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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要点：1、一、概括我国控烟失败的具体表现：烟草价格和税收较低，控制不力；烟草广告泛滥、烟草赞助行为隐性存在；香烟盒上“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不力；公共场所未能全面禁烟。我国控烟失败的具体表现：第一、烟草价格和税收较低，为实现提高烟草价格和税收的承诺；第二、烟草广告泛滥、烟草赞助行为隐性存在，未被了承诺中禁止烟草广告和赞助行为的内容；第三、香烟盒上“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不力，与它国相比我国的烟盒包装警示力度不够；第四、公共场所未能全面禁烟，未被了公共场合完全无烟的约定。2、我国控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烟草业的阻挠。其他原因为：缺乏全国性的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广告法中缺乏禁止香烟广告的明确规定，存在隐性的烟草广告公益活动。我国控烟失败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企不分，工信部既是政府部门又是烟草专卖的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影响了我国控烟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我国缺乏全国性的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律法律；三是现有法律中存在不完备之处，广告法中缺乏禁止香烟广告的明确规定，缺少对烟草参与公益活动的明确禁止规定。以上导致控烟失败原因中最主要的是政企不分。3、搞好我国控烟工作的启示如下：一、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禁烟的范围，同时广泛宣传，使市民了解。二、提高烟草税费，提高烟草价格三、成立中介组织：设置禁烟日，号召全社会共同帮助吸烟者戒烟四、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违规吸烟者给予经济上的重罚五、加强监管，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大对违规者的监督处罚，4、两者言论的分歧在于政府该以何种理由来禁烟；梁文道反对以限制个体吸烟为目的的禁烟。吸烟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只要不让二手烟危害别人，就应该容许吸烟。罗秉祥支持以避免当事人受伤的限制自由行为更有价值，所以要禁烟。吸烟危害自身和他人健康，污染环境，安全隐患严重，因此公权力应当限制诸如此类的个人的自由选择。不能因为只要不让二手烟危害别人，就容许吸烟。禁烟道义与利益的抉择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相关部门政企不分、烟草涨税不涨价、烟草文化难以改变等原因，履约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提出的5个控烟关键政策和10项烟草控制指标，专家评估，中国控烟履约的绩效综合得分，仅为37.3分，中国“爽约”已是必然。可是，只要你回顾中国履约5年内的所作所为，会发现我们对于禁烟这件事其实并无诚意。2010年11月在乌拉圭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旨在探讨《公约》中对涉及“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方面”的实施准则，但我国由于以工信部和烟草专卖局人员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并强调烟草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而多次被提名获得“脏烟灰缸”奖，“这无疑是公然站在了利益一面”。无需罗列一长串数字，每个人都知道烟草行业是个暴利行业，甚至是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可在烟草行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些数字更应让人们知道：我国吸烟者约有3.5亿，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近100万人，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超过因艾滋病、肺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一方面是暴利，一方面是高死亡率，所以禁烟对于政府而言，其实就是道义与利益的抉择。很不幸的是，相比于禁烟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我国的立场依然偏向于利益。关于这一点，从烟盒上的图案就可看出来。我国烟盒上印的都是些天安门、大熊猫、中国龙等美好华贵的图案，而国外烟盒包装上印的却是烂嘴、烂肺、骷髅等恶心图案。因为在我国，高价烟向来是礼品消费或公款消费的主要货源，而谁会要印着骷髅的礼品呢？1月2日，西班牙实施了该国史上最严格的禁烟令，酒吧、餐厅、学校、游乐场等公共室外场所都禁止吸烟。要知道，西班牙正经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多酒吧、餐厅本就经营惨淡，禁烟令一出，势必会对西班牙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西班牙政府明知道此时出台禁烟令是对衰弱的经济火上浇油，还是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因为它站到了道义的一边。中国禁烟还需巧用社会压力即使在冬日寒冷的纽约街头，衣冠楚楚的上班族迫于严格的禁烟令，也只能跑到大街上过把烟瘾。美国禁烟最彻底的加州已推出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包括公园、户外海滩等）的条例，纽约等城市也在跟进。而中国近5年内全民吸烟率非但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在3年内还增加了2亿人。在中国人的人情往来里，香烟是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向地位高的人敬烟是种荣耀，同事之间借个火是增进交情，朋友间递根烟则无话不谈。有人平时并不吸烟，但在工作休息间隙却爱与同事们点上一根，借机一起“说小话”，否则就会被排斥在外。也许，中国禁烟需开发另一条辅助路径，那就是社会个体“自下而上”的改变，即从社会心理、文化习俗和大众传播上做文章，引导吸烟群体改变态度与行动。吸烟的一般危害，人们早就耳熟能详。但吸烟对男女两性的生育能力、性健康以及新生儿健康的破坏作用，却极少作为广告主题呈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家族观念重，一向重视传宗接代问题。生活中，就有不少“准爸爸”为了自己怀孕的妻子而戒烟。而处在觅偶期的年轻人，也相当重视自己在异性眼里的魅力。吸烟得了肺癌令人同情，但影响生育健康则会让颇具羞愧意识的中国人感到无地自容。如果能够通过广告宣传，在人们头脑里建立吸烟与性健康之间的联结，利用社会压力、家庭压力来推动戒烟，不失为好办法，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科研数据支持。此外，心理学认为，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时，会引起个体的心理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紧张，人们会采取多种方法。吸烟者看了戒烟广告会产生不舒适感，便会找些应对方法，比如下次自动屏蔽戒烟广告，认为自己是个特例，甚至归因于广告创作者在胡扯。这就需要利用好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网络：一是广告多呈现儿童被动吸烟受苦的主题，二是多呈现戒烟者的现身说法而非明星的名人效应，三是让现实中的家庭成员一起监督协助吸烟者。禁烟令缘何有规难行1月9日，是我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周年的日子。公约承诺，在此前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2010年9月下旬由中国疾控中心、美国疾控中心等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吸烟率为52．