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

从管理学角度分析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一、经济人的含义1.经济人的含义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那么什么是经济人呢？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回避对经济人的直接定义。当然,这并不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经济人这一说法尚存在着争议之处。一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露出了经济人的思想,约翰·穆勒则是依据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那里有一种描述性的说明,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国富论》中的一段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还认为,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据此,人们往往把斯密视为“经济人”假设的倡导者。但是,正如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所指出的,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却是约翰·穆勒。概括而言,对经济人概念比较一致的观点是：(1)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2)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经济人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如张宇燕在《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指出：人的理性,简单地说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一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3)第三个是经济人的核心,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问题,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2.经济人的局限性(1)忽视了人的需求的多样性。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地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上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2)现实中的人追求的可能是满意解,而非最大解。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是“前算500年,后算1000年”的圣人,现实中的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3)“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研究领域有限。有相当多的研究领域,如经济体制、经济分配、福利有效性、就业、货币、资本流动、区域合作等就不适合运用“经济人假设”。这就是说,这样的假设只是适合于提出该思想的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适应于探索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与优化、经济增长等问题。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很少有人考虑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但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几乎大多数经济产品都存在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就更受局限了。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无论是有形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随着它们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异,“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公益性”程度越高的产品,如教育、桥梁、国防等,其“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就越低,因为人们在消费和购买这些产品时,常常无法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选择。于是,在经济学中对不同产品的消费者选择进行研究时,原来的“经济人假设”就要部分或全部放弃,因为,这时就不能为了“简单”而对人进行过多的抽象和假设,而必须还原成具体的人。(4)“经济人假设”适用的时限有限。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较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有限,这种条件下,“经济人假设”是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高、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扩大,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脱离“经济人假设”的条件。尤其是“绿色经济”等运动的兴起,更使人们关注个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从而使“经济人假设”适用的范围更趋狭窄。3.经济人的合理性(1)产权清晰的领域。试问哪个劳动力不是流向高工资的地方(不然不会出现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土地不是流向高地租的地方(城市黄金地段大都都是有钱人的地方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资本不是流向高利率的地方(不然不会有地下信贷市场的出现),企业家不是流向高报酬的地方。古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在今天还是为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认可,并“身体力行”的去执行。市场是残酷的,是无情的,你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追求效用最大化,你就难以存活下去,同自然界“物竞选择”一样,从这个方面讲,人类社会似乎是一个“利”者生存的社会,没有利润,企业生存不了,工人存活不了。所以,自利的原则还是存在的。至于理性原则,尽管人们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可能使得最终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想最大化其利润,而是不能,而且他们也是在不断收敛于利益最大化。至于自利的最大化其利益的经济人最终能否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即“看不见的手”原理是否成立,笔者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问题。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不一定能导致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比如,“囚头困境”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典型,笔者认为,经济人主要指的是个体,而非集体。因此,这并不能说明经济人的不理性。(2)产权不清晰的领域。这里以中国国有企业从反面来说明经济人的合理性。首先,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安排所以低效率,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企业制度的安排所以高效率,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制度安排的人性假设前提不同甚至相反。