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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问题一为什么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末叶？二为什么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三戊戌变法运动既是爱国的救亡运动，又是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那么，如何理解救亡和启蒙之间的关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林旭1875—1898刘光第1859～1898杨锐1859～1898康广仁1867—1898杨深秀1849–1898年进士举人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杨锐林旭梁启超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们为什么选择的是充满荆棘的改制之路，是舍生取义的不归之路?主要内容一、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背景二、维新派的主要思想及其变法活动三、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四、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意义一戊戌变法运动的背景1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2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侵略主体的变化侵略策略的变化侵略策略的变化掠夺方式掠夺规模贷款铁路矿山工厂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掠夺规模的转向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少数人的觉醒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这种觉醒就是1300举人在“公车上书”的呐喊中宣告于世的。1300人越出康、乾以来禁止知识分子干预实事的成规，创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大举。群”——并不仅仅是书生的议论，是在民族危机刺激下的集群，共识是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将抵御外侮与改革内政合为一体。恰恰是这种觉醒，构成了国人继续探索国家出路不可或缺的思想条件。战争的屈辱越沉重，对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越发深刻。中国衰败的原因不仅在于器物，更在于制度。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君主者权偏上，民主者权偏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君主立宪政体3洋务运动为早期国家出路探索路径由器物向制度层面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李鸿章所办洋务，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二、维新派的主要思想及变法活动变法民权西学变法思想推介载体：学堂、书局、学会和报纸著书载体之一学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被迫停办。1899年2月，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求实书院更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在书院旧址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载体之二书局载体之三学会报纸载体之四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变法失败后，他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著述变法民权西学维新派守旧派《新学伪经考》，14卷，1891年伪经，指包括《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在内的儒家古文经典。“新学”指“王莽改制之学”。王莽改制与以往的王莽篡位在表述方法上的不同，反映了康有为的学术倾向。假如至尊的儒家古文经典都是可变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变法大势所趋。因此，“新学伪经”之说的功用，是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张目。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也通过这部著作显示出与传统进行抗争的勇气和智慧。众所周知，儒家古文经典不一定是伪造的。而且，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儒家古文经典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康有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公开宣布古文经典为“伪经”，是“新学”，其着眼点，不在“古”，而在“今”。维新派“变”的哲学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无夜，有寒无暑，天以善变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桑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变亦变，不变亦变。•《孔子改制考》21卷，1896年，在梁启超的协助下撰写。文明的结构心性制度器物六经《诗》《易》《春秋》《乐》《礼》《书》三世学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时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代政体外来的进化论使传统的儒术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传统的儒术又使外来的进化论取得了中国的形式。有绝妙的自信心，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想开出立足于孔孟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时需要的处方。这样他就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突破口。戊戌变法的全过程思想线：抓住了孔子政治线：抓住了光绪皇帝1898年初康有为呈递的《应诏统筹全局折》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应诏统筹全局折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体现制度变革的要义）一是他不愿做亡国之君，寄希望于通过成功的变法来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二是不愿做“虚位之君”或“傀儡之君”，寄希望通过成功变法摆脱慈禧太后的操纵和控制。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国是”是一个国家应该明确和把握的基本方向。诏书宣布：“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方向。”“明定国是”诏由帝师翁同龢起草该诏书的颁布，不仅拉开了变法的序幕，而且业也表明了光绪皇帝的决心。京师大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大学，1898年7月开办于北京（“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戊戌变法中实施的“新政”之一。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由严复担任校长。期间，洋务运动创办的同文馆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北京大学，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有着深厚的渊源，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两次早期探索的结晶。