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一带一路”背景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发展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一带一路”赋予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和10月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更为区域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如何把区域经济发展放在“新一轮高标准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的最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如何抢抓机遇，主动融入，促进内陆开放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摆在西部内陆省份面前的重大任务。第一，“一带一路”战略赋予了中国区域经济加快再平衡的机遇。传统的全球化由海而起，海洋国家与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内陆国家发展则较为落后。同样，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而内陆开放程度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今“一带一路”战略鼓励中国向西开发与开放，不仅提高了区域的开放程度，缩小了东西部差距，加快区域再平衡的过程。而且在区域政策发展上突破了原有区域政策甚至区域研究囿于国内的局限，强调内外联动，在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内，调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二，“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内陆开放型经济转型，形成新的“雁型模式”。“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把中国发展的优势变成其它国家的优势，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也是世界外部经济失衡的必然要求。这不仅会增加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形成经济发展的合力，解决中国部分产能过剩，并适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形成梯度和区域生产网络，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功能的整合。同时，随着向西开放力度加强，将加快中国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走出去，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也会提升，整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雁型模式”自然是水到渠成。第三，“一带一路”提倡的是“绿色丝绸之路”，为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一带一路”倡导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它摈弃了“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实现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不仅超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且及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合作思想。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实现永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世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把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更多地惠及沿途沿线的贫困地区，让他们尽快地脱贫，减贫。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增进了内陆开放地区与中东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与文明互鉴。“一带一路”提出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交通、能源、通讯、技术等硬件的对接。更是文化与文明的对接，即软环境的对接。硬件对接关键是人心要通，人心不通，再好的东西我不要。人心要通，文明、文化就要融通，所以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文化交流之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的合作理念。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中国的产业文化因素，将会日益影响到中国将来的区域竞争力。第五，“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了西部内陆开放型地区的区位优势。从区域经济学角度来讲，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是互动的，很多技术因素改变了地理的因素。21世纪中国提出复兴“古代丝绸之路”战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高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技术因素改变了世界地理版图，将地缘政治空间缩减了。比如，在以海运为主的国际物流通道时代，西部内陆开放地区基本上处于物流通道的末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使很多西部内陆省份已成为国际物流通道的节点，从末梢到节点的区位转变，为内陆省份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为西部内陆省份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但在机遇背后也潜藏巨大风险需要警惕。一是道德风险。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很多人在认识上有误解，包括我们国家很多人对它的认识也不足，比如，对“一带一路”有各种说法：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恢复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西进战略、丝路威胁论等，很好的国家战略意图被“妖魔化”。认识上的不足使我们长期性、大规模的投资安全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二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战略要经过很多的国家与地区，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些地区是很陌生的，对它们的文化、风俗、信仰等都不熟悉。加之地缘政治的冲突，如美国的战略围堵，印度的战略不合作和日本的战略搅局。“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有着无法预测的风险。三是安全风险。这包括了传统的安全与非传统的安全，如，中亚地区非常缺水以及对石油、能源的争夺。还有海洋的争端，三股势力给“一带一路”走出去预留了很多的风险。同时，沿途沿线的许多国家正处于社会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阶段，在安全与发展方面不确定性矛盾普遍存在。四是金融风险。“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巨额投资时刻会面临着国际汇率波动与债务风险的冲击。五是法律风险。中国人走出去不熟悉沿途各国的法律，加之中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人才与国际接轨不足，会影响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企业在国外的投资上潜伏着很大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面对机遇与风险，如何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制度创新显得尤为重要。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政治、文化、意识、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首先，它可以降低内陆开放经济运行的成本。其次，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往往可以减少正式制度创新成本。最后，制度及其实施与人类行为认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加根深蒂固，更加不易改变，在社会生活中会起到更加久远的作用。它们也并非总是阻碍着制度变迁的过程，某些时候，一定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会起到促使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所以加大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创新，可维护“一带一路”相关法律、法规的合法性、稳固性。正式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我国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领域的重大创新。