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童趣

《书中的童趣》晓建如果说迄今为止我已经获得过五分乐趣的话，那么其中的三分应该是从书中搜寻得来的；如果说我已经从书中获得过三分乐趣的话，那么其中的两分应该是少年时期从“闲书”中偶然得来的；如果说我曾经在少年时期所读的“闲书”中拾得过两分乐趣的话，那么其中的一分半是在稍长成后逐渐被感悟到的。至今记得小时候的那些有关读书的桩桩趣事。儿时的路边常有租书的小摊：一个老爷爷，一个木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的排放着连环画，书架旁三三两两的摆放着小板凳。有精忠报国的岳武穆，有巾帼英雄杨门女将，有杀富济贫的粱山好汉，有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崇尚英雄的小男子汉来说，具备着多么大的诱惑哟！记忆中最早的阅读对象大概就是用省下的早点钱与摆放书摊的老爷爷换取的连环画。坐在老爷爷的小板凳上津津有味的翻阅着租来的连环画时，两边的肩膀上往往都会扛着蹭书看的小伙伴的小脑袋，而在老爷爷收摊回家后又往往会面对着围上来的小伙伴们现学现卖的开讲，直到外婆催促晚饭的呼声传来。母亲由于我为了读书而饿饭感到心疼，父亲却站在我这边，他认为：偶尔饿一顿于身体并无大碍，若因此而养成爱读书的习惯还是值得的，只是随着阅读水平的提高应该选择一些更有意义的读物。于是，父亲买来了新华字典，在教会我使用后便布置起阅读的“功课”。对于学龄前的我来说，父亲所指的“更有意义的读物”无非是唐诗宋词而已。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也是从“床前明月光”开始读起；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父亲不仅让我读诗，还给我讲诗，发展到后来，干脆让我给父亲讲诗。尽管幼稚的我根本没办法讲清楚“李诗”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杜诗”的现实主义情怀，也尽管无知的我根本不可能体会到“陶菊”的闲适清香、“苏月”的千里与共和“秦云”的变幻弄巧，可父亲总是夸我“肯动脑筋”、“有独到见解”。长大后才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通过阅读而思考，通过思考而质疑，通过质疑而领悟，通过领悟而熟记”。不过，我的思考与质疑也着实给父亲平添了许多麻烦。记得有一次读晚唐诗人朱庆余的题为《近试上张水部》的诗，诗云：昨夜洞房停红烛，画眉深浅入时无？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第一，诗的内容与诗的题目似乎没有什么联系，洞房夜后新媳妇梳妆拜见公婆（舅姑），问夫婿装扮是否入时，这样的内容冠以“近试上张水部”的题目显得不伦不类，除非诗人是借此题目有所暗示。如果真的是这样，诗人以此暗示些什么呢？读后我向父亲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二，诗中的“停”字有些费解，我从字面上猜测“停红烛”的意思是“将烛火熄灭”——洞房花烛夜，闹罢洞房熄灯安寝，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但这却与外婆曾告诉过我的“洞房红烛通常不应吹熄”的习俗相悖。如果诗中的“停”字不是“熄灭”的意思，那又该作何解释呢？为了应付我的质疑，害得父亲花费很多时间去查阅很多资料，而我们全家也会在这样的“质疑”与“释疑”中形成一种“研讨”的氛围。现在看来，书中的乐趣其实正是隐在由于我的质疑而给父亲平添的那些麻烦之中。七岁入学，读的第一部长篇是《董存瑞》，当然也是带着新华字典读的。那时的学业负担似乎不是太繁重，稍事用功便能够名列前茅，于是就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读课外书籍。而且当时的老师也鼓励学生扩大阅读面，不像现在的老师会因为学生犯下了“喜欢阅读世界名著的错误”而耐心的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直至学生改正“错误”而“再也不读课外书籍”为止。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由于有一个较为宽松的阅读环境，同时也由于具备了较为优越的阅读条件，我有机会阅读了较多的“闲书”，并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记忆中好像连家里所藏的那部线装的《袁了凡纲鉴》都是在那个时期被囫囵吞枣的“啃”过。到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外名著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而明令禁读，全国范围内能够拿出来公开阅读的长篇小说好像只有《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两部，而在这种氛围下忍不住“偷”读“禁书”，又给我的阅读平添另类乐趣。记得当时我们全家已经从南京下放到苏北农村。