9％；7．4亿人被动吸二手烟，比3年前增加2亿人。立法缺失致控烟无依据。杭州卫生局的相关负责人向表示，从10个月的控烟成效来看，杭州的控烟力度在全国来说，都可以说是最大的。但仍有一些场所无法实现全面禁烟。同样的情形在其他几座城市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由于我国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律，致使禁烟无法可依，是禁烟令难以执行的重要原因。政企不分控烟乏力，目前，我国烟草行业实行“政企合一”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让卖烟的去禁烟，必然会形成利益搏击。而卫生部领导下的国家控烟办平时只负责宣传、教育等层面的工作，只能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提醒普通人远离烟草，并没有禁烟的权限。在这种大框架下的垂直管理，为控烟工作形成很大阻力。变相卷烟广告难禁：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明确规定，烟草制品包装上，必须说明烟草使用有害的健康警语，健康警语应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但记者了解到，中国烟草企业在国内销售的烟草制品包装上只有一行“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同样我国进口的卷烟，也没有执行《公约》规定。此外，相关部门在2008年中国抽查40部电视剧发现，有38部有抽烟镜头，最长的累计达两个多小时，尤其《新上海滩》，片中每个人都在吸烟，尤其被不少观众誉为“酷极了”的男主角，那吞云吐雾的形象，很容易被青少年所模仿。“送烟等于送危害，你把祝福连同肺癌等呼吸疾病一起送给了朋友。你把敬意连同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一起送给了同事。你把关爱连同死亡一起送给了亲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如何规避以上问题，落实禁烟令还需政府从加强立法、政企分家、加大宣传等角度入手，从而还公众一个无烟的健康环境。中国禁烟承诺失败的沉重警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世界卫生组织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国际公约，也是第一个有关烟草控制的国际公约。中国作出用五年时间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100%禁烟的承诺，体现了中国作为缔约方对《公约》的尊重和责任。如今承诺的期限已到，承诺的内容却归于失败，对中国的控烟工作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尴尬，更是一个沉重的警示。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中国控烟首先必须跨过第一道门槛——大幅度减少烟草消费中的人情消费。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很多人际交往、礼尚往来都体现在消费环节当中。人情消费的一个大头是烟草消费，它既包括不少人将高档烟草制品作为馈赠送礼的物品，也包括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性地向他人敬烟。中国需要借鉴全球公认的控制烟草流行最有效的办法，在全国每年约1千亿盒卷烟包装上印上折寿、自残、致癌、腐烂肺部、畸形胎儿等警示图形。这有助于突出和强化烟草消费的恐怖意味与负面价值，逐渐使送烟、敬烟成为一种社会禁忌，将人情烟草消费减少到最低限度。中国控烟需要跨过的第二道门槛是，大力遏制烟草消费中的公款消费。公款消费也是烟草消费的一个大头，并成为公款吃喝的一部分，所以，只有从整体上遏制公款吃喝，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烟草消费中的公款消费。这将有待于建立一个公开透明且具有刚性法律效力的公共财政制度。此外，中国控烟需要跨过第三道门槛——打破“烟草对国家税收贡献极大”的神话，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给发展烟草行业所产生的利弊得失算大账、算总账。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认识：吸烟的害处远远大于烟草利税增长。一份由60多位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参与完成的《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由于烟草导致的公众健康危害，中国烟草行业的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的1.5亿元骤降至2010年的负600亿元，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在内的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利润、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照此趋势下去，中国的烟草行业发展越红火，公众健康和社会整体利益受到的损害必将越大，其后果不堪设想。2008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约束烟草的三条实施准则，第一条明确规定，“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应防止其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在前述中国控烟的三个问题中，实际上都能看到与烟草业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子，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对制定和实施控烟政策施加特殊影响，从而使控烟政策越来越低效，使控烟需要跨过的门槛越来越高。这正是中国控烟工作的最大“软肋”所在，也是中国“五年禁烟”承诺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此而言，中国制定和实施更加严格的控烟政策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深化改革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形成均衡的社会治理结构和良性的政治生态，才能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控烟政策的不当影响，使控烟事业步入法治、健康的正轨“禁烟难”难在“烟草财政”依赖症去年5月,武汉市对医疗机构作出全面禁烟规定,要求至2010年底,逾半医院需建成无烟单位,2011年1月1日起全面禁烟。这一要求能否实现?记者多路探访发现,情况很不乐观。因执法人员和执法力度不足,5年来未开出一张罚单,“禁烟令”成为一纸空文。据介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北京、上海、杭州等150个城市和地区虽说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都因种种原因有规难行(1月3日《楚天都市报》)。在我看来,当前公共场所禁烟执行不力,除了立法缺位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烟草消费是不少地方重要的税收来源。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消息说,200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31.1亿元,同比增长12.2%。针对政协委员“加大禁烟力度”的呼吁,国家烟草专卖局张保振副局长曾回应说“禁烟影响社会稳定”,为烟草行业的垄断利益辩护。这样的大背景下,有的地方狭隘的经济思想在作怪,一面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一面默许烟草广告。有的烟草企业还以助学为名利用希望工程打烟草广告。“烟草助你成才”,以烟草冠名的希望小学达17所之多就是佐证。禁烟的难度可想而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