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79之战我步兵448团失利、瓦解的全过程

亲历者讲述79之战我步兵448团失利、瓦解的全过程1979年3月13日，我50军第150师步兵448团奉前指之命由越南班英向北清剿回撤，在那嘎及其以北地区夜间行动，遭敌阻击，由于部队指挥员惊慌失措，指挥不当，造成542人失散（其中被虏219名），丢失各种枪支407件。这是自朝鲜战争180师失利后，我军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教训。感谢亲历者“老鱼”将他们的故事告诉后人，永远怀念那些只有十九岁，甚至十七岁就战死沙场的战士们，那颗心，注定永远永远停留在了容易流泪的十九岁……兵败如山作者：老鱼这是我在79年对越作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故事。我们班9人中有5人牺牲在那接连数日的伏击、突围和遭遇战斗中，其中1人被俘。安全回国的3人是：我、王宏和陈秀颖。其实，写出这段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段失败、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不过我以为真实的东西永远是有价值的，在许多所谓高大全的越战故事和传奇里，我愿意写出这一段不让人振奋的述说，以还原部分可能被淹没的历史。——2006年10月27日于云南丽江一山脚下的云雾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下山之后，道路通向一条长长的水坝。百十来米长的水坝左侧是一潭清水，右侧约5、6米高的坝下是一片略微起伏的稻田。在排长的命令下，我们全班继续用交替掩护的方式通过水坝。然后我们顺着大路绕过两个种满茶树的小山坡，那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二十余栋乡间民宅排列在一条大车道的两旁，干涸的路面上凸凹的车辙印变得十分坚硬。四处寂静无声，只有距村口不远处那两具腐烂尸体发出的臭味越来越浓烈。全班停止了前进，大家细致地观察周围，不放过一丝可疑的征候。但是因为有雾，视线所及也就200米左右的范围，附近的山头被雾气笼罩着。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县现九寨沟县人）示意全班仍按交替掩护的形式前进，于是9人组成的3个战斗小组，便依次向村庄抵近，在一个小组向前突进的时候，另外两个小组就地担负掩护任务。一个团部配属给我们尖刀班的火力排就紧跟在我们后面，带着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重型步兵武器，他们的任务是如果我们尖刀班遇到敌情，他们就用猛烈的火力支援我们，并为后面的大部队赢得部署、展开的时间。大部队距我们尖刀班，大致一直保持着500米的距离。尸体越来越近了，从破烂的服装上判断是两名越南军人的尸体，高度腐败的尸体已成黑色，地面的血迹犹如沥青一般粘稠，上面落满了苍蝇。只要我处于掩护任务的时候，就用军帽掩住口鼻，以减弱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距离50米了，村庄里依然无丝毫动静，只有村口牛圈里的几头老牛在吃草时发出的声响。班长示意全班展开成散兵线接近村庄，大家起身端着枪，手指搭着扳机，全神贯注缓慢地走向村口。这时突然有一条狗从村庄里扑出来，对着我们狂吠不止，大家的心立即悬了起来。班长阮少文（云南大理人）举起微声冲锋枪，瞄着狗打了一枪，那狗受伤后哀鸣着向村里挣扎而去。就在大家准备冲进村庄以便抢占地形先发制人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怔了一下，相互看一眼，当我“可能是后面部队里谁的枪械走火”这句话正要说出口时，一阵如风暴般的机枪声顷刻间响彻山谷，我们回头一看，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的大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遭受到越军重火力的伏击，当时就有许多年轻战士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献出了生命。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我们是遭到了伏击，而我们尖刀班是被越军故意放过。激烈的枪声持续猛烈，我们跳进了路边无水的渠道里，举起武器向枪声响起的方向射击。但是大雾仍未散去，我们射击的精确性自然无法保证。大家就一个愿望，希望能吸引越军的部分火力。约几分钟过后，越军的火力就开始转向我们，子弹打在板结的土地上，崩起的拳头般大小的土块象下雨般朝我们头上砸来……这是公元1979年3月11日接近中午的某个时刻，地点位于越南高平市往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当时我是某陆军步兵团特务连侦察班的战士，全团第一梯队（2营）尖刀班的一员。许多年之后，我在广西旅行，在一处山野里突然闻到了一阵熟悉、沁人心脾的花香，我问当地老农打听这是什么花发出的香味？老农说这是柚子花的花香。我这时才终于知道，原来在战场上与尸体恶臭搅在一起的香味就是这柚子花的香味，那两种给人极度反差的混合味道让我终身难忘。