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2学时)

12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2学时）引言今天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三严三实”是当前我们党集中开展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又一个通知活动要求。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不是像我们以往的教育实践活动一样有什么分别，而是“三严三实”的问题充分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政治生态和现实。透过“三严三实”这样一个专题，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现阶段的特点趋势会有一个特别清楚明白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架构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新生态环境，应当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围绕这个专题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新常态条件下的干部生存环境。这是对中央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大的背景的一个介绍和分析。第二个，“三严三实”的政治议程及其内涵。就“三严三实”的主要内容和相关的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做一个基本交代和分析。第三个，新常态条件下的“干部姿态”。就是按照中央的“三严三实”的这种基本要求，作为党员干部应当干什么、应当怎么办、应当怎么样把“三严三实”贯彻落实到自己工作的实际当中去，结合行业特点、部门特点，有效的把“三严三实”的中央要求落实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这个对干部的行为，职务行为是重要的一个问题。一、新常态条件下的干部“生存环境”通过这个问题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的环境及其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扯的有点远了，讲“三严三实”讲经济干什么？实际上政治和经济是不分家的，政治和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抑制的。经济的特征、问题往往在政治领域能够最直接的表达出来，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有什么样的经济运行，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今天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调试，很大的程度上是适合或者说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性特征。从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可能在认识上、看法上分歧还是比较大。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至少经济新常态包含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和判断，就是当前的经济发展下行的趋势比较明显，或者说经济增长乏力，这是经济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引进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国际流行的概念，不是中国人最先提出来的，是由美国人最先提出的，表述的是在全球化的这个背景下，全球的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全球化的福利减少的情况下，全球的经济社会的一种状态，把这个叫做全球的新常态。套用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际上是由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的这么一个经济的转轨时期、转型时期，这叫做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里面我们刚才强调，它的应有之义，最基本的内涵是经济发展的增速放缓。为什么增速放缓？也有客观的原因。首先从外部环境来讲，发端于2007年后半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最后波及到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带来的整个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两个市场的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旺盛。整个外部环境的这种全球经济的周期性的困难，波及到我们的经济体，或者波及到中国，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出口乏力、出口下降。从2014年到2015年，2015年一季度出口增速成负的增长，就是说整个中国经济的出口这一块，整体上不容乐观。外部的有效的市场需求不旺盛，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东西卖不出去，如鞋子、袜子、帽子中国擅长造的这些东西，现在大部分都堆在我们的家门口变成库存。所以外部的这种经济的周期性的环境，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这是外部的外贸领域，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贸易的萧条，对中国的外部需求减退，这是外部环境。从内部环境来讲，是产能过剩的问题。钢铁、煤炭、水泥、光伏、家电、电力、船舶，这些大宗的基础行业现在普遍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效益不好，产能过剩，库存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效益就比较差，产能过剩。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比方说以苹果和三星为例，这种智能手机，电子终端产品，恰好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逆全球的经济周期而产生的产品和企业。它的销量一直很好，整个全球的市场占有份额大的不得了。把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传统的电子企业都搞死了。就是说它的成长性太好了，说明什么问题？好东西还是有市场，好东西还是可以做生意，还是可以卖的。但是非常遗憾，我们造不出来三星，造不出来苹果，造不出来一些高科技的电子产品。我们能造的就是修路、架桥、盖房子这些基础产业，围绕这些基础产业，把我们整个基础这一块的比重做的比较大，造成中国整个的经济质量效益不是很高。就是块头很大，但是实际的整个经济效益和质量包括收益率、回报率比较差。在外部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这种世界工厂的基础产能劣势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大量的低端的产品卖不出去，消费不了，所以造成今天国内的消费市场也不是很旺盛。外部的周期性困难，内部的结构性困难，对经济而言至少抑制到两个环节，第一个把出口抑制了，第二个把投资抑制了。就剩下消费，而消费因为受居民的储蓄存款影响，储蓄率比较高，老百姓在整个社会养老、社会保险这些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健全的情况下，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内需、消费这一块带动经济有贡献，但是贡献率不能完全取代投资和出口。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今天感受到的中国的经济总体上来讲需求比较疲软，然后经济增长乏力。从2015年5月份出来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CPI5月份统计的数字是1.2，应当说创了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PPI是负的4.6%，这个应当说是价格上来讲，那就意味着很多的企业和项目是处在亏损状态。他的价格是负增长，但是银行的存款利率还是正增长，通货膨胀还是正增长的。这两个东西一叠加，企业开工越多，亏的钱越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很多企业的这个效益不是很好，整个宏观经济的景气度不是很高。