承认“经济人”假设是选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前提。其次,在我国,由于“所有者缺位”及体制原因使得此现象表现的极为突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脱困目标难以实现,一些经理人员的“在职消费”过度膨胀,侵占和转移国有资产,短期行为严重。由于国有企业没有充分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安排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经济人的本性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59岁现象”。因此,经济人是设计激励约束机制的逻辑前提。最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采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实中出现了国有企业财产谁也没有真正拥用,谁也不对其真正负责,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的甚至把国有企业掏空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种现象推其根源正是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人”假设原则,没有充分认识建立防范机制,在没有硬性约束下,他们会从自利出发,不惜损害国家财产,从外部效应中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措施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发挥应有的效率,解决“经济人”原则的自利最大化和国有企业产权公有的矛盾,应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使产权界定与“经济人”原则处于一种最佳的均衡状态。因此,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还必须以“经济人”为前提。二、社会人社会人亦称“社交人”，与“自然人”相对。是西方管理理论中的一种人性假定。这一概念是行为科学家、霍桑实验主持人梅奥(Mayo，E.)针对“经济人”的假定提出来的，也是“人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假定认为，人们从事工作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还有社会方面的要求。物质利益对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只有次要意义，作为“社会人”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重视在工作中与周围人的和睦相处，获得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满足。他们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人”的假定是对“经济人”假定的一种否定。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管理学派把人只看成“经济人”是不对的。“社会人”的观点是人群关系论和行为科学管理论学派对人的基本看法。该理论否定了“经济人”的假说,认为工人不是单纯为了经济报酬而劳动,人作为组织的成员,还追求良好的人群关系,追求安全感、归属感和受到尊重等社会心理上的满足。这种社会动机比经济动机更为重要。因此,人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按照“社会人”的假说,管理任务的重点不是满足个人的经济动机,而是要着重建立良好的人群关系和培养个人的良好动机,使其朝着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方向发展。可见,“社会人”的假说,实际上也否定了“经济人”假说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它把个人动机的满足放进群体中加以考察,认为只有通过群体才能使个人得到满足。如果说,“经济人”假说试图通过功利主义原则满足个人经济利益,那么,“社会人”假说强调的是个人依赖集体并通过集体满足个人的团体主义价值观。当然,“社会人”的观点远没有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它所说的“社会人”只不过是指个人对集体的一种心理依赖,至于社会对于个人需要的形成及其满足的真正作用并未作出科学的说明。可见,“社会人”尽管标榜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从实质上看,这种集体主义仍然是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尽管如此,“社会人”假说毕竟较之于“经济人”假说又前进和深入了一步。因为,“社会人”的观点已经超越人的单一的、较低层次的需要,看到了人的多方面的、较高层次的需要,这就为管理指明新的方向。按照“社会人”的假说,管理方法就要由对管理对象的外部控制和刺激转移到启迪和感化人的内在因素。就是说,由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应该说,这是对管理认识的深化。但是,“社会人”假说及其管理模式在强调人的社会心理方面的要求的同时,却过分否定了人的经济要求,没有把经济物质刺激作为管理的重要手段加以肯定,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缺陷。三、复杂人复杂人是管理学中对人性假设的类型之一。“复杂人”的含义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就个体人而言，其需要和潜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地位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而各不相同。其二，就群体的人而言，人与人是有差异的。因此，无论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自我实现人”的假设，虽然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并不适用于一切人。二战后,人类的需求组成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也在各种管理活动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尤其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为人类认识自身提供了新的条件、工具和方法,推进人性认识不断深化,促成了许多关于人性的重要假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超Y理论”的“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由组织心理学家SCHEIN等人所提出来的。“超Y理论”的核心是将人看做“复杂人”。它认为人是复杂可变的,，能通过以往组织经验熟悉新的动机；在不同组织或同一组织中的不同部门，人的动机各不相同；对不同的管理决策会作出不同的反应。管理学家孔茨也认为，个人因为个性而不同；个人主要关心自己的事，促进组织创建是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如果利益超出代价，个人就会为满足其基本需求而努力工作；个人能够接受引导和响应领导,，能够应付环境带来的全部挑战。这个假设还涉及到人的动机的状况，动机和环境的互动。“人在同一时间内有各种需要和动机,它们会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为统一体,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机模式”。而“动机模式的形成是内部需要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在组织环境中,工作与生活条件不断变化会产生新的需要与动机”。“复杂人”假设使人性认识的多元化,促进了管理科学理论的多样化,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现象。如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个性人格和决策能力的“决策人”;而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西蒙认为,人不是一种只会完成指定工作的工具,也不是仅会进行理性分析的机械人,人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