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的传承--关键要让新生代们讲上海话

上海方言的传承，关键要让新生代们讲上海话作者:沈嘉豪原文载：上海观察上海方言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以其海派特色成为近代中国三大方言之一？如今孩子们多半不会说上海话，上海话的未来何去何从？大夏读书会“上海学”系列邀请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详解上海方言的古今未来。上海方言初形成：新兴的城市形成新的方言上海在古代本是松江下游入海处的一小段支流，称为“上海浦”。有书记载的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是1077年在华亭县（即松江县）东北部的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地方。宋元之交时，上海逐渐成为华亭县东北部的大镇。1291年元朝设立“上海县”时，上海已成了一个蕃商云集的滨海大港、人口数十万的大城镇。至此，一种有别于原先松江方言的新方言——上海方言慢慢随着上海这座新兴城镇的繁荣而诞生了。对于上海方言的使用区，钱乃荣经过对方言特征的分析认为，古时“上海县”形成的上海方言区，大致为今天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两岸，其中对于老上海方言最有权威和代表性的区域，是现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区域，即古时县治所在地。上海话走向辉煌：开埠后海派文化塑造海派方言在古代上海方言初形成时，府城松江的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权威方言。而上海方言真正自成一派，走向繁荣，乃至后来成为全国三大方言之一，要从上海开埠，形成海派文化说起。在开埠前，上海县已有12万人，在中国城市中排名12。在1843年11月对外开埠后，租界、原县城、南市、闸北等地，很快形成了繁华城区，上海也逐渐成为了国内和国际性的移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经济飞速发展。渐渐地，一种以繁荣的商业为基础，伴随着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不同于农业文化、官场文化的新型文化——海派文化诞生了。对于海派文化的特点，钱乃荣总结，“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善于融合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以及各种新思潮，与本土文化能很好地结合，并且善于创新。这一新兴文化开始积极地影响着上海方言。”当时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国移民带来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这些方言和以松江话为基础的上海话发生了碰撞。上海方言不拘一格地吸收了各地大量的同义词、近义词。举例来说，常用词“一共”在上海方言中就有“一共、一总、一共拢总、总共、一道辣海、一齐拉起、一塌刮子、亨八冷打、搁落三姆”等说法，而“少许”也有“一点点、一微微、一屑屑、一滴滴、一坨坨”等，这些词汇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并且同中有异，使得表现生活更细腻。不仅如此，上海方言还吸收了各地带来的崭新的颇具特色的词汇，如苏州话的“吃家生、一只顶”、宁波话的“阿拉、碗盏、高头”、杭州话的“木老老、扒儿手”、苏北话的“小把戏、乖乖弄底冬”等，使得上海方言的词汇一下子丰富了许多。除了来自全国的移民，国外移民更用其现代性“洗礼”了上海方言。开埠后，从西方迅速传来了大量的新事物以及新观念。当时的上海不仅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新事物，更是创造性地见到一件新事物，就造一个新词。钱乃荣提出，现在普通话里的很多名词都是最先由上海方言创造出来，然后再普及到通用语言中的。“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吉普卡、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商会、孤儿院、粉笔、口琴、操场、花露水、雪花膏、报馆”等，都是由外国人带到上海后，最先由上海方言为其起名，后来这些名词慢慢地流入通用语言中。而除了这些根据事物特征来起名的外，还有一些音译词，例如“色拉、白兰地、麦克风、梵哑铃、凡士林、差头、马赛克、拿摩温、沙发、马达、加拿大、丹麦”等。除了这些新创造的词汇外，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洋泾浜词汇，例如“混腔势、退招势、拉斯卡、派、捎、奥斯开”等。乐嗣炳在1935年描述上海当时的语言风貌时写到：“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和大量的书籍每天播送着新语词……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钱乃荣进一步指出，现在普通话中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等的几乎成套词语，都是从上海话中产生的。除了新词的诞生，海派文化的多元性也推动着已有词汇的多元性发展。例如一些日常用词商务化，如“饭碗头、吃饭家生、吃进、卷铺盖、吃空心汤团”等。同时，一些商业词汇也生活化，例如“卖相、买账、翻老账、抢生意、放一码、现开销、吃生活、揩油、洋盘、肮三”等。像这样拥有多层意义的创新发展还有很多，例如“避风头、软脚蟹、狮子大开口、开年礼拜九、死蟹一只、收骨头、淘江湖”等。又到风云激荡时要使新生代们讲起上海话如果说，20世纪初，上海方言以昂首阔步的姿态无所畏惧地迈过一个充满变数、以少胜多的十字路口，展现出巨大的辉煌，那么，100年后时轮转入21世纪，上海话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又面临着新的一轮考验。现今上海人口虽然远超2000万，但是上海话却在逐步衰弱，尤其是新生代们会讲上海话的越来越少了。钱乃荣认为，原因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是改革开放后大量外来人口来到上海，致使大街上说的都不是上海话。钱乃荣举例反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来移民最多的时候，恰恰是上海话发展得最强盛最活跃的时候。同时，已经会说方言的成年人一般是不会忘记的，因此，重点在于还未学会方言的儿童。钱乃荣认为，语言毕竟是个交际工具，每天说就会不断熟练。但是单靠家庭里两代家长在家中和孩子说方言，而孩子和同龄人们不说方言，还是很难学会方言的。曾有一个孩子还未去幼儿园时跟着家长学会了一口上海话，但是一进幼儿园不到几星期，就不会说上海话了。况且，现今大中小学中，不论上课还是下课，学生们几乎都是用普通话在进行交流。钱乃荣提出一个观点：“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上海话。”语言就像生物体，不会起死回生。成人们讲得再好也没用，关键在于传承。如今，在钱乃荣等学者的呼吁下，学校的上海方言教育开始被重视。今年上海语委已经重点在徐汇区和浦东新区的中小学推行语言和谐示范学校，另一些中小学也开始开展活动鼓励学生下课时用上海话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