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

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作者】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是中唐文学研究的一大宗。站在新世纪学术研究的起点，回顾并总结20世纪柳宗元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①，对日后研究方向的确定和研究水准的提升，均不无裨益。鉴于百年研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本综述将遵循两条原则:一、选择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列举成果中的主要作品，其他从略。二、主要以大陆地区的研究为考察对象。据台湾学者罗联添的《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和《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续编》统计，自1912年至1990年，港台和国外的柳宗元研究也取得丁可喜的成绩，成果分别为160项、127项。但因其资料难以觅集，故暂不在论述之列。从成果量的时段分布和关注目标的变化，总观柳宗元百年研究历程及其特点20世纪柳宗元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落到重视而渐趋繁荣、由非常到正常而渐趋稳定的发展过程。根据研究成果的时段分布和不同时段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是柳宗元研究的起始阶段。研究成果不多，总量约12项。论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古文运动中的柳宗元。在一些专门研究古文运动的著述里，论者们对韩柳的功绩给予了宏观的肯定，或对韩柳的古文创作进行比较，或对柳氏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予以评述，如李辰冬《韩柳的文学批评》②、梁考瀚《柳宗元文艺思潮及其影响》③等文即是。而在形式上，多采用随笔、杂感式的批评，如周荫堂的《读柳文》④、董郁青的《读柳文随笔》⑤，就表现了此一特点。就其关注目标而言，则于柳氏山水游记和小说文学颇有涉及，如周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⑥、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⑦等。据此可以看出，此时段的柳宗元研究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整体上却如散兵游勇，不成气候，缺乏理论和体系，基本上处于一种随个人兴趣偶而问津、浅尝辄止的状态。第二，50年代至“文革”前是柳宗元研究的发展时期。无论数量和和质量均有了长足进展，成果上升到48项，其中50年代16项、60年代32项，而且出版了8部研究专著。研究范围则广泛涉及到作者生平、思想、诗文创作和成就、文集整理和研究资料的汇编。在研究倾向上，黄云眉扬柳抑韩，对此后的韩柳评价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侯外庐、赵纪彬等集中笔墨于柳氏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柳宗元方面作了先期实践。散文研究上值得重视的是，管希雄和清水茂等对柳氏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和情感内容作了专题研究，颇有深度和新意（详后）。马茂元、陈友琴等开始关注柳宗元的诗歌，《柳河东集》也得以排印出版。其它方面的代表成果则有: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⑧、吴文治的《柳宗元评传》⑨和《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⑩。同前50年相比，这一时段一方面呈露出一股经长期沉默郁积而释放出来的热情，另一方面则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学者们将更多精力放到了对研究对象思想、创作、成就进行社会学的价值认定和评价，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探讨也很不深入。第三，“文革”十年是柳宗元研究的非正常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柳宗元研究被无辜地卷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其思想被武断地划为法家一派，而受到前所未有的爆炒。一时间，宣扬和赞美柳宗元法家思想的文章在报刊上大量涌现，仅在1973到1976的短短四年里，有关成果即达245项，占整个70年代277项的88.4%。文章和选本虽然不少，但总体来说，成果重复、目标单一、范围狭窄，学术研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柳宗元热，在客观上却极大地强化了柳宗元及其作品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此其一;其二，此一时段章士钊《柳文指要》的问世，堪为柳宗元研究的一大力作。该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评论、考证、校笺;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引用了大量材料，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虽不无时风左右，表现出浓郁的扬柳抑韩倾向，某些观点也颇有偏激处，但整体而言，还是著者以其学术真诚和过人识见数十年研读柳文的结晶。第四，八九十年代是柳宗元研究的繁荣稳定期，经过70年代后期的学术反思，迎来了80年代柳宗元研究的新局面。十年的时间里，研究成果约为412项，创下了20世纪柳宗元研究成果时段分布的最高记录。1981年10月，在湖南零陵举办柳宗元学术讨论会;1983年底在柳州召开全国柳宗元哲学思想讨论会;1985年8月8日，柳宗元学术研究会在柳州宣告成立，柳州逐步成为研究的资料中心和活动中心，会后不久，柳宗元研究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柳学研究动态》。90年代，柳宗元研究在80年代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1993年8月，以“柳宗元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议题的首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柳州举行，会后出版了《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1998年在山西永济举行第二届柳宗元学术研讨会。研究不断深入，并走向世界。学术研究也保持着如火如荼的局面，统计成果约为330项。进一步看，此一时段的柳学研究还展示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的特点:一、研究态度日趋科学和成熟。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涌动下，以前争执不下的“韩柳优劣”问题逐渐沉寂，人们见仁见智、求同存异，多能以一种宽容、平和、建设性的心态去看待观点中的分歧;对柳宗元的思想归属也摆脱了单一性的定论，而尊重和认同其客观性和丰富性。二、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主题的细化。在柳宗元哲学思想研究由政治转向学理、由一元步入多元的同时，论者们还将关注目标转向了柳宗元的社会、政治、文学、美学和学术思想，转向了柳宗元的创作艺术和表现特色，而对其散文创作尤为重视。就选题和方法言，多注意细致具体的问题，用更细密的分类对其各体散文作纵深开掘，力避笼统浮泛，游谈无根。三、研究队伍新老结合，研究理念不断更新。以吴文治等为代表的一些老专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依然孜孜笔耕不辍;而一大批在80年代即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又迅速崛起，以鲜明的学术个性，在承接传统的同时，不断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昭示着柳学研究在新世纪必将获得更大的进展。