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红山玉文化与中华民族魂——揭秘牛河梁朱成杰一、红山玉文化的形成红山文化的重心可以说就是玉文化。三十年代红山文化发现之初，乃至五十年代尹达先生命名红山文化的时候，红山文化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那时还未发现红山文化玉器。直到70年代初三星它拉玉龙的出世才引发了红山玉文化的诞生。接着，1973年胡头沟玉器出土，79年东山咀出土双龙首玉璜。牛河梁三官甸子出土十几件玉器。1981年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和发掘才确定了等级分明的唯玉而尊是红山文化的核心特征。从此，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以玉文化为重心的发展阶段，以牛河梁为中心，辐射整个红山文化地域，上承8000年的查海兴隆洼玉器，使红山玉文化在8000年到5000年这个3000年玉文化发展链条中，处于核心地位。红山文化的研究也从仅仅是对器物材质——“玉器”的研究而上升为包涵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文化传统起源、等重大课题的红山玉文化研究。杨伯达先生从文物学的视角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玉文化、玉学理论框架，提出玉文化四大板块说，从而使红山玉文化成为中国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玉学架构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研究体系。而在红山玉文化体系中，牛河梁玉文化具有核心地位。揭开牛河梁玉文化的神秘面纱，就等于解读了牛河梁的核心秘密，也可以诠释中国玉文化的深层本质内涵。二、古老民族魂的探索最早在考古界思考并提出古老民族魂概念的是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在临终前最后一部著作《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双接轨，即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又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苏先生随后写道：“近来我曾反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我国古人对‘天’‘地’，赋予了超自然的属性。这里的‘天’是一种抽象的权威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义力量。看来，苏先生是把民族传统信仰作为民族魂考虑的，其中‘天’‘地’所蕴含的超自然正义力量是最高崇拜对象。苏先生说：“明清两代的天坛，就是皇帝同天对话的神圣之地，可是在祈年殿里并没有设置一般宗教庙宇里的那种偶像。这是由于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对于‘地’的崇拜，反映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对‘君’的崇拜，则反映着对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对于‘亲’的崇拜，我看至少包括祖先崇拜以来至现实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是维系、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对‘师’的崇拜，则是要求对文化、知识的尊重与继承。在谈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苏先生强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2国拥有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尤其提出“老子《道德经》五千字，无时间、地点、人物，是超时空的科学，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涵盖宇宙。如果儒学从周公时起，道学是后起的，道学的哲学理论原比儒学更精练。”正如苏先生的学生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序言里所提到：“苏先生的这些思考被香港《明报月刊》选择香港回归的日子发表，足见古兆申先生把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的认识是放在同民族灵魂相关的重要地位上来考虑的。这正是秉琦师最后年代思考的精髓。