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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第1节社会保障的思想渊源–一、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渊源（一）大同社会论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倡导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人民美好的精神追求，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大同社会论产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中国思想家孔子于两千五百年用精炼的语言描绘出的“大同世界”。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它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相当完整和清晰的理想社会的轮廓。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1）大同社会在政治上主张社会民主，选贤任能。（2）在经济上主张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生活上实行社会统筹，各得其所。（3）在生产上则是人人尽力劳动，所有的社会成员均有生活保障。大同理想的社会保障内容如此之丰富和翔实，恰好说明了人类一直将人人有保障的社会作为理想在苦苦追求着。（二）社会互助论社会互助论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又一组成部分。社会互助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助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一，它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共济，是有余力余财者帮助无劳动能力或贫困或遭灾的社会成员避免生存危机的社会思想。孟子在《滕文公》中所主张的“出入相友，守望相互，疾病相扶持……”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中的社会互助思想。（三）仓储后备论仓储后备论是一种主张建立谷物积蓄以备灾荒并济贫民的社会思想。《逸周书·文传篇》中说：“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物积聚，何以备之？”因此主张“天下无常丰之岁，倘有缓急，不可无备。”根据仓储后备论，国家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仓储，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荒年再行开仓赈济，仓储后备的目的在于救灾，避免灾荒之年百姓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维护社会稳定。因此，仓储后备论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障思想。（事先防范）（四）社会救济论古代中国有关社会救济方面的思想很丰富，主要包括调粟、赈济、养恤和蠲缓等方面内容，其中赈济说的影响最为深远。“调粟”实质上是采取“移民就食”或“移食就民”，即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对灾区和非灾区不同地域间的粮食调拨或移民方法，使灾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保障。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赈济”，即是用实物（主要是粮食与衣服布帛等）和货币救济遭受灾害或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社会成员，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制度。“养恤”是指灾后有国家政府安置灾民的一种制度。一般包括提供栖身场所和施给粥食，发放寒衣、医药等内容。“蠲缓”是一种国家减免灾民赋税的一种政策。即灾害发生后，国家为了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所采取的对灾区农民免征徭役的政策。二、西方的社会保障思想渊源（一）人道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人道主义、民主、平等和人权等口号，为社会应对其成员的生存权利负有责任的观点提供了文化基础。所谓人道，是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时至今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早已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享受社会保障成了国民的一项基本权益，而人道主义仍然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根本的道德源泉。（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论对理想社会或国度的描述，实际上构成了社会保障的理论渊源之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即实践着空想社会主义论的某些主张。最有影响的是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从15—17世纪英国的莫尔（《乌托邦》）、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太阳神》），到18世纪法国的梅叶、摩莱里，再到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等，均写出了自己的不朽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更阐述了没有私有制、财产公有、倡导互助、人人平等和生活幸福的理想社会。欧文的试验欧文主张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欧文试验的失败，不仅说明当时的社会条件无法容许这样的试验，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保障不可能在个别单位内部实现的客观规律。（三）生存权思想生存权是人权最基本的内容之一。人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物质享受权等内容。生存权基于人类的生存本能而产生，是一种自然权利。最初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生存权的是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重要作用在于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生存权，并赋予生存权以具体的内涵，即生存权不仅仅是活下去的权利，而且是能够体现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的生活下去的权利。二战以后，生存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重视。生存权思想是西方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四）社会连带思想社会连带思想，或者说社会共同责任思想，在社会保障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基本内涵为：社会保障在自助的前提下，强调社会共同连带责任。用通俗语言表述，可以称之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除了高尚的“利他”动机外，也有自己遭遇困难时希望他人给予帮助的“利己”动机。这种社会连带思想，在各国的社会保障立法中随处可见。（五）慈善思想人类的慈善之心，古亦有之，并源源不断地发展、充实，从而成为社会保障产生的最原始的思想基础；最初有组织地向社会贫民施舍衣物、食物的，正是出于慈善思想的宗教组织行为，而这种宗教慈善行为，逐渐演变成社会慈善事业，即使在现代社会，慈善事业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思想，在现代慈善事业中依然占据着主导思想的地位。第2节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一、现代西方的社会保障学说（一）德国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伦坦诺。19世纪末，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段的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社会改良思潮兴起，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一些学者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立法，实行某些社会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现存统治。（二）福利经济学说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初形成于英国庇古（1877----1959），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1912年，庇古出版了《财富和福利》一书，1920年又把该书扩展为《福利经济学》，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福利经济学理论。庇古认为，经济福利的增大，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这是检验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庇古关于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福利越大的论点，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贫穷的人手中，从整体来说，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他从中得出结论说，在不减少国民收入总量的前提下，“提高穷人所获得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一般来说，将增加经济福利”。庇古提出了社会保障计划的三项准则与措施：（1）福利措施应以不损害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为宗旨，从富人那里转移收入亦“自愿转移”为好。（2）应当防止懒惰和浪费，使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3）必须反对实行无条件地补贴，应先确定受补贴者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庇古的上述理论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实践，为福利国家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三）瑞典学派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奠基人是维克塞尔等人。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四）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的生产过剩和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他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它还提出消除贫民窟，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时和后来相当时期内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五）贝弗里奇的福利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11月，英国政府责成以W·H·贝弗里奇为主席的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指出英国存在的“五大弊病”，即贫困、疾病、无知、脏乱和懒惰。报告建议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社会保障政策，分别运用于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社会保险用以满足居民的基本要求；社会救济用以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自愿保险用以满足收入较多的居民的较高的需要。前两种保障方式都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目的的。英国政府在批准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经成为社会保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它树立了系统地实行社会计划化而不零敲碎打地解决个别需要这样一种政策的典范”。贝弗里奇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社会学同样为社会保障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在此，我们仅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为例。需求层次论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学思想。在马斯洛所著的《激励与个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按照发生的顺序，由低级到高级成梯状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每一个层次的需要均包含若干具体的内容（见下图）。第五级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如胜任感、成就感……第四级需要：尊重需要如自尊、能力、权威、地位……第三级需要：社交需要友谊、情感、归属……第二级需要：安全需要如人身安全、职业安全、经济安全……第一级需要：生理需要如衣食、住房、基本生活保障……马斯洛认为，在低层次需要获得相对满足之后，才能发展到较高层次的需要；但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继续存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确实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一般需求规律，这种规律揭示了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里，社会成员的需要的满足，客观上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愈低层次的需要，就愈是离不开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正是促使社会成员的需要获得满足并由低级向高级转移的良好的社会机制。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学说（一）社会总产品“扣除理论”马克思关于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基本原理，明确了社会保障基金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来建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产品在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时，应首先扣除以下几项：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的部分；第三，用来偿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来的社会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中扣除几项：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险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定的基金，如官办济贫事业。（二）满足人的需要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有重要论述：任何社会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剩余劳动的那部分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它包含“保险金和准备金”。满足人的需要理论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动力。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需要结构也有多种划分。恩格斯把人的需要的分为生存资料的需要、发展资料的需要和享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