另外一个从政治周期来讲，今天进入一个反腐败的政治周期。反腐败的这种政治周期对整个的政府行为，对政府的积极性，对市场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抑制作用的。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没人干活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干部觉得干多了要承担风险，还要出事，索性干脆不干了。过去为什么愿意顶风作案，愿意冒着风险去多干呢？因为腐败的这种负面的激励刺激，多吃多占，干的越多得的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利益在里面搀杂着，干的越多，个人拿的好处越多。今天说不让拿了，不能随便贪污腐败了，过去是多吃多干，现在有一部分干部立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那我不拿、不吃、不占，也不干了。对整个的政府效率和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尤其在传统的这种腐败刺激下的政府而言，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政府的积极性下来了，政府不作为的现象屡屡发生，整个市场肯定是要受到抑制的。因为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还较严格，政府的不作为，或者说少作为，必然带来是市场那一块有卡脖子的现象。所以说周期性的外部困难，加上结构性的内部困难，再加上反腐败的这种政治抑制，造成今天中国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反腐败对经济的这种直接、间接的影响应当说不容忽视。最简单的能看到的餐饮行业，高档的白酒，高档的保健品市场，过去都处在销售的旺季，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茅台也好，五粮液也好，这些好的高端的白酒，包括一些“湘鄂情”这样一些高档的餐饮企业，现在纷纷都进行转型。走高端的路线，过去公款消费的路线走不下去了。所以反腐败对很多的行业是有直接影响的，把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应当说在短时期之内对经济还是有影响的。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经济下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经济下行的时候政治领域不承受压力是不可能的。打个比方，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就是一批野马，这批野马有几根绳子把它牵着，它不能乱跑。过去在所有的拽这个野马的绳索里面，经济的这个绳子是最给力的。30多年的高达9.7%的高增长，把所有人的注意力目光全部转移到赚钱的行当里去了，市场和经济这个行当里去了。今天一下子经济增速由过去最高的年份12%、11%突然降到7%，意味着什么？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精力，就被从低增长的经济需求当中释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就增多了。所以不管从哪个层面上来讲，共产党执政的如果说经济搞不好，搞不上去，那对共产党员最大的政绩没有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结果中心工作直线的往下掉，党能不承受压力？另外一个方面从社会领域来讲，释放了这么多的闲散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这些人在社会领域怎么安顿？怎么安置？不安顿好，不安置好，会给社会造成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下行，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同程度的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这是经济环境。从社会的环境来讲，比较明显的一个社会发展趋势是什么？和传统的中国社会相比较，由一个温顺的社会突然进入一个自主行动能力超强的一个社会；由过去的默默无闻的社会，突然进入一个嗓门声音很大的社会。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自我行动能力非常强；今天中国社会这种自我利益，自我意愿表达的调门特别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动能今天就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了，释放出来了。为什么会有中国社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社会的两次大的这种实质性的转型或者说变革引起的。第一次变革是制度变革。比方说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关系的一种调整，至少在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上做了一次大的调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归家庭个人所有。正是这两权的确权，或者这两权的明确，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老百姓一看给自己干，不再吃大锅饭了，这下干多干少差别就大了去了，所以老百姓铆足劲的干。这一干，去年打的粮食刚刚够吃，今年打的粮食吃不完，后年打的粮食剩的越来越多，富裕的这些粮食就变成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了。这样一点一点积累，农村改革到80年代城市改革、工商业改革，农村人、城市人慢慢的有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在私人财产的基础上就有了私人的话语空间了。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车，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钱，他就有话要说。围绕着这私有财产，有了社会领域的私人空间，整个社会的成长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过去不一样，过去吃喝拉撒就是计划经济，完全是组织管控的，你和谁结婚都是组织批准的，组织不批准不能结婚的，所以私人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非常少。随着这种产权关系的变更，老百姓有了私有财产，有了财产权之后，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就滋生出了政治的民主，权利的需求。那我只是要表达我的声音，保护我的财产，所以社会领域的这种公共的政治参与的意愿就空前的强烈起来了。这是第一次的制度转型释放的中国社会的制度空间。过去是铁板一块，现在允许社会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自己的活动空间，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制度上，政治制度上的调整引起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层面上的技术转型。全球化是个什么概念？过去的全球化是一个经济的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第二个概念是政治全球化，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基础上出现的第三个概念就是社会的、文化的全球化。社会层面上的全球化就有了一个世界范围之内的社会层面上的交流，就是说除了国家外交层面上的交流，老百姓也可以背个包出去旅游。在社会的层面上，非政府的层面上，社会领域的企业也好，非政府组织也好，包括一些两新组织也好，包括家庭个人也好，有了一定的这种社会层面上的交流互动。比方说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我可能在美国有三三两两的好朋友，可能在德国、在意大利也有我私人的好朋友。这种民间的交往，社会的交往和官方垄断的政府公务交往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慢慢的整个社会活动的空间已经由内部的制度空间逐渐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了。中国现在每年出境游的人次达到1亿多人，13.4亿人里面，十三分之一的人一年的时间在外面漂着，在国外转悠着。所以说社会层面上的这种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极大的拓展了社会领域老百姓的生活空间、活动空间。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包括现在的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