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专题说明】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1953年7月)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还在斯大林弥留之际，斯大林的亲信和战友们就改组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兼任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武装部队部长。伏罗希洛夫担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组成苏共中央新的主席团。赫鲁晓夫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让他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还在斯大林晚年，苏联社会已出现了改革的历史趋势，不改革已无法前进。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追悼斯大林会上的演说中提出了迅速提高人民福利和开展和平外交的新方针。紧接着新的领导集团就发布了大赦令，采取了降低物价和为一些重大案件平反等重要措施。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却是在领导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6月底便发生了领导集团逮捕党和政府第二号人物贝利亚的惊人事件。贝利亚被捕后，苏共中央在7月初发表了一个谴责贝利亚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国家之上等罪名的政治决议。至于贝利亚的具体罪行、领导集团究竟是怎样把贝利亚这样一个握有重大权力的人物置于死地的？一直含糊不清。外间流传过不少惊险离奇的说法。这里我们从苏共中央1953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选编了马林科夫向中央委员作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的发言，以及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不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发言都是贝利亚被捕以后代表“胜利者”一方所做的指控，而且全是苏联传统的政治报告的风格，所列事实简约不清，也看不到失败者的辩护。不过，仔细读来还是可以体会到问题的脉络。斯大林之后贝利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首先企图从政治方面进行改变。而领导集团中的多数则对他采取了突然的、非正常的手段，赫鲁晓夫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为了便于了解研究贝利亚倒台的事件，我们附录了俄国历史学博士斯塔尔科夫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写的文章《“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曹介民、乌传衮、姜西平、刘力翻译)№11748马林科夫在七月全会上关于贝利亚问题的报告(摘录)(1953年7月2日)《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同志们！斯大林同志逝世已经4个月了。……在过去的三、四个月，党和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国内生活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工作，把全党和人民团结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巩固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的任务上，在勇敢地和创造性地开展维护和巩固和平斗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志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应向中央全会报告，在斯大林同志逝世不久，我们主席团确认，贝利亚极不老实，以后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为了罪恶的目的，他开始利用我们渴望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和友好工作的愿望。首先，贝利亚灵活和巧妙地利用自己在内务部的地位，沿着犯罪的方向大肆活动，以便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中央主席团掌握了这方面的许多事实。几天以前，利沃夫州内务部领导人斯特罗卡奇同志向苏共中央报告了以下的问题。“今年4月乌克兰内务部长梅什克给我，内务部利沃夫州主任下达了一个指示，让我搜集并向乌克兰内务部报告党组织领导干部的民族成分，从集体农庄、企业的党组织到党的州委会成员。同时，梅什克提出让我报告集体农庄、企业、学校中党的机关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作中的缺点。我认为这个指示是不对的，因为内务部机关不应当也无权检查党的机关的工作，我便用“高频”给梅什克本人打电话核对，问他是否作过这样的指示。梅什克确认这是他的指示，并要求尽快执行。我想，也许是梅什克弄错或者由于没有经验而作了这样的指示。我试图说服他，通过内务部机关搜集党的机关工作的情报是不允许的。梅什克责怪我而出言不逊，忿忿地说：‘一般说来，不能把我们契卡的机密任务委托给你，你现在就到州委会去把这些任务报告给州委书记，但你要知道，这是贝利亚给的任务，不容拖延，务必今天完成’。我没有向梅什克核对，这是否是贝利亚布置的任务，因为我认为，贝利亚同志，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苏共中央或乌共中央得到这种资料。根据党员义务，我向州委书记谢尔久克同志报告了我从梅什克同志处得到的这个显然是错误的指示。就在当天晚上，贝利亚同志往利沃夫给我打电话，一字一句地说：‘您在那里干什么，您什么也不明白，您干嘛到州委会去，把您得到的任务告诉谢尔久克。您不是去帮忙，而是给梅什克同志使绊子。我们要把你从机关赶出去，逮捕法办，在集中营里折磨致死，我们要把你化为齑粉，变为集中营的灰土’。后来贝利亚同志极其愤怒，数次重复说：‘你明不明白这一点，放明白点，放明白点。你要注意这一点。’我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些解释，贝利亚同志不愿听，便放下听筒。今年6月12日苏联内务部撤消了我乌克兰内务部长的职位，把我召到莫斯科。我请求把我留在乌克兰工作，但遭到断然拒绝。梅什克同志知道我和贝利亚同志的谈话情况，便两次提醒我说：‘喂，你怎样遭受贝利亚同志责骂？以后要放聪明点’。接着梅什克同志以挖苦的口气一字不差地说：‘中央书记梅尔尼科夫1同志是个很坏的肃反人员，他马上把你当作中央委员会的间谍出卖了，打电话给我，直截了当地说，斯特罗卡奇向州委书记谢尔久克报告说，我，梅什克，在搜集党的机关的情报。难道可以搞自己人的间谍活动。’指出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米里施坦同志的这种谈话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如，今年3月他对我和乌克兰内务部前副部长伊瓦舒京说过，现在一切都要按新的办法，党的机关将不会像从前一样，干预肃反机关的工作。乌克兰各州内务部领导人应当独立于州党委书记。А·З·科布洛夫中将2(副部长В·З·科布洛夫3同志的兄弟)也告诉我：‘您没有考虑到贝利亚同志已走上苏联内务部的领导岗位，现在内务部机关已不像过去那样仰杖党的机关。您想像不来贝利亚同志拥有多么大的权力。他坚决打烂一切旧的制度，不仅仅在我们国内，而且在一些民主国家’。”现在已经知道，贝利亚给其他一些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也布置了这样的任务。……难道还不明显，贝利亚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我应当把贝利亚利用中央主席团的警卫队来监视主席团委员的罪行活动报告给中央全会。1梅尔尼科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2А·З·科布洛夫，1951～1953年劳动集中营管理局副局长，4～6月任内部务监督检查局副局长。3В·З·科布洛夫，苏共中央后补委员，1953年6月被捕，七月全会上被开除出党，12月同贝利亚一起被枪决。