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楚辞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新文体——楚辞。“楚辞”的奠基者和最优秀的代表作家屈原以其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在南方楚国文化的基础上，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楚辞文学，反映了迥异于《诗经》的独特美学特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述史：楚辞与骚体传统读人：屈原与文化人格品诗：“湘夫人”与言秋一、楚辞概述楚辞何谓：“楚辞”之名，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武帝时，与“经”并列，乃一种专门的学问。西汉末年，刘向把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等所作楚辞体以及自己的《九叹》，辑成一书，取名《楚辞》。诗体：战国时楚地出现的一种新诗体（民间《九歌》）作品：屈原及其他作家用此文体所写作品（《离骚》）书名：由这些作品选辑而成的诗歌总集（《楚辞》）三重涵义：骚，骚体“楚辞”别名屈赋、骚赋、楚赋同：不歌而诵楚辞与汉赋楚辞乃诗体；赋乃韵散相间的散文异强烈地方色彩；宫廷文化特征抒发个人情感为主；铺陈辞藻咏物说理为主悲怨惆怅为基调；雍容和顺为底蕴大招第十（屈原或景差）惜誓第十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严忌）九怀第十五（王褒）九叹第十六（刘向）九思第十七（王逸）《楚辞》目录：离骚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夫第七九辩第八（宋玉）招魂第九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宋·黄伯思《翼骚序》楚辞体的产生，并非凭空而生，其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间祭歌。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已出现了被称为“南风”、“南音”的楚地民歌《九歌》，其与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歌在情调和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形成原因首先，楚声、楚歌是楚辞的直接源头。《孟子·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句式加长•语助词“兮”楚辞用语灵活，语句长，且大量使用“兮”字，这一特征与古籍所载楚地民歌《越人歌》相似。其次，楚辞是楚地文化长期浸润的产物。大抵北方之地，地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北人性刚，南人性柔；北人的意域偏于现实，南人的思想近于浪漫。北方山川雄浑，南方山水清幽；北人生活较难而朴质，南人生活较易而奢靡。——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楚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但始终保持自身强烈的文化特征。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鱼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班固《汉书·地理志》江湖山峦，云梦大泽，潮湿多变的气候，涵养了好奇求异的艺术气质和个性。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浓郁的巫文化气氛培育了楚人好幻想、喜怪异、尚勇武的性格，音乐、舞蹈、绘画等呈现一种烂漫的风格、华丽的色彩。浪漫主义是一种主观情感重于客观现实，内心影像重于外界形象，敢于挣脱常规束缚的创作倾向。巫教盛行巫师逐邪图（全图）巫师戏龙图巫师逐邪图（局部）未形成北方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较强。一直到汉代，楚人多有桀骜不驯的性格。音乐：编钟，5个8度音，世界音乐奇迹。艺术品——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表现形式。注重审美愉悦性和激烈动荡的情感。楚辞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而游说之风濅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行，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宏阔雄奇的篇章•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接近口语的虚词运用此外，楚辞的诞生与战国时代纵横游说之风及散文高潮亦相关涉。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基本特征：其言甚长：篇幅、容量、句式，富于表现力《氓》、《七月》80余句《离骚》、《天问》370余句充分体现诗人思想的广阔，感情的深刻与复杂，语言驾驭能力；诗经多为四言体，楚辞以五言加“兮”或六、七言为主，句式参差错落、灵活自由易于淋漓尽致地表达缠绵悱恻、哀婉凄清、郁闷悲愤、慷慨激昂、起伏跌宕、一波三折等复杂情感。其思甚幻：想象奇特、丰富的幻想，浪漫主义不局限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和身边的日常生活，而是着力于抒情，表现诗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体感受。抒情富有个性特色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其文甚丽：语言瑰丽、表现手法丰富与《诗经》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不同，楚辞的语言以华美绚烂见长。辞藻丰富：江蓠、秋兰、宿莽、申椒、菌桂连绵词汇：陆离、缤纷、婵媛、委蛇、容与对偶工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其旨甚明，不遵矩度：悲剧色彩和悲剧精神《诗经》表现个人情感比较克制而显得平和蕴藉。“楚辞”多弥漫着哀、怨、愁的情绪，充满忧患意识，突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使充沛的激情得到毫无拘束的鲜明表现，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成就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激情、热血、生命熔铸于文字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能够更好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推动了诗歌语言的发展。