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与实践教学在汽车设计后备人才培养中的重要

人才与未来—中国设计教育与企业发展高峰论坛主题演讲：《产学研与实践教学在汽车设计后备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作者：沈扬整理来源：视觉同盟时间：2009年9月21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严扬主持人：现在开始下面一场演讲，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的严扬教授，为大家带来的演讲题目是《产学研与实践教学在汽车设计后备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大家欢迎。严扬：早上好！很荣幸今天上午能够在这个会议上就设计教育和企业的需求，与大家进行探讨。前一场陈群一老师讲的非常精彩，他从企业的典型角色探讨了汽车设计、汽车设计教育之间的关系，也给我们提了很多的要求。我把这种要求看成是整个业界对教育提出的一种新的挑战。下面就这个题目讲一下我的观点，里头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是我最近几年负责的交通工具造型设计专业在这方面作出的一些尝试和探讨。前面这段是清华大学基本的状况。我们学院实际上最早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6年从中央美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中国美院出来的老师组成了中央工艺美院。在当时是一个“另类”。所谓“另类”，就是当时中国只有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实际上是一所设计学院，当时叫做工艺美术，实际上是一所设计学院。由于这个学院学科“另类”的特性，自从成立就一下子融入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觉得比传统的美院融入得更加深、更加广泛。比如说56年成立以后，58年、59年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主要是由中央工艺美院一批最老的教师参与了建设，包括一些装饰等等。在传统的美术学院里头参与这样的活动，是不太容易想象的，也被认为不是他们的本行，“血统不纯”。所以说工艺美院从一出生就被认为“血统不纯”，正是由于这种“血统不纯”，被动的变成了中国很长时间唯一的一所设计学院。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二十多年，中央工艺美院在中国设计教育建立了它独特的地位，这是学院的状况。1999年学院并入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的一部分，给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机会，关键在于能不能抓住这种可能性，抓住这次机会。学院基本学科的配置，规模最大的部分是设计，纯艺术是2000年开始建立的，还有史学和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有三大块构成。清华美院从学生规模来讲我觉得有点太小了，一个学校这么大的配备，这么大一个楼，每年本科生的数量248名，研究生一百多名，总共每年入学300多学生，大概不到400学生，四年加起来1000多学生。老师大概有200多人，从学校师生比来看，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从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好事情，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政策。工业设计系最早脱胎于1978年建立的工业美术系，工业美术系当时分成两个专业，一个工业产品造型专业，由郑可教授领导，另外一个是室内设计专业，还带有家具。到84年这个系第二次拆分，由当时从德国回来的柳冠中教授，还有从日本回来的王明旨教授，两个人分别任正、副系主任，开始了中国工业设计教育的起始。实际上我们系不是最早建立的，当时比我们早一两年的还有无锡轻工学院等等其它的兄弟学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是中国所谓现代设计教育在艺术院校，包括工科院校开始扎根萌芽的时期。我们现在有三个专业方向，最早的是84年建立的产品设计，第二是展示设计，大概是在89年建立，第三交通工具是最新的，2003年开始招收学生。我们招收直接从二年级的学生开始进专业，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前面是一些基本情况，我们系和全球一些其它的学校都有长期固定的合作，有实质性的教学合作，有一些在国际上都是比较有名的。这是最近十年和我们有固定合作关系的国内外企业，其中有一部分是汽车行业，美国的《商业周刊》06、07连续两年把我们评为全球“TopsixtyDesignSchool（顶尖的六十所设计学院）”，06年在中国有三个学校上榜，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同济大学。07年有两个，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08年没有评，我估计跟经济危机有关系。我觉得这不是太说明问题，只是和大家表示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系在清华大学很大的架构里面，为学校还是做了一些贡献。下面言归正题，我讲一下交通工具专业。可能大家知道我出身于汽车行业，在汽车行业干过四年工程师，86年离开了，原因是我调到工艺美院做老师。第二个原因，我比较痛恨82年-86年当时的汽车行业，我觉得很痛苦，就是那样的感觉。97年的时候，我们原来的系主任柳冠中教授就跟我说：“中国的汽车行业可能会发展起来，咱们赶紧开创汽车造型专业，还来得及。”我反对，最后他就自己干，99年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张帆、李建业。他的研究生2002年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汽车行业开始起飞。结果张帆现在在奔驰做设计师，李建业离开汽车行业现在也很不错，在香港飞利浦，大概是工资最高的人。我想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柳冠中教授作为教育工作者，他的远见是教育工作者所必须具有的素质。汽车设计至少提前两三年开发，三年以后要上市，所以必须要有至少两年到三年的前瞻性，教育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培养的学生毕业以后，真正发挥作用可能要五年甚至十年，如果教育没有前瞻性的话，很难使学生能够赶上时代的要求。所以我想通过当时他和我的对比，我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我大概02年开始接触这个专业，开始了本科的专业。本科加上今年的毕业生有51个人毕业。这是稍微老一点的数据，有六位在陈老师的手下。这个数据是每天都在变化的，数据是三十多名学生直到今年四月份工作的状况，有的出现两次，上面那四名一毕业就直接被国外的公司聘走了，在国外工作。下面这个是合资的公司。在北京阿尔特有六名学生，长城华冠今年毕业的学生去了六个。这是专业的状况，从本专业就业率来讲，我们达到55%，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大概从05年开始，上海和北京举行的国际车展上面，每年都会有几辆车来自于我们专业的毕业生。这些设计，并不是看起来都很优秀，有些可能显得比较稚嫩，但是这些学生离开学校的时间并不长。我觉得得益于两个条件，这几届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在陈老师的带领下设计的，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领导人，能够带领这个团队参与很多设计；第二，得益于中国的大环境，汽车市场全世界都在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汽车市场逆势上扬，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认为这个窗口顶多还有五年到十年。