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秦晖土地问题在我们国家是影响很大的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有很多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结论，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这些结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在一旦有人提出，中国是不是可以搞土地私有制，马上就有人说，那怎么可以呢，搞土地私有制就会出现无地农民，然后无地农民多了，地主和农民就会打起来，就会爆发农民战争，就会天下大乱，等等。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它们当然是跟我们之前的一套说法是有关的。这套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高度集中，因此就有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冲突。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农民基本都是佃户，共产党搞了土改之后，农民才有了土地。以前农民不是佃农就是雇农。有些人承认在传统时代有一些自耕农，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自耕农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文革期间曾经有人说，传统时代的自耕农是佃农的后备军，也就是说，他们在不断的分化当中，少数人成了地主，大多数人成了佃农。那么，为什么土地会那么集中呢？有些人说，是因为那时候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既然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那么很快便会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发了成为地主，多数人就会成为佃户。大家知道，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1949年搞了土改以后，很多人认为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土改之后还要搞集体化，因为据说如果不搞集体化，那么小农即使再平均，他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又会发生两极分化，因此土改后如果不继续搞集体化，那么，用我们以前的说法，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我们通过土改消灭了大土地私有制后，接着还要消灭小土地私有制。要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这样才能消灭所谓的土地兼并。这个说法曾经影响很大，而且三十年来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1978年的时候，有人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这个所谓的“一夜回到解放前”并不是把土地交回了地主，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交给农民和交给地主是差不多的，因为只要交给农民，农民就会两极分化。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人再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如果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说，不仅把土地使用权，而且把土地所有权都交给农民的话，仍然会有人说，这样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要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就会发生兼并，就会发生大集中，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时代的一切弊病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点产生的。大家知道，这的确是中国的一个特征，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周期，一会儿是太平盛世，然后王朝就崩溃了，崩溃过程中就发生严重的社会爆炸，我们以前叫作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确很恐怖，而且可以说，那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像中国这样的农民战争的。像欧洲也好，俄罗斯也好，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历史书上也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的事，但是那些规模都是很小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是能够改朝换代的。只有中国，往往就是由于王朝末年发生的社会大爆炸导致王朝重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以外，只有越南有过一次类似的，就是我们历史上说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一个西山王朝。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尽管在那些国家也有所谓的朝代，但他们那个“dynasty”我们翻成“朝代”其实就是个误解，它和中国的朝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而且也不是在大动乱中出现的，在西方所谓的“改朝换代”，大家往往都感觉不到，换了个徽章就算改朝换代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恐怖的大乱呢？很多王朝交替期间的社会大爆炸都要死掉一大半人，造成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就是因为周期性的土地兼并，一场大乱以后，土地是比较平均的，然后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越来越集中，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一定程度就大乱一次，然后又重新达到一种平衡。国共为土地而战？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周期性的治乱，这是第三个逻辑。第四个推出的逻辑，用来解释近代的历史，尤其是解释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简单说就是国共斗争的历史。这套说法就变成了：这是一场因为土地问题闹起来的斗争。我们以前讲，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帝针对的是外国人，反封建对的就是地主，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这场革命中，共产党是代表农民的，是主张土地改革的，国民党是代表地主的，是反对土地改革的，因此他们就水火不能相容。按照这种说法，共产党就是因为土改，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才能打败国民党。整个这一套叙述体系，听起来在逻辑上的确是环环相扣的，可是这里面每一个话题，我们仔细分析，都会产生很多疑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之前的那一套之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有说服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仅共产党这样说，国民党中也有很多人这样说。内战末期国民党快要不行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很多人，如陈立夫、孙科都讲过这一类的话——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就是因为在土改上比不过共产党。大家知道孙科当年有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共产党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所以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就是因为实行了我爹（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一半。有人把它叫做“半民主义”，大家知道民生主义按照后来国民党的说法，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项，共产党搞了“平均地权”这一项，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国民党其实也没做错什么，唯一的缺陷就是“半民主义”搞得不如共产党。由于国共两党都这么讲，好像这个说法就板上钉钉了。不过从今天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两边都这样讲，是不是恰恰说明，这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其实是差不多的呢？正是因为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是差不多的，所以提出的解释体系也是差不多的。从这里我们想到，两者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嘛？