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历史发展

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历史发展绪论对作为学科或课程的中国教育学，试鉴察其史实，寻觅其逻辑。这“阴晴圆缺”的教育学百年，大致是旧中国近50年，新中国近50年。也许可以说有四次热潮；两度曲折，一小一大。试述其实然沿革，试论其应然求索，就教于同行，再事订正。目录1绪论2第一阶段(1900-1919)3第二阶段(1919-1949)4第三阶段(1949-1956)5第四阶段(1957-1966)6第五阶段(1966-1976)7第六阶段(1976-)8教育学的应然求索第一阶段1900-1919背景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中大败于日本帝国主义。“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于是萌发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师范教育在我国的议论与出现，就涉及教育学这门学科或课程了。1896年，梁启超撰《论师范》一文，主张自办师范学堂。“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并举日本师范学校设置有教育（学）课程。这也许是我国议论师范教育的发端。同年，盛宣怀奏请在上海筹设南洋公学。又仿日本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校，称之为“外院”，派师范院生兼任教习，且学且诲。这是我国师范教育的起点。我国师范学校附设小学也以此为始。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师范馆于当年10月与仕学馆一起开始招生考试，并明确设置“教育学”课程。张謇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了状元，倒是主张废科举办学堂。他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堂（学校）于1902年开始建校，1903年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它设置了“教育”课程其寻常师范科，修业4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至第四年为“本科”。“本科”设“教育”课程，含教育史，教育学，教授管理法，教育管理、实习。第一学期为“教育史”，第二学期为“教育学”，第三学期为“教授管理法”，第四学期为“教育管理、实习”。《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颁布。师范分“初级”和“优级”两级。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规定学习5年，每年都设有“教育学”，且规定分年内容和每星期时数。优级师范学堂规定分为4类：(1)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2)以地理、历史为主；(3)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4)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辨学、心理学已独立设置。教育学在第二、第三年开设，也规定各年的内容和每星期时数。当年泱泱大国，急需师资以及教育学翻译人才。教育学“红火”得很。而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是到1907年3月8日学部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取得地位的。当时这个《章程》规定“教育学”课程含“心理学大要”，也规定了分年的每星期课时。教育学的来源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的《实用新教育学》，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释义》，《兰因氏之教育学》，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学》，大濑甚太郎著，江夏、杨彦洁译的《实用教育学》，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游历绅士笔记的《教育学参考书》等等。王国维的《教育学》，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张继煦的《教育学》和金祝华的《教育学教科书》，季新益的《教育学教科书》，侯鸿鉴的《教育学》，秦敏均的《教育学》，蒋维乔的《教育学》，吴馨的《简明实用教育学》等等。我国以翻译日本的教育学为主、以自己编著为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过久。至1915年左右，无论是“翻译”还是“自己编著”，都进入低谷。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已近尾声。王国维在1906年评论《奏定大学堂章程》，认为“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定文学科大学的分科为：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他设计了各个分科的科目。在各个分科的科目中，都有“教育学”（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0-37页。）。王国维如此青睐教育学，也许是空前的。第二阶段1919-1949背景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在我国传播了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1919年，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等五单位之邀访华。他来华前夕，陶行知在3月31日的《时报•教育周刊》上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以及上述的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等等，为杜威来华讲演开道。随着杜威1919年“五四运动”前四天即4月30日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回国，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高峰。1919年5、6月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连载真常的译文：《教育上之民主主义》，系移译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第七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TheDemocraticConceptioninEducation)》；《教育潮》6月发表杨贤江转译吉田熊次记录的杜威在日本的讲演《理科教授之目的》的译文等等。杜威走后，1922年10月，《中华教育界》又刊出《杜威之教育学说》和《读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后的几个疑问》。迨1930年4月，在《教育杂志》上，还发表了杜佐周的《杜威与现代小学教育》；5月，发表了郑宗海（晓沧）的《杜威博士治学的精神及其教育学说的影响》，同年，郑宗海还在《儿童教育》第2卷第6期上发表《杜威博士教育学说的应用》一文等等。《经验与教育》《民主主义与教育》《思维与教学》《我们怎样思维》《儿童与课程》《新教育》《学校与社会》《我的教育学信条》《今日的教育》《教育资源的使用》AndSoon《教育科学之源泉》杜威的著作尽管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教育实践界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开始降温，但它对我国教育理论界的影响却是长久的。原因：1.辛亥革命后，教育理论界如同其他各界一样更加渴望民主与自由，因而对宣传民主与自由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情有独钟。2.