过了十年，这个窗口就会关闭。由此我还是要感谢当年柳冠中教授的远见卓识，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刚才提到了教育必须要超前于社会，就是作为教育家，作为教育项目的发送者，我觉得必须要看到现实的，至少是中期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设计教育，我觉得更是这样。其实做设计教师，他创造性的劳动，一点都不比设计师少。我们通常认为设计是一个创意产业，实际上设计教师，不仅是设计教师，任何教师也都是创意产业。作为学校来讲，我觉得现在真正应当探讨的就是教学结构怎么能够应对当今社会。我们传统教育结构是专业制，尤其是大学，应对专业的教学管理体制是系下面的教研室，教研室通常是管专业的。那么实际上教研室和系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人员是固定的，教案是固定的，教学方法是固定的，实验室是固定的，工作场所是固定的，这一固定恐怕至少要十年的时间，这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是学工的，教研室大概有十五位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现在就业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快，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传统模式没有多大的变化。怎么变呢？我觉得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做法。有一个可能的选择，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以一个知识规律为基础的学科平台，再加上以中期社会需求为基础，叫做Program，我找不到一个中文的词去对应它，可以翻译成专业，也可以翻译成课程。但是好像翻译成专业就和我们传统的专业“Major”的概念就一样了，我觉得Program也可以翻译成项目，也可以翻译成课程，好像这个意思也不是很准确。我想稍微解释一下。第一，学科基础必须要以知识规律为平台。所以说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认为我们国家大学的学科，有时候划分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有的老学科划分得非常细，一本书就能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实际上你看这个二级学科和那个二级学科，它背后的知识规律90%都是一样的。另外一些新的学科，交叉学科，比如说最近十年、二十年增长的新学科，一个很大的领域，背后有很大的行业，它是一个三级学科，三级学科又不是三级学科，是学科下面的一个专业方向。同样的规律，背后的规律差距非常之大。具体的例子我不讲了。实际上我们的学科基础要重新梳理。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个系或者是一个学院，它的知识架构应当是以知识规律为基础的，这个知识规律包括显性的知识和隐性的知识。显形的知识就是具体的技巧、技能、知识点和方法；隐性的知识是背后的规律，背后的思想方法，我觉得这方面应当是稳定的，而且可以一直往深了去钻研，但是它的宽度和深度要有足够的承载力。这个学科基础平台不能太窄，当然也不能太宽。要通过不断地实践，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上。比如说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这两个都是二级学科。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两个概念也非常混乱，艺术设计是属于文科下面的，工业设计不叫工业设计，是属于机械下头的二级学科，叫工业产品造型设计，本科的平台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混乱性，这种混乱性实际上是造成现在大学设计教育本身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刚才有人问究竟是工科毕业的学生好，还是艺术毕业的学生好，没有这个差别。设计本身应该隶属于一个单独的学科基础，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既不属于工科，也不属于艺术。实际上是两者之间，幸好有一些有识之士，现在正在做这个，准备把艺术学变成一个门类，把设计学变成一个一级学科，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讲了。第二，我们过去叫“专业”，专业实际上是从苏联过来的一个概念。前几年提出“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我觉得纯粹是胡说。“高素质”是一个愿景，“厚基础”什么叫厚？“宽口径”什么叫宽？于是很多学校采用了一种办法，我管它叫“快餐式”。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厨房，里头有韩餐，有日餐，有印度餐，有中餐，有鲁菜，有川菜，有馄钝，有包子，有牛排，学生自己去选。选完以后，你拿一份日本的寿司，再拿一份稀饭，两个搭配起来吃，我不管。我觉得这是放弃学校的责任，这种“厚基础、宽口径”完全没有价值，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我管它叫“样样精通，样样稀松。”我们试图培养出既能做牙医，又能做会计，又能做设计师，又能做政治家，又能做工程师的人。我觉得学校没有力量去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不断爆炸的知识增长，所以就采取了一种反正是你自己选的，我给你快餐，你吃坏了肚子是你的事的态度。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学校的老师应当把自己的教学规模、教学基本单元缩小，缩小到3-5个人。3-5个人领导一个Program，不是一个系，不是一个专业，是一个Program，3-5个基础老师做骨干，然后大量聘请业界的老师，组成一个灵活的教学结构，以中期的需求为目标，远期的可能太远了，这3-5个人的眼界够不着，近期的不太合适，中期5-10年的目标。所以有人问我说：“你的交通工具设计专业能办多少年？”我说：“我不知道，至少5年之内我还会办。但是超过5年，我没准儿把它停掉，因为它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万一我的学生就业发展困难了，竞争厉害了，其它兄弟院校起来了，我可能要寻找其它新的方向。”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在提供知识方面，可以把学生分成两段制。比如说一部分是提供相对稳定而扎实的通识。这个知识包括技能，包括思想方法，甚至包括道德。另外一部分，要和业界密切结合，提供灵活而精确的专门知识。因为只有把它缩小规模，变成一个Program，然后它才有可能形成灵活而精准的专门知识。下面具体讲一下，我这边的教学目标。我把它设立了两个层次，画成一个金字塔，底下蓝的部分是基础层次。微观的表现目标，我希望我的专业，我的学生，能够逐渐接近国际水平。这种国际水平，不是随便提一个目标，因为设立了目标以后，我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把这些国际的学校都找到，我一个一个地拜访，把那边的老师请过来，有的学校去过三次，像ARTCENTER去过两次，皇家艺术学院去过三次，弘益去过两次，德国的去过三次，和那边的老师建立了密切交往的关系，有的老师如果有条件会把他们请过来在这边上课，和我们进行交流。比较高的教学目标，我给我的学生设立了两个：第一，我希望他们在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