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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新诗的“尝试”20年代：徐志摩与新月派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与现代派诗40年代：穆旦与九叶派1923年3月，徐志摩在北京成立新月社。其成员有胡适、陈西滢、杨振声、林徽因等，多有欧美留学经历。稍后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熊佛西、沈从文等亦加入。启发者：泰戈尔开创者：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理论主张：“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女杰：凌叔华、方令孺、林徽因后起之秀：卞之琳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代表是闻一多、徐志摩，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精神，徐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影响颇大。后期由于闻的兴趣逐渐转向学术研究，徐志摩为新月领袖，作品多有徐式苍白迷惘的倾向。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走向衰落。命名：施蜇存受现代书局委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诗人群：戴望舒、施蛰存、金克木、何其芳、林庚等。发展：卞之琳于北平编文艺杂志《水星》，与《现代》呼应，共同推动发展。高潮：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新诗》杂志，并邀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等参与，把现代诗派推向高潮。衰落：抗战爆发后，急剧分化，走向衰落，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则为40年代的“九叶诗派”所继承和发展。艺术渊源：法国象征派诗歌、美国意象派诗歌和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唐五代温李一派内容：与社会公众主题相疏离，多聚焦于内心世界，抒写自我情绪与感觉（1910—2000）现代诗人、翻译家。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卞之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卞之琳的创作与提倡格律诗的新月派有关联，但他的风格实际上更接近于象征派。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十月三日第一节（一）画面“你”是画面的主体人物，画的中心视点。围绕他，有桥、有风景、有楼上看风景的人。作者把这些看来零乱的人和物，巧妙地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了一幅水墨丹青小品或构图匀称的风物素描。（二）哲学沉思这宇宙与人生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而一切事物又是互为关联的。第二节（一）画面现实与梦境图景的结合。（二）哲学引申在宇宙乃至整个人生历程中，一切都能是相对的，又都是互相关联的。在感情的结合中，一刹那未尝不可以是千古；在人生与道德的领域中，生与死、喜与悲、善与恶、美与丑等等，都不是绝对的孤立的存在，而是相对的、互相关联的。一、建国初解放区、国统区及随新中国成立而出现的青年诗人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英勇的人民、党的领袖，形成了建国初的颂歌潮。二、五六十年代（1）抒情诗。闻捷——展现了新疆旖旎的风光和少数民族热情、奔放、开朗的性格。在刻画少男少女爱情心理方面，闻捷的诗歌独到新颖，细腻动人，如《天山牧歌》。（2）政治抒情诗歌。郭小川、贺敬之。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讴歌火热的时代。（3）叙事诗。李季《杨高传》、郭小川《将军三部曲》、闻捷《复仇的火焰》最为引人瞩目。三、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基本内容：怀念总理，揭露和批判“四人帮”，控诉封建专制主义，显示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四、新时期（1）现实主义诗歌。抒真情，表达人民心声，体现觉醒意识。（2）朦胧诗。思考十年动乱，采用心灵独白方式，采用曲折的象征、暗示和隐喻等方式来揭示时代悲剧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3）“新生代”诗歌：（“第三代”、“先锋诗歌”、“实验诗”、“后新诗潮”）特点：坚持平民主义的审美态度，进行“零度情感”的写作；主张审丑，以丑为美；反崇高，消除深度模式，追求语言的戏谑、反讽、口语化。原名赵振开，另又笔名石默、艾珊等，祖籍浙江，生于北京。1969年到北京某建筑公司当工人。1976年参加天安门运动，写诗《回答》。1978任《今天》杂志主编。1980年起在《新观察》和《中国报道》任编辑，后辞职。90年代后出国，现居美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诗人以深刻的怀疑和理性精神对动乱的社会和丑陋、荒谬、黑暗的现实提出了有力的指控，同时，也以深刻的历史思考表现了对“新的转机”和人类新的“生存的峰顶”的坚定信心，对“坚信”的和“不相信”的做了明确的选择和“回答”。《回答》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诘难，是在“文革”的摧残之后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重生，是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走向清醒的开端与标志，是对历史与伤痛的诘问与回答。它典型地体现了朦胧诗中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以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等价值被践踏时的愤慨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