有一天，我正在麦场边的草垛旁专注的读着《红与黑》，冷不防手中的书被别人抽走，定睛一看，是顾姓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位转业军人（设为A），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与我（设为B）的阅读行为相关的较为“经典”的对话：Ａ：你活得不耐烦了！竞敢偷偷的看这种“封、资、修”的大毒草！Ｂ：（有些紧张，但强作镇静）我活得很好；我是在公共场所公开看书，并没有“偷偷的看”；我看的这本书不是“大毒草”。Ａ：（指着书上插图中的男、女主人公于连和德瑞娜夫人的画像大声说）你骗不了我！写这种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的书不是毒草那才怪呢。Ｂ：（看到如此无知的行为，真正镇静下来了）嘘……，小声点！Ａ：你心虚了？害怕了？Ｂ：（已经成竹在胸）我是替你担心。Ａ：替我担心？你是什么意思？Ｂ：（开始“绕”起来了）书记，你知道一个人吗？。Ａ：谁？Ｂ：（故弄玄虚）符拉基米尔。Ａ：符拉……什么尔？我不知道。Ｂ：他的全名叫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Ａ：哦！列宁，革命导师，那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Ｂ：你知道列宁被流放过吗？Ａ：流放？什么流放？Ｂ：“流放”的意思就是“发配”、就是“充军”，列宁曾经被沙皇流放于西伯利亚。Ａ：我不知道。Ｂ：列宁被流放时带着两本书，你知道是哪两本吗？Ａ：两本书？是不是《资本论》？Ｂ：（没想到他居然知道《资本论》）不动脑子！列宁是马克思的最优秀的学生，《资本论》几乎倒背如流，需要带吗？另外，列宁是被人押送着去流放地的，带着《资本论》方便吗？Ａ：对对对，是不便带，也不需要带。Ｂ：告诉你，列宁所带的两本书当中一本是棋书，不是指你所下的那种“车走直、马走斜，炮打隔子象飞田”的中国象棋呵，是……Ａ：那是什么棋？Ｂ：别插话！是国际象棋，列宁非常喜欢下国际象棋，他把下国际象棋称作“思维的体操”。另外一本就是你手中拿着的《红与黑》，这是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作品，列宁同志非常爱看这本书。革命导师都非常喜欢看的书，你居然说是大毒草；我让你小声点，你却要大声叫。你到底想干什么？嗯！Ａ：（恭恭敬敬地把书递到我的手中）你不能怪我，我哪知道这些，我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迫害，连小学都没毕业呢！Ｂ：（充满同情的）是的，是不能怪你。不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不懂就应该谦虚一点，多请教请教、多问一问。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Ａ：对对对，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你看书吧，我不耽误你了。Ｂ：慢走，不送。……说句老实话，列宁同志的“曾被流放”、“爱下国际象棋”、“较为推崇司汤达”以及姓名的全称为“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等，都是我从阅读中所获取到的基本知识，至于列宁同志被流放期间是否真的带上了那两本书已经无关紧要了，关键是我居然能够借此“化险为夷”而免去了许多麻烦，这就足够了。从“符拉基米尔”开始“绕”起，到最后的那段“之乎者也”，特别是所引用的毛主席的那两句“最高指示”，倒是实实在在的把顾书记给“绕”住了、给“镇”住了。对于我来说：阅读，是在少不更事的儿时被父亲布置的“功课”所养成的一种习惯；阅读，是在形成了习惯以后又逐步演变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阅读，是在阅读技巧娴熟以后而被固化成的一种思维方式；阅读，是在阅读经历达到了一定的年资以后便自然的升华为生命的组成部分。阅读，有两种类型：“功利性阅读”和“非功利性阅读”。“功利性阅读”的驱动力源自于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和“千钟粟”等。由于身处物质世界，生命体的维持与繁衍需要物质的支撑，所以带着某种功利来阅读也就无可厚非了，特别是在一个人告别儿时的幼稚期而稍长成后肩上有了责任，他的包括阅读在内的各种行为也就不得不适当的考虑到功利的因素。只是，若把所有的阅读行为都赋予“功利”的色彩那就非常遗憾了，因为我从来都未能够通过“功利性阅读”而获得过丝毫的“生命的乐趣”，充其量也只是借助于斯得到些许“成功的喜悦”而已。真正能够给予我们以“生命的乐趣”的只有那种将“功利”抛却一边的“非功利性阅读”，而这种所谓“非功利性阅读”更多的是指儿时针对所谓的“闲书”的阅读——我把儿时读“闲书”时所获得的那种乐趣称之为“书中的童趣”——这“书中的童趣”不仅能在阅读过程中刺激于当时，而且还能够给我们留下久远的美好回忆，这大概是我们能够从书中、从阅读的行为中所获取到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哦！书中童趣，飘飘缈缈，似有若无；哦！书中童趣，忽焉似有，再顾若无，蓦然回首，却又显现于那灯火阑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