孙科的那句话，使我们想到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一个说辞，当时很多人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就很不高兴，他发言时说，我们受到任何挫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和孙科的说法是一样的，孙科的这个说法，国民党听来是很顺耳的，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一党专政、独裁腐败、不可救药，那他们就会很难受，但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听先总理的话，就像林彪的那个说法，是比较好听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对两党的解释是基本差不多的，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看法，这个看法取决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首先，在民国时期，土地分配是不是平均的呢？当然应该承认，肯定不是平均的，即使在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土地分配也不是平均的，但是这个不平均有个程度问题。我们以前总是用举例的办法来讲平均不平均，比如某个大地主拥有一万亩土地，有个农民无立锥之地。但是举例子其实是没有可资比较的根据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统计手段去分析一种分配的不平等的程度。土地分配基尼系数：0.53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均经常用基尼系数，它给出了一个衡量不平均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3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低于0.3就是很平等，比较少见；0.3以上就不太平等了，如果高于0.4就是超过警戒线了，属于比较严重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可以用基尼系数统计一下中国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这比起举例子要科学得多。改革之后的三十年，经济史研究不仅在定性研究，也在定量研究，所有研究都指向一点：我们此前的研究对土地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是有所夸大的。比如说，土改以前，党的文件中讲，中国地主占人口5%，但是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这种主张，而且大家也查不到这种主张的来源。很多人当年曾经问过杜润生先生（杜老是参加过土改的，是我们党农业问题的元老），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恶，他说不知道，他也问过毛主席，也没有问出所以然。到底是什么情况？杜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土改其实可分的土地并不多，印象中地主和富农加在一起，拥有的土地可能就是一半，或者40%。我们要注意，杜老九十多岁的回忆不能当成严格的统计数据，因为当时杜老也不可能去做具体的统计分析了，这是他作为一个土改过来人的回忆，但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也认为（地主的土地）比例没有那么多。这里我简单讲两个数据，一是1980年时，为了搞农村改革，中央专门让统计局去摸底，他们认为土改前地主占地的比例只有38.26%，这里“土改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指的是“土改前三年”，大家知道，土改的风声传出过，很多地方的地主就赶快处理他们的土地，免得被白白分走，所以就造成很多地方找不到斗争对象，为了搞阶级斗争，当时有个说法：土改前三年内发生的地权变化是不算数的。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当时的主任郭德宏先生也做过一项研究，他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全国地主平均占有41%的土地，但是他还说，有一个趋势，就是整个民国年间，土地分配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按照他的计算，到了土改前，（地主占地）已经降到了32.16%。这里我要讲，“地主占有土地”是一个很难科学定义的概念，因为首先“地主是谁”就有很大的弹性，我曾经搞过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地方就找不到地主，所谓“关中无地主”，土改的时候统计出来的地主占有土地，只有5%。“二华”，也就是华阴和华县，有些地方在一个区的范围内都没有划出地主来。我倾向于把“地主”这个概念抛开，不讲什么是地主，只讲土地分配的不均度，这个是可以用基尼系数表示的，而且不管你在政策上怎么划地主，按照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只能有一个。根据旧社会各地区的土地册籍，有人统计出了上百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数据，总的趋势是：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大于0.7或小于0.4都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在0.4到0.6之间，全国的平均值是0.53。那么0.53是比较平等还是比较不平等呢？我们首先做横向和纵向两个比较。横向看，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业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都比中国高，说明当时中国的土地在各国中是很分散的；如果纵向比较，发展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郭德宏先生提出的“分散”有两层：一是总地权的分配越来越分散，地主富农土地不断减少，农民土地增加；二是封建性地产（用于出租的土地）的分散尤其明显，民国初年，出租土地的都是大所有者，但是到了民国末期，越来越多的小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从纵横两方面的比较，都不能得出中国土地问题很严重的结论。台湾1949年后搞过和平土改，全世界公认比较彻底，实现了自耕农化，土改后它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到60年代仍然有0.46，可是中国大陆在土改以前，很多地方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就已经低于这个数字，而且有逐渐分散的趋势，比如无锡，30年代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44，到了40年代降到0.329，常熟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它们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低于台湾土改后的基尼系数，如果台湾0.46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被认为土改很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大陆很多地方，是不是有必要搞土改都成了问题。有人会问，0.53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现在的基尼系数超过0.4大家不是就认为很高了吗？但大家想想，这两个基尼系数是同一个概念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后者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而0.53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两个系数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主一般都比较富，无地的佃农和雇农一般都比较穷，但两者的相关性不是对等的关系，不能说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是0.5。土地分配在理论上的最高值是1，也就是所有土地都集中到一个大地主手里，其他人都一无所有，可这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假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土地，那么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1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唯一的地主同时也是自耕农，自己种了所有的土地，既不需要支付工资，也不需要跟别人分成，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其他人不都饿死了嘛？世界上有无产阶级，但不可能有无收入阶级的；第二，如果大地主同时又是一个大自耕农，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剥削了。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则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虽然两个系数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纯经济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