，城管也罢，都是爹娘生父母养的人，不存在天然正义和天然邪恶一说。遇到纠纷类新闻，在怒火中烧、拍键盘大骂之前，应该先把基本事实搞搞清楚，不能根据身份标签而预设立场。偏袒弱者，同样也是不公正。说到底，“能不能沿街卖菜”问题，不能置换成“谁站着谁跪着”不是？翻翻新闻，城管和小贩互跪不是头一回发生了。“互跪”思维也不只在城管领域发生。一遇事情，先亮姿态，先博同情，甚至先把水搅浑，往一件比较清楚的事情里添加许多额外议题，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