……他此时是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他正在寻找的古今文化的内在联系，触及到了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深入到了考古学生命之树的根系。秉琦师的研究境界，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升华。”杨先生在《巫玉之光》序言中指出，研究玉文化“应该把目光指引到史前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杨先生依据牛河梁红山文化冢、坛、庙遗址及积石冢所出的玉器，提出“巫——玉——神”整合模式，通过巫玉神三者的关系可以从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中寻找到中华民族原始信仰的本来面貌。“我国史前原始宗教——巫教还未创造出玉的供崇拜的人物神灵像，……这远远落后于泥塑和石雕的‘神像’。但那些泥、石之像是否是天上的神灵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所以，我们今天仍不能确证已见的泥、石之‘神像’就是天地神灵之化身和寓体。”杨老认为以前出土的玉质人物造像，其身份为巫觋像。也就是说，在巫觋信仰系统中，还没有把天地具象为人物形象来表现，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在《玉神物解》一文中，杨先生对神的内涵有专论，认为：“玉神”不是西方宗教学命名的“物神”的拜物教的崇拜对象，而是我国史前的从石神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神灵或精灵，其玉物体与玉的神性是互为表里，是一致的，这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可能是远离玉的另一境界的神，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值得重视。杨先生曾与笔者多次讨论巫觋信仰的核心是“天”，“神”的含义也是天的化身，而没有人格特征。“是超自然力的无形代表，又是大自然万物和现实社会的双重主宰。”这些思考都与苏秉琦先生不谋而合。我国著名宗教学者于锦秀先生认为：“神物是宗教学上的‘灵物’（fitish），实质是超自然力（灵性）及其载体（灵体、灵魂）观念的物化形态；又是人们与超自然力交往的必要物质媒介和实物手段，是概括的形象思维”（《玉与灵物崇拜——中国玉文化的原始宗教学研究》）。于先生也认为超自然力是“神”的本质含义。以上诸位前辈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传统信仰的内涵，其实质也是对古老民族魂的一种探索。三、红山玉文化的本质即民族魂的载体从考古学文化中，通过史前遗存结合中国文献学、寻找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起源，也就是苏秉琦先生探寻的古老民族魂，完全可以从牛河梁红山玉文化的本质内涵中找到答案。（一）红山文化至上圣者——巫觋身份考杨伯达先生在《巫玉之光》前言《返璞归真，恢复史前玉文化的本来面貌——以“巫书”释巫玉》一文中认为“在研究破译出土史前文化玉器这一点上，其最佳文献应是《山海经》，而不是《周礼》！鲁迅先生考证《山海经》为‘巫书’，如果不是用‘巫书’释巫玉就永远不能抓住史前玉器的内涵和要害”。杨先生通过对“玉3神物”及“巫以玉事神”这一由来以久的说法提出，“通过对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的研究可以恢复其史前原貌”。杨先生是这样解释巫的：“巫是早期人类社会中聪慧而又有智慧的少数群体，她（他）们统治着野蛮的史前民族部落或社会。由于我国巫赋予玉以‘神物’的物神性能，使玉与一般的物质加以区别，并把神玉雕琢成玉神器，与天界沟通。所谓天界即巫觋创造‘神灵’居住的虚幻境界，它位于昆仑之上、昆仑之虚为帝之下都，山、钟山产玉膏，瑾瑜供黄帝、鬼神所食所飨，由此直冲云霄，便是天都（见于《山海经》）。巫事神，行傩舞，施法术，媚神、飨神，领受神的旨意，统治部落之众。此时巫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巫——玉——神三者垂直互动，上下沟通就是其统治模式。”杨先生认为“西王母、黄帝等神话人物都是巫或觋，也是各方的统治者，又是神，受人膜拜，这种信息为后人传递演变为《山海经》上的人兽合一的怪诞形象。”“巫在原始宗教的地位是崇高的，绝对的，她（他）不仅掌握了神权，还控制着物权、族权、政权和军权，至少在原始宗教发达的时代的巫很可能是集神、物、族、政、军等五权于一身的大权独览者，在兴隆洼，牛河梁等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十分有利的物证。宋兆麟先生认为史前时代的巫师，不仅是祭祀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特别是祭司，是当时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巫觋》P9）。