二密集的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的飞过，声响就像敲击绷直了铁丝。这时候我看见火力排的一名重机枪手在我身旁抱着机枪发呆，我大声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在找排长。我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叫他把机枪架在身后的一个缺口处，我告诉他村里没有我们的人，如果有人出来就朝他开火。他觉得我说得有理，就叫来扛支架的战士架好了机枪，向村口瞄准。我一看这哥们儿在紧张的空气里居然忘了拉枪机，我再次重拍他肩头：你子弹上膛啊！他如梦初醒：是、是的。他咔嚓一下拉上枪机。我当时感到要是越军从两个方向夹击我们，那就彻底玩儿完了。越军的火力压得我们毫无还手之机，侯班长见状就命令大家顺着水渠转移到村旁的一间房屋后面。这时候云雾慢慢散去，周围的地形也渐渐明瞭，原来伏击的越军藏身在一处独立的小山上，那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山形，在山脚下，则是一片纵深达三、四百米的开阔稻田。因为距离较远，越军的阵地设置在薄雾中还是看不真切，照地形来看，应该是在山腰的自然溶洞里。只是能看到越军射出的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只要曳光弹射向何方，那几挺重机枪就会调转枪口朝目标点射击。正在此时，我们看见有越军在村庄后面的山头活动，这一发现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越军占领村庄后的制高点，那我们就完全落入无险可守、腹背受敌的境地。班长当即下令全体轻装，准备投入抢占制高点的战斗。大家将身上携带的与战斗无直接关联的物品全部卸下，什么干粮、雨衣、攀登绳、潜望镜、伪装网、十字镐等丢了一地，当时都以为还有机会回到这里取走物品。我是在最后一刻，因为觉得部队发放的大头菜好吃，就顺手放了一个在裤兜里。随着班长的命令，全班3个小组依然按交替掩护战术，向村庄后面的山头发起冲击。山脚下有一百余米的稻田，我们只有涉水从稻田里冲锋。当我们离开房屋的掩护，队伍就完全暴露于越军的射界之内。越军主力阵地的火力顿时朝我们这边倾泻过来。我们在稻田里艰难地向前奔跑，还举枪向山顶射击。一时间只觉得枪声四起，特别是从后方射来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着，在稻田里激起一个个水柱。也怪我平时看军事题材文学作品过多，对身体中弹后一阵发麻的描述过于熟悉，所以我在冲锋时还一在留意身体的某个部位是不是发麻了，如果是，那就是挂彩了。我们终于越过那片稻田，进入梯田状的旱地。在一阵狂奔之后，正好轮到我们小组担任掩护，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组长陈秀颖（河南人）大声地叫我卧倒，注意隐蔽。我当时居然回答说：我不怕，打死算了。可见冲锋过程中体力和精神达到极限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我们想拿下的那个山头呈浑圆状，高差不到一百米。在山顶处如果没有掩体支撑就很难形成防御阵地。正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接近了山头，并用火力钳制山顶上修筑掩体的几名越军，使他们无法在山头上立足。到最后那些个越军只有选择放弃，顺着山头反斜面的树丛撤离。就这样山头就落入我们的控制。从这里往山下望去，那场面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在我们经过的水坝上和附近的稻田里，殷殷红色在田野上漫延，一个个渐行渐远的灵魂……随着枪声的渐渐减弱，大家才从刚才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刚才四散的尖刀梯队重新集合在我们这个山头，并形成一个简单的防御阵地。这一群体有两个侦察班和两个工兵班，还有火力排的一些人。相互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这帮走在全团最前面的人群居然无一伤亡，大家心里一阵庆幸。午后的阳光里，同志们或坐或躺在山头上，等着看后面的大部队如何对敌展开攻势。也许还以为当时的局势不至于失控，在山顶的同志们的情绪很快就恢复正常。大家分食手里仅有的食物，聊上几句闲话。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大部队对越军阵地有什么样的攻击。由于那时候的通讯工具十分落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法与上级联系，也就不清楚自己接下去该作什么样准备。三记得那天有较厚的云层，太阳时隐时现，大家都感觉到丝丝寒意。想去山下取自己的物品，又怕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应对。大约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得到指示，立即从山的反斜面下山，胡副团长等前指首长在山脚下正协调部队，需要我们去加强警卫。本来象警卫首长的任务应该由警卫排来担任，但是在战场上警卫首长的任务经常由我们侦察班来完成。