这为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随着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不断深入，伴随着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制度创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方面可以使西部内陆省份创造性“用好、用活、用足”现有的政策，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的各项规则、政策的不断完善，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制度会发生较大的变迁。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创新兼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西部内陆地区要通过正式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重要的前提是能否与非正式制度兼容。非正式制度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式制度要发挥作用只有得到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兼容。否则二者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紧张”①，这种“紧张”程度取决于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偏离程度。因此，“一带一路”的各项规则再好，若远远地偏离了西部内陆省份土生土长的非正式制度，很可能就会成为好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一带一路”战略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模式“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将给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多层次、多元化的模式。其具体表现如下：解放思想，推动创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工程，在短期内要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关键需要解放思想，真正的解放思想并不是天天喊口号，讲空话，要拿真举措，真办法。要把解放思想内化到跟老百姓切身利益最为紧密的问题上。为“一带一路”沿线沿途各个国家做好试验区，做好平台。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成功的经验是做好了开发区，做好了试验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对此很感兴趣。宁夏作为全国唯一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可以为沿线沿途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方面提供经验上的借鉴。可以与中亚建立起一些“一带一路”境内的重要平台与产业合作带，搭建起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当它们熟知了这些试验区、开发区、高新区的游戏规则，那么即使走出去也会像在自己的国内一样。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加快银川综合保税区建设，搭建中阿全新合作的模式。“一带一路”沿线有57个穆斯林国家可以列为宁夏的合作对象，所以要加快银川综合保税区建设，培养一批具有品牌效应和全球影响力的清真产业，同时发展一批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把银川综合保税区打造成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开放的重要保税区，也建成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一个大平台，一个重要的引擎。把中阿博览会打造成中阿之间高层对话、项目合作、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全新平台，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级博览会。创造我国面向中东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新格局。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打造宁夏成阿拉伯国家到中国旅游的首选目的地。宁夏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革命老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宁夏与中东地区在宗教、文化领域具有“同根性”②。中东多数国家地处热带沙漠气候，自然资源比较匮乏。而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被赋予“塞上明珠”的美称，旅游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明，如中华回乡文化园，新建的世界穆斯林文化城等伊斯兰文化发展成果得到了阿拉伯国家游客的认可与赞誉。通过旅游先行战略不仅有利于民间文化交流，也为相互之间政治、经济往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利用当地高校阿拉伯语教育的优势，搞“一带一路”培训体系的方案。“一带一路”途径的各个国家，语言、文化、信仰、习俗的差异往往成为人们商贸交易的障碍，宁夏可以利用当地高校阿拉伯语教育的优势专门搞一个培训机构，培育出一批熟知“一带一路”战略的中高级人才，甚至高校可以考虑专门设立“一带一路”专业和学科点。利用网络平台，建设中阿“空中丝绸之路”和中阿“网上丝绸之路”两条纽带。宁夏处于内陆地区，与阿拉伯国家并不毗邻，对外交流合作的成本较高。发展信息经济可以打破时空上的局限。宁夏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优势，打造好“中阿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好“中阿互联网经济试验区”和中阿“网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内陆开放型经济未来要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保持可持续、长远的发展，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制度创新。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发挥非正式制度作用。首先，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制度坚持包容、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凝结共识。其次，西部内陆省份应借助于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教育的投资，加大宣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让周边国家有更多的认同感。最后，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社会行为规范准则，统一人们的意志，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降低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摩擦与交易成本。制定“一带一路”战略要考虑内陆省份的区情，有利于内陆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权威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国家在出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过程中一定要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利益，避免中央与地方之间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使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制度创新不致受到交易成本过高的制约。宁夏内陆省份借助于“一带一路”战略提高制度创新的效率。制度是有效率的，我们选择一项有效率的制度并不难，但是选择一个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就很难。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任何制度的国家都可以参与，充分体现这一重大战略在制度创新领域的公平性③。但强调制度的公平性决不会以牺牲制度的效率为代价。正如马克思所讲，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④，有了和谐的生产关系及公平的制度规范，往往会对生产力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样的制度创新也往往是有效率的。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加大内陆地区制度的供给力度。“一带一路”的制度创新正处于起步阶段，各个国家对游戏规则还不熟悉，这就需要一种“强势政府”⑤，“强势政府”往往可以控制更多的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有其积极作用，为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推动。内陆开放型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封闭、保守、法制意识不强，制度往往不被遵守，也不易实施，出现了“软化”现象⑥，严重地制约了西部内陆经济的发展。所以，内陆省份应借助于中央政府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