以反对赫尔巴特传统教育学起家的杜威教育学，所谓批判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新教育主义”，具有崭新的学术魅力。3.师从杜威的学者多声名显赫，助长了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流行30年。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形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二次热潮。一是有些著作分析国外教育学，挑战权威。二是有些著作超越外来教育学的框架，力创自己的教育学体系。三是多种取向的教育学各有其一定空间。在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教育学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涵泳、梳理，多少结合国情，编撰教育学的热情迸发了出来。这主要表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从量上看，几十家出版社或机构出版了本国学者编著的七八十种版本的教育学；从质上看，影响大或较大的，如舒新城著的《教育通论》、庄泽宣著的《教育概论》、范寿康编的《教育概论》、孟宪承编的《教育概论》、罗廷光编的《教育概论》、吴俊升和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孟宪承和陈学恂合编的《教育通论》等。第三阶段1949-1956背景建国初，刘少奇曾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苏联有许多世界上都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发表了节译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题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于卓节译）；继而在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教育学》第十二章《劳动教育》（《人民日报》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蒋洪举节译）；1950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译载了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原理》（1947年俄文版）的“序言”，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人民日报》题为《论教育科学》，沈颖、南致善合译，并认为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这对当时急于了解原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理论的人来说，乃是“雪中送炭”了。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的特征一是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学，如凯洛夫主编，沈颖、南致善等译：《教育学》二是邀请不少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如中国一些大学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三是本国学者积极作辅导性或普及性报告。四是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十分用心五是不断引进原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六是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教育学讲义和报告。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移植原苏联的教育学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原苏联的教育学强调制度化教育，这种教育学对稳定我国建国初期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由于种种原因，一般来说，当时或在热忱的学习下未多察觉或在反复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条件下未辨分析。第四阶段1957-1966背景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凯洛夫的《教育学》在我国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开始受到批判，这迫使我国拿出自己的教育学。另外，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我国教育步入了一个新时期，需要相应的理论。这个阶段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一是以1958年“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前4年(1956-1960)，二是以1960年开始的调整、总结的后6年(1960-1966)。在教育学的建设历程上，留下了这两个时期的一些色彩。1956-1960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随后，有些同志论述了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其实，在中国教育学史上，过去在引进赫尔巴特教育学、杜威教育学的过程中，也曾有教育学家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过教育学中国化或类似中国化的课题。1958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讨论了教育工作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1959年下半年，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会等组成的上海教育学编写组，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在“反右倾”的声势下，试图编著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气派的一流的社会主义教育学。1960-1966进入60年代，全国工、农、商、学都进行调整，教育领域左的倾向得到了遏制，教育学建设出现了转机。进入60年代以后，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境下，在1961年那次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确定由刘佛年主编一本教育学。虽然写下了《教育学》，但是作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曾以努力探讨教育规律为己任，并在联系我国当时的实际上迈出了一步，毕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些时代痕迹。第五阶段1966-1976背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和技术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也是学术的灾难。这是10年“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疯狂岁月！“文革”开始后，，在一片砸烂声中，在一片斗争、批判声中，教育学在劫难逃！大约在所谓“复课闹革命”后，“教育学”的名称才先后出现在师范院校的校园里，但是教育学语录化了，很多院校叫其为“毛泽东教育思想课”，是教育学成为了“语录学”。因此讲语录与批教育学相互为用，可以说这合成了当年的“语录教育学”。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四人帮”控制了所谓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编造了名噪一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