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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翻译理论家Lawrence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马会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提要：本文在阐明美国翻译理论家Venuti所主张的异化翻译理论的实质的基础上，以实例说明了该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没有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目的和接受者的需求。其次，异化翻译能否改变英美国家的翻译状况值得怀疑。第三，“流畅”的归化翻译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是强势国家的主流翻译方法。本文最后指出了异化翻译的理论基础及其可能的负面影响。Abstract:OnthebasisofclarifyingtherealnatureofLawrenceVenuti’stheoryofforeignizationstrategy,thispaperdiscussesitslimitationsmainlyfromthreeaspects:(1)Venuti’sforeignizationstrategyignoresthepurposeofliterarytranslationandthereceptorsofthetargetlanguage;(2)ItisquestionablewhethertheforeignizationstrategycanchangethetranslationsituationsofAnglo-Americapublishingindustry;and(3)Fluentdomesticatingstrategyisdominantintranslationpracticesregardlessofthepowerdifferentialsbetweenthetwocountriesconcerned.ThispaperalsotriestoexplorethetheoreticalbasisofVenuti’stheoryanditspossiblenegativeinfluenceontranslationstudies.Keywords:translationstrategy,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1．引言中国翻译界在2002至2003年曾一度对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探讨非常感兴趣。据估计，这一时期只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这方面的论文就有十一篇（曹明伦2004）。其中不少主张异化翻译的论文显然是受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异化翻译运动（foreignizationmovement）的影响。这场运动以法国的AntoineBerman，美国的LawrenceVenuti和PhilipE.Lewis为代表，他们反对归化翻译，主张异化翻译（Robinson1997）。其中，美国的Lawrence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影响最大。在JeremyMunday介绍的西方翻译研究各家流派的专著IntroducingTranslationStudies:TheoriesandApplications(2001)中，其中有关Venuti的翻译理论就占了一章的篇幅。笔者近来在深入研究其理论的基础上，发现Venuti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理论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在剖析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实质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翻译实践详细探讨了其理论的不足之处。2．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Venuti的异化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1995)和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sanEthicsofDifference（1998）中。在这两本著作中，他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翻译，认为翻译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影响翻译过程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并进一步将翻译方法与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他从英美出版界出版的翻译作品的数量只占出版作品的总数的2.5%——3%得出（英美）强势国家和（非英语国家）弱势国家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平等交流，而是存在着一种文化霸权。通过对英美翻译历史的研究，他得出英美文化中译者和译作实际上处于“隐形”状态，并进一步指出翻译的‘隐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译者本人倾向于‘流畅’的翻译，努力使译本语言地道，‘可读性’强，从而使读者产生译文‘透明’的幻觉；（2）译入语文化中的不同读者层解读翻译文本的方式。译文读起来流畅，使人们觉得这不是翻译，而是‘原文’时，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认为这样的翻译作品（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小说还是其他类型的题材）才是可以接受的（1995：1）。Venuti认为造成译者隐形的原因是由于归化翻译是英美翻译界的主流翻译方法所致（1995：20）。归化翻译使“外国文本的种族中心让位于[英美]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anethnocentricreductionoftheforeigntexttotarget-languageculturevalues），而透明、流畅、译者风格‘‘隐形’’则使译文几乎没有‘异味’（1995：20）。Venuti认为这种翻译类似于施莱艾尔马赫所反对的翻译方法：“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995：19-21）。与施莱艾尔马赫有所不同的是，Venuti的归化翻译还包括译入语文化对文本的选择，即有意挑选那些能够采用归化翻译方法的外国文本，以便于将之同化到译入语主流文化当中去（1997：241）。鉴于归化翻译是英美翻译作品的主流翻译方法，而译者在这些翻译作品中都是“隐形人”，Venuti主张“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号召译者采取抵抗翻译策略（resistanttranslation），以显示自己在翻译中的存在。异化翻译与施莱艾尔马赫所赞成的“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的翻译方法极为相似。但Venuti的异化翻译的内涵更为宽泛：不仅包括译者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而且还包括译者选择要翻译的内容。即译者在“选择要翻译的外国文本和翻译策略时，选择使用那些被译入语主流文化价值观所排除在外的外国文本和翻译策略”（1997：242）。