楚辞是我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的源头，其浪漫主义精神和创作手法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楚辞创造的香草美人手法影响后世，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者，以其高洁的人格魅力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股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地位与影响楚辞中的《离骚》与《诗经》的“国风”并称为“风骚”。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作家的存在，优秀文学的出现首先是大作家的出现。楚辞的形成有其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但无论如何，它与屈原这个伟大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二、屈原及其人格他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郭沫若《屈原研究》时代：屈原生活在充满矛盾、新旧交替、鱼龙混杂的时代，生活在需要英雄又产生英雄的时代，生活在明星辈出、俊采星驰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是“群星丽天”，而屈原又是“群星丽天”中的“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屈原生活的时代：1）屈原生活的战国中后期的时代特征：一是诸侯兼并战争空前激烈；二是各国变法运动兴盛，力图富强，争雄天下。2）屈原生活在楚国，当时的楚国是可以与秦国相抗衡的强国，“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3）屈原生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期，时值秦用张仪，以连横之术，积极扩张；而六国曾用苏秦合纵之策，联合抗秦，终因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感而未能阻止秦国的进攻。怀王前期曾一度倾向于变法改革，后因内受旧贵族的包围和抵制，外受强秦的诡诈与诱惑，终客死于秦国。顷襄王即位，旧势力把持朝政，楚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生平：——年轻时受楚怀王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但因为君王的昏庸和奸臣的陷害，两次被贬，终于在长期流放江南之后，投汨罗江而死。约二十一岁，由家乡秭归到郢都，任三闾大夫，教育贵族子弟。约二十七岁，升左徒，主张联齐抗秦。约三十一岁，遇谗被疏，罢官，作《离骚》。约四十六岁，顷襄王立，信谗放逐屈原。约六十五岁，投汩罗江而死。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思想：美政，修名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乘骥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屈原的悲剧1、遭馋受贬：A、外交：联齐抗秦—贪利畏怯B、内政：选贤授能，明修法度——贵族利益C、性格：正直，自信；少年得志，缺少周旋2、深固难徙：治平理想眷恋楚王人格好修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屈原在作品中从来没有直接点到先秦的哲学家、思想家等“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吴起、商鞅等，相反提到了一些前贤——如：伊尹、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可见屈原是着眼于君臣契合、身为忠臣这一角度，所以考虑的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楚国，他对出仕他国、别国得志也没有明显的非议。《离骚》曾借灵氛之口说：“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屈原正是借灵氛之口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他们往往“大国”观念牢固，有的还提出王天下、定于一的理想，而“小国观念”比较淡薄。屈原对楚国执著的热爱、眷恋，与他的忠君思想有关。楚怀王，作为一国之君来说，面对内政的腐败黑暗，外交的复杂激烈，对手的强硬奸巧，在主观素质上完全不具备“明君”的条件，他虽不是暴君，不是桀、纣那样的无道之君，但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难以承担“历史之重”。屈原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这种人身上，李贽曾讥为“虽忠亦痴”。我们应该看到，屈原的忠君亦包含着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恐皇舆之败绩”，不只是担心国君不走正路而摔跟头，更担心国家日益削弱而有覆灭的危险。他对楚怀王的怨，有着恨铁不成钢的特定内涵，包含了无比强烈的对国家的爱。故司马迁称为“存君兴国”、朱熹称为“忠君爱国”。此外，屈原的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养士制度风行，人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往往具有多重因素。见义忘利，朝秦暮楚，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人生观和社会行为。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的人，亦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他虽然对自己的忠贞行为产生过怀疑，但最终并没有因为一己的私利而背弃自己的祖国。这也是屈原悲剧精神崇高的一面。屈原以彼其之材，游诸侯而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挚爱父母之邦，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操、感情，以及其身体力行的实践、追求和探索，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观念的逐步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屈原成为“中华魂”、历代爱国志士的楷模、忠心为国、敢赴国难、舍身殉国的志士的“崇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称屈原为“爱国者”、“爱国诗人”，说屈原具有“爱国精神”、“爱国思想”，也是比较合适的。屈原的伟大之处，并非他那至死不离开楚国的实践行为，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进取模式。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人格第一、忠君爱国。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