从成果的文类分布和选题变化，把握柳宗元百年研究的重点和格局综观成果的文类分布、选题的内容分布以及时段发展，我们认为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重点是关乎柳氏诗、文、赋创作的文学研究以及思想研究;而就这四大分野来看，如果除去“文革”期间因受政治影响而学术价值不高的一批论著不计，则其成果数量分布依次为:诗歌111项，散文279项，辞赋小说11项（辞赋9项，小说2项），思想研究198项。散文研究和思想研究的数量最为庞大，而柳诗研究相对薄弱，辞赋和小说研究尤为冷落。就研究选题而言，柳氏山水文学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成果总量约为177项，就中尤受欢迎的作品是散文“永州八记”、诗歌《江雪》和《渔翁》。关于它们的单篇赏析作品分别有63项、22项、14项，其数量总和大大超过了山水文学成果总量的半数。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山水杰作大大带动了对此类文学的研究。30年代周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11是较早考察柳氏山水文学的专论。在细分“永州诸记、柳州诸记和永柳以外诸记”三大块的基础上，该文高度评价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并指出其价值所在:“模写山水，曲致微妙，心与物化，亦韩所无有也”。五六十年代，研究山水文学的成果增多到近10项，论者开始注目于对山水游记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山水诗也开始受到注意。1954年，黄云眉发表《柳宗元文学的评价》12，开始把柳氏山水游记与其个人遭际联系起来，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稍后，日本学者清水茂在《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13中对此一主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精辟指出:柳氏“强调被遗弃的山水之美的存在，也就等于强调了被遗弃人们的美的存在”。此外，60年代振甫的《谈柳宗元的山水记》14和管希雄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15等文，也都围绕此一论题各有斩获。70年代末以后，探讨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论著迅猛增加，达到167项左右，由此构成20世纪最后二十年柳学研究的一大景观。论者的视点一般集中在山水文学的审美特色和艺术成就上，而且角度多维、观点新颖，分析也很细致深入。如周明指出，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他笔下“奥境”和“旷境”两种艺术美及其结合，则体现了柳宗元的审美心境和趣味16。李育仁则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有三大特色:即绘画美、抒情美和理趣美。绘画美表现为形与神、客体美和主体美的和谐统一，由此构成气宕神远、富于诗情的画面;抒情美展示其忧郁、寂寞和烦躁难安的心灵，从而寻得“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乐趣;理趣美则蕴含哲理的光华，由此又能探索到作者那火热的“忧思而罔极”的心灵所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17。曹萌等人则从柳宗元思想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史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18。在关于山水游记的研究中，又以“永州八记”最为火热，除了大量美感赏析和艺术境界探寻的成果外，还有一些文章或考或论，从某一点锲入，而能别具新意。如杨慧文的《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19、何书置的《“永州八记”应改称“永州九记”》20、傅惠钧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语言特色》21、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和自然的完美融合》22等即是。另外，80年代后山水诗研究也得到了深入和发展。专论山水诗的文章由此前的寥寥数项上升到50项左右，其中既有较深入的艺术特色的剖析，如黄乃康的《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23、蔡国相的《柳宗元景物诗的移情特色》24、张峻亭的《论柳宗元山水景物诗中的情》25等，也有从文化、宗教角度对其风格成因的探讨，如景凯旋的《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儒佛思想》26、王启兴的《超尘脱俗，徜徉山水——佛教对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和景物诗的影响》27、王树海等《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28等。论者们都认为，佛教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和山水文学的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柳宗元其它文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统计结果依次是:传记文51项、寓言38项、议论文18项、杂文（包括赠序文和书启）13项、散文整体艺术和成就研究13项、碑志文6项。这些成果多出于80年代后，说明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柳宗元各体散文的研究得到加强，而传记文和寓言则成为研究的热点。在传记文中，研究者最喜好的作品是《捕蛇者说》、《童区记传》、《段太尉逸事状》和《种树郭橐驼传》;至于寓言，则以《三戒》和《敌戒》为代表。除了不少单篇赏析的文章外，也有一些较具深度和系统性的文章。鹿琳认为，柳宗元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又以传记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匕首，对他的政治主张进行特殊阐释，这在中国古典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29。董明在对柳宗元寓言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其不同于前人的一些明显特点:独立成篇，容量较大;细腻生动，文学性强;形式自由，体裁多样30。尤力则从艺术形式、艺术形象、表现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柳氏寓言较之先秦寓言所取得的突破性发展31。另外，也有一些文章论及柳氏寓言的创作成因和讽刺动机32。对柳宗元散文艺术和成就作总体论述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与以往相比，80年代后的论著却有了较大改观，在散文艺术手法和艺术境界的探讨上深入了许多。1983年，海外华人陈幼石出版了钻研近二十年之久的《韩柳欧苏古文论》33。此书论柳氏散文虽仅占一章，却能将柳氏身世、思想、文论与其散文创作紧密融合在一起，颇能醒人耳目。此后，吴小林出版专著《柳宗元散文艺术》34，从柳氏散文的体裁、风格、结构艺术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细致地分析了散文的艺术成就。他如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35、孙连琦的《柳文风格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36、吴莉莉的《柳文的悲剧美》37、吴小林的《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38、邓小军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39等，均具胜解。吴小林认为，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这种风格既与作者长期被谪的遭遇、愤世嫉俗的思想和批判锋芒有关，也与其作品的凄幽、愤激、冷峻色彩，浓郁的诗意和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相关。邓文则着重从传记和山水散文两个方面论述了柳宗元散文最具有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