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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1课文译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第一课税收竞争刺激了全球化全球化正持续不断地把各国相互独立的经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迄今为止，在延缓这一趋势的过程中，基本的经济力量比政治力量强大的多。从反全球化的抗议到美国国会设法阻止美国公司在海外重组公司而做的努力都是为反对经济一体化效应而做的努力。不断上升的贸易流和投资流、更多的流动劳动力以及快速的技术转让都是隐含在全球化背后的经济力量。而金融市场的开放，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通讯费用的降低又共同促进了这些趋势的发展。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支持全球化，是因为它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收入。另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好处是全球化使政府很难再维持一个过高的税率。当经济一体化加强时，个人和企业都享有从海外低税率中获益的自由。于是，当关口开放时，税率高的国家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世界范围内的税收竞争也会加剧。聪明的国家把国际税收竞争当作是一次机遇而不是一个威胁。例如，爱尔兰由于它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低税收战略而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最近几年，拥有3，800，000人口的爱尔兰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超过了日本和意大利。最具吸引力的就是10%的低水平的公司税率。爱尔兰由于投资的涌入而繁荣起来，并且它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高于英国或法国。一些国家却以一种防御性的、无效的方式来回应税收竞争。高税收的国家敦促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出面减少税收竞争。这种想法基本上就是要通过限制低税收国家提供的优惠而建立一个高税收的卡特尔。另外，许多国家不是依靠减轻税务负担而是依靠给企业增加各种复杂的法规以阻止他们在海外投资，以便使企业在国内投资。美国就属于这一类国家，因为他是世界上企业税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尽管如此，美国仍然继续推迟长期需要的改革。自从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减少或解除了交换控制，允许市民购买国外的证券，也允许外国人在国内进行投资。很多国家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所以和以前相比在国外投资更具吸引力。结果导致跨国投资激增。世界投资资本净流量从1990年的每年几千个亿高涨到现在的大约每年20，000亿。想吸引这些流动资本的国家必须通过建立稳定的通货和值得依赖的法律规则来获得经济的基本权利。的确，在过去的十年左右中，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市场改革。因此，更多的国家和以前相比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当国际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增加的时候，他们是更敏感的注意各国不同的税率。许多公司过去在国外投资只是想获取进入固定资源的途径，比如石油储备。今天，许多企业--比如金融和服务—自由投资并能够建立在任何地方。所以，公司有更大的能力把公司的经营转移到低税收的地方。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税率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例如，一项研究分析发现，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四个有良好的税收管理制度的欧洲国家——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生产产量占欧洲的9％，却吸引了美国投资的38％。技术工人也越来越随心所欲。政府设法集中保持低收入税来避免各行业中有技能的劳动力的流失，比如高科技行业。举个例子，加拿大技术行业的“人才外流”，流向了它南边的低税收邻国，美国，已经成为近年来加拿大政策制定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1992年，随着欧盟内部人口迁移限制的解除，欧洲人对于国家间税收的差异变得更加敏感。大量年轻的熟练技术工人和金融工人涌向了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低的税收。对于研究税收和人口迁移来说，爱尔兰是一个有趣的个案研究例子。许多年来，年轻的爱尔兰人都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随着企业税收的削减，紧跟着是个人税收的减少，完全改变了这种人口迁出的模式。年轻人留在国内为许多目前设立在这个国家的计算机和技术公司工作，爱尔兰现在净增的迁入移民人口数目很大。在高收入的上流社会中税务竞争是非常明显.在欧洲,名人逃税现象非常普遍.法国顶尖的足球运动员、艺术家和模特都搬到了瑞士、英国，美国歌手鲁奇亚?帕瓦罗蒂又定居到摩纳哥以逃避意大利高额的税收。宣称已定居摩纳哥和瑞士的网球明星鲍里斯?贝克在2002年10月陷入了与德国税收当局之间的纠纷中，不得不清偿一大笔债务。逃税者应该被检举，但是制定政策者应该清楚降低高税率才是留住对国家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高层人才和企业家的最好方法。全球税收降低许多国家已经降低了资本收益税，例如，加拿大和德国通过允许个人把50%的收入从纳税中减免出来以降低他们的资本收益税，有效的使税率减半。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税率是20%，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德国、希腊、香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和瑞士的个人资本收益税率是零。降低资本收益税是重要的。因为许多新建的公司常常依赖于来自“天使般”的投资者和其他给风险公司投资的人们，付给投资者的报酬是来自于这些新成立公司经营成功后的一大笔资本收益。降低税收是应对不断增加的税收竞赛的有效措施。不幸的是，有些政府为它们的经济采取了其他的政策，这使它们的税收法规效率降低。尤其是许多政府给国际企业制定许多复杂的税法来阻止它们移向国外，美国对国际大公司的税法在世界上是最复杂，一个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联邦税法使美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的确，布什总统的一个高级经济顾问格伦?哈伯德指出，从所得税方面来说，美国已成为最没有吸引力使跨国公司在本国设立总部的工业国之一。实质上，联邦法规迫使美国公司交纳其国外经营所得税，而其它国家的同行竞争者则不需要交纳这样的税款，大约一半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区域”税收体制，这些体制对该国公司在国外的经营不征收税。相反，美国对全世界的美国公司都征收所得税，这样就使它们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下降。这种竞争力的下降尤其表现在1998年戴姆勒一克莱斯勒集团的合并，该集团合并后将总部设在德国，税收也是部分的原因。被国外公司吞并的美国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显著的增加，这是因为从税收方面考虑美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税收竞争的益处1956年，经济学家查理斯?逖布特研究了地方政府的服务政策，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流动人口待遇的竞争使得整个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为了避免人口流失，政府不得不调整开支和税收以适应地方需要。