这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和平时期首长挑选警卫员通常是找那种比较乖巧、个头适中，勤快机灵的战士来担当，但是到了战场上首长还是很清楚警卫员的基本斤两，所以在危险的关头，我们侦察兵往往就担任警卫首长的重任。在出国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所在的侦察2班就一直负责给团长做警卫，团长去视察各处阵地就是全班9人相随左右，寸步不离。就在前一天宣布回撤命令，我们侦察2班被任命为全团尖刀班时，全班战士流露出的情绪诸位心里肯定明白，但是军令如山，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山头的布防交给了别的连队，我们侦察2班下山后就开始在一条通往不明区域的小路上设防，身后的小山坳就成为全团第一梯队的前方指挥所。这时同班的新战士饶正平被班长派去作潜伏哨，位置距我们有50多米。我们距胡副团长等首长比较近，只见副团长与几位团参谋围着地图在一起商量着什么，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深刻，就是副团长在点香烟时连着两次香烟掉在地上。当然这不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当时的气氛确实让人觉得比较慌乱，在遭到这次突然的打击之后，部队连起码的应急方案都没有。半个小时后，饶正平忽然慢慢地往回走来，大家正疑惑他为什么回来时，饶正平哭着说他不能一个人呆在那里，因为他感觉到害怕。班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就安排我们小组往前推进了几十米警戒。饶正平是四川仪陇县人，来自农村，长得眉清目秀，入伍前就是生产队的会计，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件很牛的事情。他的这个举动本应受到大家的谴责，但是当时大家一声未吭，都表示出理解与同情，因为这任务放到谁的身上那恐惧都可能挥之不去，毕竟大家都没亲历过真正的战争。后来我这位战友还是牺牲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还有他的同乡陈俊波，与我很聊得来的一位同班战友、一位在县城里修钟表的小伙子，也献身于那场战争。每每我想起他们的面容，我真是欲哭无泪。四周有好些队伍在调来调去，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一会儿变来变去，大家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关键是所带的食物和御寒衣物都已丢弃，水壶里的水也所剩无几。随着太阳西斜，饥饿和寒冷一起向我们袭来。夜幕降临，指挥所要搬到一个长满竹子的山头上去，我们班仍就在山腰上形成环形防御，负责警戒。那天夜里小风一直刮着，气温很低，我身上一件单衣实在有些难以支撑，我与组长陈秀颍相距不远，我忍不住叫他过来，我说身体太冷了，能不能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幸许会好过一些，陈秀颍也冷得不行，我们两人就这样背对背地坐在潮湿的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山下。好像是夜里10点左右（我当时带去部队的一块手表，战前被排长借去了，理由是他更需要掌握时间，所以以下的时间概念都属于大致范围），我们班被集合起来，新的战斗任务是：仍然担任全团第一梯队尖刀班，引领部队连夜向北撤退。为了使部队在回撤途中不迷失方向，团里派两名作训参谋拿着地图带路。这时全团第一梯队的人员由2营和1营的非战斗人员（连队文书、司号员、通讯员等）及伤员队伍组成。胡副团长仍是前指挥长。那天夜里天空晴朗，我们又开始了作为尖刀班的角色。队伍沿着一个峡谷缓缓而行，峡谷的谷底是一条河流。我们在前面一段一段的探路，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时快时慢。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在寒冷的夜里我依然一身汗接一身汗。从那时候开始我水壶里的水已经告罄，我们有时就行进在河边，也没时间弯腰灌一壶河水。队伍行进到一个岔路时，在前面带路的两名参谋对道路去向有些不确定，一时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当时也在前面带路的侦察3班班长张孟福，与我等也在私底下把现地地形与地图对照了一番，觉得应该走朝右面走。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们当时使用的地图是三十年代由英、法等国军队调制的地图，在许多山区地域的等高线都是简略描绘。经过参谋一阵商讨，决定向左方向行进，张孟福和我等觉得方向可能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没有胆量提出不同的看法，没人敢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队伍选择了左边一条路继续前进，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