红山文化遗址，唯玉为葬的特殊人物，就是具有以上崇高而神圣地位的大巫。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他们通晓天文地理，知天时，明阴阳，通天地，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修炼有素，具有特殊异能的神秘人物。牛河梁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中心大墓，随葬成套玉器的人物就是这样的身份。尤其是16地点，工程浩大，在山岩下深凿五米随葬玉人玉凤。特别是玉人的头部眉心有一个明显立起的凹陷，像后世佛家所说的天眼、天目，以及双手的姿式，更说明他是一个可以洞悉天地宇宙秘密并可通神的大巫。这个有明确天目造型的玉人，以确切的出土地点，证实了佛教的天眼，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而且说明了史前大巫的身份地位的取得，是与他们具有的超能力——通神有直接关系。[见图1]图1图2图32007年五一长假，我院的研究人员一行四人，由院长雷广臻教授带队，对内蒙古早期红山文化诸多遗址进行了考察，这次对我收获最大的是，翁旗政协文史办吴甲才先生为我们提供的几处红山文化岩画遗迹，这些刻在巨大岩石上面的人物形象都是在眉心处带有一个圆形天眼[图2]，最重要的是吴先生在去年赤峰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报道出的，北斗七星岩画石下面仍然还有这种眉心带天目的人物头像[图3]。4这就明确说明了这种人的身份，就是通晓天文，能与神灵沟通的大巫。我还在民间收藏品上发现了这种带有天目的蚌塑人物头像。[如图4]这就证实了杨老说的，史前人物形象不是代表天地的神灵，而是通天地的巫像。更说明了巫的地位神圣，但是七星要刻在巨石正对着天的上面，人像要刻在星斗下面的巨石侧底部。这也就同时佐证了苏秉琦先生的著名论断，“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把头像与北斗七星同刻在一个巨石上。天眼作用是沟通宇宙、天地自然的通道，因此他只能是巫觋像，还不足代表天地自然。所以带有天眼的巫像不是神像。但可以是至图4上圣者，具有崇高的人间地位。那么这些大巫是以怎样的方式与天地沟通的呢？杨先生指出“过去对巫的研究成果往往多限于文明时代或民族资料，对史前期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很少过问，这大大地制约了我们对巫的历史功绩及其地位的正确认识。”（《巫玉之光》P258）（二）巫觋的行为系统——以玉事神通过巫觋行为系统，可以知道巫玉神三者的关系。《说文》对巫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此说巫为祝，并以舞降神、悦神。另一种是《说文》在释“灵”字时说：“巫也，以玉事神，从玉”。段注云：“巫能以玉事神，故其字从玉”。杨伯达先生认为古人释巫大体就是以祝舞悦神和以玉事神两种，这可能分别代表了贫玉区和富玉区这两种不同地区通神、悦神、事神以至飨神的不同方式。其二者并不矛盾，将两地区之通神方式合在一起也就是我国史前巫的职责。（《巫玉之光》P230）可以说，巫的行为系统的核心就是以玉事神。杨先生在《玉神器说》（《巫玉之光》P98）一文中指出“巫与神沟通时也离不开玉，巫用玉事神，也就是向神献玉，以之享神、媚神、敬神等等，所以，在特定的时代里，以具有神物功能的玉制造事神用的器物，这种玉器可以称为‘玉神器’。广义的玉神器包括巫事神所用的标志与法具以及享神所用的玉或玉器等。以红山文化玉器来说，巫事神时所用的玉勾云形器、玉齿饰兽面纹勾云器，玉龙首玦、玉发箍、玉丫形器，玉龙、玉龟（鳖）以及玉边刃圆形器等都可以称为玉神器”。“玉神器，是巫的身份标志，通神用的法物和享物，举行一定仪式时，巫的事神、卜兆、史祝及歌舞等活动所用之玉或玉器可以统称为玉神器。”也就是说，被巫用以事神的玉器被称为玉神器，巫的行为就是以玉神器事神。同时，杨先生在阐述巫的行为系统时还认为“巫既是玉神器的催生婆，又是玉神器的创造者、加工者、占有者和使用者。在某些地方的巫很可能既是聪明出众的神职人员，同时又是技艺超群的琢磨玉器和治理神器的工艺大师。这就把巫与玉的关系从玉神器的产生开始，就绑定在一起，从选玉、制玉到用玉、验玉，贯穿始终。那么为什么巫的行为系统要以玉做为物质表现呢？这就要进一步考证巫的信仰系统了，也就是本文的核心。（三）巫的信仰系统——神的本质内涵为了揭开中华民族原始信仰中最核心的本质内涵，我们就应该结合古文献资料和考古遗存，再加上神话学的口碑传颂等来综合考察。1.文献学考证5我们可以先从“神”这个字的造字本意理解古人。《说文》对神的解释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又解释申字，“申，神也”。从《说文》的解释来看，“神”特指“天神”，它能够“引出万物”，是没有人格特征的，加上“示”偏旁，特别强调了“天”这一“所垂之象”，万物皆由此而生，而且能带给人吉凶祸福。[图5]《说文》释巫：“祝也，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