现在我们知道，主席团委员的每次活动，主席团委员的会见，贝利亚都能通过警卫队立即了解到。大家也知道，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电话谈话都受到窃听，并报告贝利亚。我们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贝利亚的这些活动对党充满了敌意，这一点无需证明。显然，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之上，企图把党中央和政府置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简直令人不能容忍。……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应当了解的事实。上一周，我们决定在中央主席团里研究贝利亚案件的前夕，他来找我，建议通过内务部采取步骤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我对他说，这个问题应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这算个什么建议呢？贝利亚手中有下面这样一个文件。“我借机向您，兰科维奇4同志，转致贝利亚同志的衷心问候。他牢记着您。贝利亚同志委托我以绝密的方式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同志们赞成必须彻底重新考虑和改善两国关系。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亲自将此事报告铁托同志，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赞同这个观点，那么安排一次权威人士的秘密会见以商讨此事是很恰当的。会见可以在莫斯科举行，但假若因某种原因您不能接受，那就放在贝尔格莱德。贝利亚同志对这次除您和铁托之外无人知晓的会谈充满信心。”贝利亚尚未来得及采取这一措施，因为我们使涉及他本人的事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政府里正在讨论德国问题。谈到民主德国地位极不顺利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民主德国政策的失误而犯了许多错误，德国居民的不满情绪很大，这一点特别清楚地反映在东德居民开始逃往西德。最近一个时期，大约两年内，逃往西德的约有50万人。我们向我们的德国朋友作了解释，他们对这一点也很同意，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在民主德国实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行不通的。为什么我们会得出这种结论，认为目前不应当在民主德国实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对民主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这个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有内部发生灾难的危险。我们应当清醒地面对现实，并承认，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民主德国的现存制度是不牢靠的。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目前是很不如意的。我们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我们的德国朋友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以改善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证明，这些措施是正确的。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正如你们所知，迟了一步，这一点被敌人利用了。……应当指出，贝利亚在讨论德国问题时曾提出不应纠正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在民主德国放弃一切社会主义的方针并保持一个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从我们现在对贝利亚所了解的一切来看，我们应当重新评定他的这一观点。显然，这个事实可以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其次，同志们，是与大赦问题有关的事实。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大赦这个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揭穿了贝利亚的真正嘴脸以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对待这个措施，对此他有自己的打算。事实证明，他匆匆忙忙采取这个措施是有害的。比方说，根本就不应当释放惯偷。贝利亚事件以后，我们曾对此事作过纠正，今后还要纠正。但是贝利亚围绕大赦问题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也应当在这方面吸取教训。再次，同志们，大家知道，贝利亚主管从事原子能问题研究的专门委员会。我们应向全会报告，在专门委员会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理党中央和政府，在那里独立行动。比方说，他不通报党中央和政府做出爆炸原子弹的决定。应当看到这个事件的意义。当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人(万尼科夫同志和扎韦尼亚金同志5)把提交政府的决议草案交给贝利亚时，他把文4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5万尼科夫和扎韦尼亚金分别为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45～1953年分别担任苏联政府第一管理局局长和副局长。1953年以后即为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和副部长。件划掉了，背着党中央和政府，一个人作了决定。我应当报告中央全会，还在斯大林同志生前，有时就可以看到，贝利亚如何巧妙而又狡猾地散布对许多领导同志的不满情绪。有鉴于此，应当遗憾地承认，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钻进内务部机关的敌人不止一次地企图削弱党的领导，诬告一些正直的、无限忠于党的人，党的著名活动家，编造一些诽谤性的“材料”。我应当说，而且也是我们的一致意见，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央全会上，约·维·斯大林的讲话中，由于受内务部敌对分子诽谤的影响，对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作了不正确的评定，党和国家几十年来都认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极其著名的活动家。就在那次全会上指控米高扬同志对党不老实，我们认为这种批评也是错误的。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便肆无忌惮，说句不客气的话，竭尽全力开展旨在疏远领导集体，压制工作中集体性原则的“活动”，其所作所为就是使领导同志在工作中互相看对方眼色行事，我们有这方面的许多事实。……我不打算详谈贝利亚的道德面貌，虽然这还是应当谈一谈的。全会同志应当知道，我们有贝利亚腐败的犯罪材料。大家会问，中央主席团为什么过去对贝利亚没有采取措施，对他姑息放纵，处处让步，采纳他不正确的意见，容忍把他的某些便函，比如关于乌克兰、关于立陶宛的便函跟党中央的决议一样下发这种错误行径？关于这一点应谈谈下面的事。斯大林同志逝世已有三、四个月了。大家本应识破和看清贝利亚所有丑态，本应看出他是我们党中央团结的破坏者，本应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我要强调的是完全彻底地齐心协力，解决贝利亚问题。当我们在中央主席团里，大家都确信，我们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后，便召开了一个有贝利亚参加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并向他出示了我们的指控。他表现得极不老实。事实他无法否认，但他开始胆战心惊地卑劣地毁灭罪证，说他要改正错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