用Venuti的话来说，异化翻译是“对[译入语文化]价值观施加种族离心的压力，以[在翻译作品]中体现外国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1995：20）。他认为，异化翻译能够“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的暴力”(torestraintheethnocentricviolenceoftranslation),抑制英语国家‘暴力’的归化翻译文化价值观（1995：20）。因而异化翻译又被称作是‘抵抗翻译’(resistanttranslation)，即译者通过采用不流畅的翻译手法，突出翻译作品中外国文本的外来身份并保护原文本不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自己不再是翻译的隐形人（1995：305-6）。在1998年所著的TheScandalsofTranslation中，Venuti又将异化翻译称为“少数化”翻译(minoritizingtranslation)，认为这种翻译能够创造出一种富有变化的、“含有异质成分的话语”（11）。以上就是Venuti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的主要观点。下面，我们以Venuti自己翻译的意大利作家Tarchetti的作品举例说明他的‘异化’/‘抵抗’/‘少数化’翻译的实质。首先，他认为他所选择的作品就是一种少数化翻译策略：Tarchetti是十九世纪一位名气不大的意大利作家。他使用标准的托斯卡纳（Tuscan）方言来实验性地创作哥特式小说，以此来挑战当时的道德观和政治价值观。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对当时意大利文学规范的一种挑战。其次，从语言的角度来说，Venuti有意使自己的翻译语言包含一些异质成分，例如使用现代美国俚语来体现译者的存在，使读者认识到他们是在读翻译的文学作品。Venuti还从中节选了一段翻译，指出他所认为的最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包括对原文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亦步亦趋、仿造词语以及使用古代的短语等（1998：16-17）。另外，他还同时使用英语古语和现代英语口语，使用英国拼写法，来使读者认识到他的翻译是‘含有异质成分的话语’（Munday2001:147）。可以说,Venuti对自己译作的分析很好地阐明了他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的实质：（1）选择翻译那些被译入语主流文化排除在外的外国作品；（2）采用多种异化手段来翻译（这些手段能够使读者觉得这是翻译而不是原作）。Venuti似乎认为，通过他对外国文本的选择和异化翻译方法的使用就能够挑战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以达到文化平等交流的目的。3．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中存在的问题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使人们在讨论翻译方法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考虑到译者的翻译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政治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考虑到翻译方法与主流话语中意识形态的动态关系,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有利于我们从翻译历史的角度来较为客观地考察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地位。然而，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如下：3．1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没有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目的和接受者的需求按照Venuti的分析，由于英美文化翻译界中存在着大量的归化翻译，许多欧美翻译理论家提倡‘流畅’的归化翻译（如在国际上影响颇大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理论），绝大多数翻译家也在采用归化翻译，这样势必导致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在译入到强势国家中去时产生一种文化霸权，因而他呼吁译者来进行“抵抗”翻译，不“流畅”的翻译，以抵抗这种文化霸权。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当今西方翻译界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会响应Venuti的号召转而采用异化翻译吗？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两个实例。当今西方著名的翻译家EdithGrossman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翻译以OneHundredYearsofSolitude闻名英语世界的哥伦比亚作家GarciaMarquez的作品。在与英国翻译学者JeremyMunday的通信中她谈到自己翻译GarciaMarquez的翻译目标是“如果GarciaMarquez会用英文写作，他肯定也会这样写”（‘towriteasGarciaMarquezwouldhavedonehadhebeenwritinginEnglish’）（Munday2001：193）。笔者在爱丁堡大学听汉英翻译实践课时，翻译学者TyldesleyEsther（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和里兹大学翻译系，最近刚出版了她的英语译作AGoodWomanofChina）在课堂上对她的学生强调再三的却是“不要受翻译界什么异化翻译理论的影响，好的翻译应该自然、地道，能为英语读者所接受”。在几乎每堂课上，她都不厌其烦地举出学生作业中大量的chinglish，反对他们使用一些抽象的英语现代作品中很少用的古词，反对他们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混在一起使用，反对他们拘泥于原文的直译，因为她认为这些不和谐成分的存在会使英语读者觉得刺耳，妨碍读者的阅读兴趣；强调英语读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欣赏和娱乐，有他们的审美期待。有趣的是，在Esther看来，一部作品中的‘异质成分’实在是太多了，译者根本就不用有意去创造。如在翻译贾平凹的《闲人》时，其中有一段谈到闲人同他的女朋友“就会同骑一辆车子招摇过市，姑娘分腿骑在后座上，腿长而圆象两个大白萝卜”。她说一般英语读者读到这里就会感到困惑，因为把腿比做“turnip”在英语里不是说腿好看，而是说特别难看(英国的turnip粗短，颜色为紫红色)。还有在把一个人的眼珠比作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没有表情”也使她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在英国，水仙花是养在盆里种在土里的，而不是养在水里、有黑石子做衬的缸里的。她对学生说，直译的adaffodilvat/vase会使英语读者困惑不解。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来看，无论是吃翻译这份饭的名译家，还是从事翻译实践教学的翻译教师，Venuti的抵抗翻译方法至今好象少有译者效法。事实是,当代西方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