政治线（1）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勒令回原籍。（2）凡新任二品以上大臣，都要向慈禧太后谢恩。慈禧掌握了大官的任用权，防止光绪帝破格重用维新派。军事线（3）令慈禧的亲信、兵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明定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胁迫光绪皇帝颁布三道上谕1830——1904年，咸丰状元，光绪帝的老师，以书法著名于世。戊戌变法时，支持康有为，希望通过成功的变法使光绪帝亲政。所以，慈禧太后对付帝党时首先对他下手，这对光绪本人和维新派都是很大打击。1836——1903年，清末大臣。满人。辛酉政变前曾做过军政官吏。后因贿赂被参免职，可谓劣迹斑斑。但是，慈禧将其视为自己的亲信，在关键时刻，成为对付帝党的一张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光绪帝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为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负责起草变法的上谕诏书，批阅官吏奏折。时号“军机四卿”。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898年9月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一是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二是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三是革除、逮捕、屠杀维新人士，包括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四是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维新失败。纽约时报评论：慈禧太后通过一场政变剥夺了光绪皇帝主宰国务的权力，从此，慈禧太后实行彻底的独裁专制了。1在戊戌变法期间，始终存在抗制维新的强大的守旧势力。三、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客观原因守旧派：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异端、邪说是守旧派攻击维新思想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是守旧派对维新派进行咒骂时，使用最多的语句。其二，制度变革的理念还没有形成共识这表现为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赞同变革的人所理解的变革仍主要局限于器物层面，与少数维新派主张的上升到制度以至于思想文化层面的变法有巨大的分歧。更何况即使赞同在器物层面变革的人，在整个社会中也仍为少数派。“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说不可行也。”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突出体现了与现代化过程相适应的启蒙主义的特征张之洞的《劝学篇》本质上仍把对西方的学习限制在洋务观念之中，抵制民权思想及政治改革要求。主要传达了与现代化格外紧张的传统主义倾向。主观原因：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其一，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在理论上，运用“托古改制”来推介变法思想。从中应看到维新派身上残留的封建士大夫的痕迹。在经济上，一方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不敢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根基，这一根基不铲除，新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建立起来。在政治上，也不敢否认封建制度。政治变革措施中没有维新派多次提到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这是制度文明的真谛所在，变法的实践已经偏离原先预设的轨道。其二，蔑视、惧怕人民群众。蔑视人民群众，表现在变革仅依靠少数有教养的人进行。惧怕人民群众，表现在每次上书中康有为不忘提醒光绪帝，时刻关注人民反抗的危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幻想存在的原因，是维新派对列强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其三、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准确把握局势，伊藤博文还在政变前来到中国。政变时9月21日，而他来中国是9月14日。本来，伊藤博文是想博取光绪和维新派的信任，以便操纵中国政治。但到中国后，发现势头不对，维新派败局已定。所以只是对光绪帝和维新派表示虚假的同情，而不给实质性的帮助。其四，维新派对中国国情与变革的复杂性缺乏审慎考虑。康有为：“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康有为给戊戌维新在改革定位上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正是这种操切急躁的变革心态，维新派以“一日千里之势”揭开百日维新，“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把足够几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口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变法维新的措施缺乏可操作性赫德维新成功的三个前提条件，即启蒙者的鼓吹、当权者的支持与实行家的努力，中国只得其一，而日本三条皆具备，因此结果当然不同。四、戊戌变法的意义和价值2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1诉求制度文明的政治变革运动3由救亡所唤起的思想启蒙运动1诉求制度文明的政治变革运动从探索的内容上看，是制度文明的肇始，具有首创性。2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康广仁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他们选择的是充满荆棘的改制之路，是舍生取义的不归之路。变法与救亡内在统一，是戊戌变法的显著特点。变法与救亡的关系：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康有为3由救亡所唤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戊戌变法是有史以来，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发出挑战。如果说，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层面，其主要特点是变法与救亡的关系，那么在“思想启蒙运动”层面，其主要特点是：将制度变革与文化变革相联系。就救亡与启蒙的关系而言，应是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后来革命型的制度变革——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因而20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变革要采取革命的形式，而不再是改革。维新派中有很多人走向革命，如章太炎等。戊戌变法失败说明：“中国不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造，至少不能很快改造”。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因而力贬低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古典史学，倡导史学革命，重建近代史学。1902年，梁启超的《新民说》，主张以国家思想、进取思想、义务思想、自由权利思想改造国民精神，铸造“自由、自治、自尊、合群、进步、尚武”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国民，以“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新民说》是继《天演论》之后晚清最富有影响力的启蒙学说。《今别离》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刘鹗的代表作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