人们越过管辖权根据对公益的需要及与此相关的地方税收水平选择不同的居住地。例如，渴望上经费充足的公立学校的家庭可能会选择定居在有较高财产所得税的县。其它家庭可能会选择低税收但有更多限制的政府福利的管辖区。政府间的竞争过程同商品的市场竞争相似。市场竞争促进了生产效率。税收竞争刺激提高政府效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已经变得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非常相似。联邦政府不再是一个垄断者。美国人现在可以在国外投资，退休后可以住在低税收的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或者将他们的生意转移到低税收的爱尔兰。因此，联邦政府需要改革税收法规，提供更有效的服务设施，以鼓励美国人留在国内投资。一些人不那样看税收竞争，美国是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已经率先开始压制所谓的有害税收竞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支持有利于高水平地协调税收的政策，就像制定高价格的石油卡特尔。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像爱尔兰一样吸引“太多的投资”，那是一种“扭曲”。然而，政府通常寻求使经济对企业在当地投资更具吸引力的其他政策，如提高教育水平。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国家不自由的使他们的税收法规尽可能的更具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布什政府已经努力压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所谓的有害税收竞争项目。前财政部部长保罗?奥尼尔说：“我认为抑制可以促使政府——像企业那样——提高效率的税收竞争并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在议会，当时的多数党领袖迪克?阿米认为美国人不应该支持“一个世界性的税务监管网络”。联合国已经参加限制国际税收竞争的活动，一份2001年的联合国高级报告建议创办一个国际税收组织来推动各国停止有害税收竞争。如果成立了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最有可能成为一个纳税人资助的反对全球高税收的游说组织。这份联合国报告建议创立一个“全球基金资源处”以从“高产出的税收资源处”建立一个国际官方机构。当然，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在美国已有的三级政府之上再建立另一级。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人们有极大的兴趣用消费税收体制取代所得税。提议包括各种各样的零售税提议和统税制，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美国政府对改革的兴趣已减弱，而布什政府却计划进行改革。奥尼尔已承诺下几个月做出一个主要税收简化计划，而布什的其他高级顾问仅仅表示支持改革。美国税收改革是对日益增长的国际税收竞争压力的最好回应。税收制度如统税制是“基于消费的”税收制度，如所得税一样，这些税制不会加倍对储蓄和投资征收税。例如，如果一个企业投资一台新机器，在统税制下公司会立即扣除它的成本。相反，受一些复杂的贬值规则的影响，所得税迫使公司注销许多年的投资。对个人来说，基于消费的税收将减轻对储蓄的双倍征税。当人们挣到工资后就应该纳税，但是纳税之后的钱就应该被节省下来，不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征税。这些改革将极大的简化联邦税收章程，并且增加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基于消费的税收需要比目前的高所得税率低得多的税率。因而，给企业和个人一个强烈的刺激以保持他们在美国的投资。较低的税率和更简单的消费税收基数也会减少逃税行为。如果美国率先进行税收改革，其他国家可能会仿效其后，就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仿效美国减少税率那样。当全世界的税收制度变得更有效的时候，经济产量和经济收入都会增长。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将是一个双赢政策，因为它限制了政府的权利并且有助于刺激全球经济的增长。第二课全球气候会谈以失败告终：令人欣喜！在海牙全球气候变暖会议上经过数次妥协所达成的协议是如此的虚弱无力，或许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倒是更好一些。两周以前，我们看到了一场巨大转折的端倪。数十年以来，一直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警告，大多数国家的科学界以及政界领袖人物终于明白，气候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到海牙来参加一场名为抗击全球气候变暖最后一搏的会议。两周过去了，与会期间，这一话题在众多报纸上显著刊登，好像的确有什么实在的举措要出台。后来，谢天谢地，一切以失败告终。去年，由联合国指定的2000名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警告道，四年前他们所做的警告性的预言“太过乐观”。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在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6°C。要知道，海平面上升半米就将淹没诸如荷兰之类的国家，至于现代文明是否经受得起这样的压力，就难说了。根据他们的报告，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气候显著变暖。除非我们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至少60%，否则问题非常有可能将变得难以控制。自工业时代初期起，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C，即便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好像也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比方说印度的奥里萨邦，去年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旋风使10,000人丧生，12,00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比方说在孟加拉，中国，莫桑比克，泰国，澳大利亚甚至英国，洪水——有些是史无前例的洪水——催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比方说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都在过去的两年当中遭受了严重的旱灾。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所做出的分析受到了许多其它科学家团体的认同，甚至英、美两国政府也接受了这一分析。突然间，在多年的否认气候问题之后，在多年的只注重利益，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的伪科学之后，各国要人，至少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已经站在了科学家们这一边，并且准备采取行动。这也正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在海牙坐下来协商，仅他们的热情本身就可以扭转整个危机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了。可惜，结果并非如此。从一开始，政治家们就一起制定了一个目标，在以后的12年间，全球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5.2%，这比我们把问题控制在目前的水平所需的降幅少了10倍都不止。这一排放目标，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的确微不足道。换句话说，即使海牙会议成功了，我们仍将陷入危机。就美国而言，它进入这场谈判，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不履行任何真正的责任。它一开始就在寻找各种漏洞，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