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转变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转变“一带一路”从提出到运行已逾一年，围绕这一概念的对外传播也成为当今政治界和传播界的一大热点话题。但是，“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应结合时代的最新要求调整自身的表达方式，应该在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新时期，转变传统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模式。具体说来，笔者认为需要两大转变。由大一统的官方话语系统，向地方多元表达转变提到“一带一路”，大众就不免想到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想到中国会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等这样的刻板印象。这样的“刻板传播”只会让“一带一路”这一概念静态化，失去应有的传播生命力。“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固然应该把握好统一的政策性层面的大方向，但更应该凸显多元的传播理念和效果。多元的表达才更真实，更有故事性，更显趣味，不仅可以让传播的内容具有接近性，从而更容易达到传播目的，同时也让原有的概念演变为开放的话语建构体系，这将是我国在不均衡的国际传播中的重大突破。现在，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中确实有比较浓厚的倚重，同时也确实在意识层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种传播模式的优势是汇聚全国之力，向国际社会发出统一的声音，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达到了“壮大声势”的效果，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但一国的对外传播不能仅仅追求“壮大声势”这一最为浅显的目标，还应达到“入脑入心”的传播效果。从“一带一路”被中央提上议事日程的战略高度，《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发出了很多的声音，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显得单薄、单一、单调，并未在国际舞台上得到相应的反响。“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已逾一年，我们对其的传播应该在这一时期寻求一种转变和突破：摒弃原有的大一统的传播态度，淡化官方色彩浓烈的传播话语，增强各地方多元的表达方式。“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有16个省份。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西北5个省份，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西南4个省份以及新增加的内蒙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囊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5个省份以及新扩围的山东省。此外，黑龙江、辽宁、河南和湖北也明确表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这么多的省份、这么多的地区，一定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思想观点、不同的故事结构，如果我们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话语体系，让众多的省份和地方发出“一带一路”的声音，那么我们的对外传播则会彰显出“百花齐放”的多元态势。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其与“一带一路”相关联的地区资源进行生动地加工、整合，转化为一种适合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传播给国际社会。这样的话语传播体制不仅可以丰富“一带一路”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还可以让“一带一路”与中国不同省份、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发挥地方资源的独特性优势，让“一带一路”的传播反过来有力地保护地方的文化资源，建立起一个多元的话语表达系统和立体、真切的国家形象。可谓一举多得。这里，不可忽略的一个有关传播认知的常识，即好多海外民众是从中国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来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这符合受众认知一个概念的归纳式的逻辑。海外的受众也许对中国的一线城市并无太大兴趣，反倒对新疆、贵州、海南等地区的独特风情情有独钟，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并不是从一个宏大的、整体的、抽象的逻辑层面开始，反倒是从离他们兴趣点最近的、微小的、个体的、具体的地区为起点。我们的对外传播不仅要依据官方最初的想法，更应该考虑受众最基本的认知逻辑，这两方面的平衡才会构建为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才会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我国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国际话语环境。更何况，中国之大，确实有好多可以挖掘的丰富话题，有符合海外大众审美习惯的传播资源，有衔接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文明，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充分着手去做的历史性任务，它关切到我国文化传播的想象力、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关切到我国未来在国际话语舞台中的地位。由政治本位的“强制力”传播，向文化取向的“吸引力”传播转变现在看来，“一带一路”更被人们赋予一个政治性色彩浓重的概念，被解读为中国政府在新时期推行的国家治理新方式，被诠释为中国力图突破国际“封锁”的外交战略新格局。然而，“一带一路”所潜在具有的文化功能被人为地割裂与剥夺，沦为一个硬梆梆的带有强烈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阻碍了它在全球的传播认同度。在国际传播中，中国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之所以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是因为这样的概念被外界认为充满了挑衅性的政治野心和抱负，带有强烈的霍布斯般弱肉强食的理念意识。在传播语境下，过于直白和功利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这让大众本能地释放出焦躁、质疑、自我防卫、不安、冷漠等负面情绪，不利于信息的解构和意义的解读，从而也有损对外传播的最终效果。“一带一路”的根本性质固然归属于政治层面的话语框架，但它的表达方式更应该接近大众的普遍接受程度。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促进传播效果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通过共同的体验产生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senseofcommonality），在面对共同体验的时候，人类会忽略不同的语言、风俗，甚至搁置各自的民族、国籍和身份认同。而共同的体验并非来源于政治性的强制遵从，而是基于文化认同营造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具有奇特的感召力，它唤醒人类最原始的感性冲动，刺激了人性中最脆弱的敏感神经，激活了曾经被隐藏在心灵某个角落的欲望。基于文化认同的吸引是无形的，却具有无限的力量，它可以让大众毫无理由地喜欢上一种文化形态、一种价值观念，将其上升为在既有知识和经验基础之上的身份认同。在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呈现出一个最为直接的传播特质，即人类共同的文化认同初步形成，而以民族、国家为符号的政治认同开始衰落。由互联网所构筑的文化感召着诸如自由、平等、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回归，不得不承认这些价值观念演变为一种可以“自由流通的文化”，逐渐超越甚至取代由民族国家、地域等所筑起的藩篱。在这种情势下，我国“一带一路”的话语表达应该具有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意识上的转变，是摆脱“唯政治论”的传播态度。成功的对外传播不仅应该彰显一国最为浓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更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般的文化滋养和吸引。当然，这并不等于以政治为本位的传播是错误的，而是说为了政治而强调政治是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在“一带一路”的宣传和传播中，实行话语传播体系领域的“简政放权”，即预先设定一个边界，这个边界规定出政治本位的“强制力”传播和文化取向的“吸引力”传播的适用范围、人员配置、机构权力等内容。政府把关者和文化工作者在共同营造“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时，要明确自己的职权范围，政府把关者不要随意干涉文化工作者应负责的领域，两者各行其职、各得其所，“一带一路”的文化属性才会更加凸显、我们的对外传播才会更契合全球化新媒体传播的时代要求。这种转变更是行为上的转变，是整合我国现有多样文化的历史性转变。我国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悠久、多地区文化并存的文明实体，要呈现给国际社会的文化资源让人眼花缭乱，如何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寻找到我国文化与全球大众文化相契合的连接点，这是更为具体的、具有操作性质的问题。“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要想成功，不是简单地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一个机械地搬运，更应该是对其进行审时度势的加工、创造，来制造出相对稳定、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文化产品，可以及时供各国民众进行消费。在全球范围内，举办更多可以展现我国软实力的文化交流活动，来和受众互动地塑造出专属我国、独特的文化品质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