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我不是神,我特别希望过自己的生活

褚时健：我不是神，我特别希望过自己的生活2015.01.144348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1期0条推荐[0]大概从74岁开始，褚时健才真正找到“回到自己”的感觉。但他似乎注定了要生活在身不由己当中，如今褚橙兴起，86岁的褚时健仿佛又有些回到玉溪烟厂最风光那几年，他的生活似乎又开始不宁静，围绕着褚时健的新一轮造神之势又再开始。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的两张全家福。（翻拍_孙海）2009年1月28日，褚时健与家人留影摄影_郭建林上世纪90年代玉溪烟厂时期的褚时健。（翻拍_孙海）坐落在哀牢山中的云冠果园基地。摄影_郭建林摄影_郭建林褚时健和他的重外孙女。摄影_郭建林特约撰稿_周桦2014年最后一个月，褚时健显得很忙。先后有三间国内国外大学的EMBA学员组队到刚落成的褚橙庄园举办研修班，他每天得和这些大小企业家呆上一个小时左右。这是对方经过各种途径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见见褚时健，并向他提各种问题。在接待EMBA学员的时间之余，他还要面对各路媒体，网络的、纸媒的……褚家一直都很热闹，但这么热闹的景象还是不多。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市面上已经有两本他的传记面世，越来越多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于各种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在这个年轻是王道的时代，“褚时健”三个字引起的兴趣程度和他本人86岁的高龄一点也不相衬。不仅如此，在年底颁奖季，各种奖项也开始纷纷青睐于这位老人，人民网颁发了“企业社会责任特别致敬奖”，腾讯网评他为年度“时代知行者”，一本时尚杂志甚至把他列入“年度先生”的候选名单，候选人照片中他非常不时尚的穿着和白花花的头发显得很不合群。褚时健为什么这么火？也许诚如万科董事长王石所说，是因为他的人生跌到最低点之后表现出的反弹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褚时健曾经是“亚洲烟王”，让一家曾经财政平平的地方烟厂做到了年纳税超过两百亿人民币，一条生产线贡献的税额几乎是一个贫困省的全年纳税额，并且在中国市场很不客气地把曾经被英美烟草占据的大部分份额重新拿了回来；但是他却在企业最精彩之时锒铛入狱，人生归零；待到走出监狱时，已经是古稀之年的74岁。按中国人的常理，他应该就此退隐，打发晚年。但他偏偏还创业，而且在短短十年后，竟然把自己种的橙做到了“中国最好吃”，“中国最畅销”，5000多亩的橙子，未到采摘期已经被订购一空，从采摘第一枚橙到最后一枚，采摘季结束，当年的销售季也同时结束。而橙子在市面上的零售价，几乎是同类橙子的3-4倍！如此畅销，几家能够？唯褚橙而已。仅仅是这励志的传奇在吸引公众吗？在这样一片国家命运尚且跌宕起伏的土地上，从来不缺传奇励志的例子，回顾历史环视周遭，褚时健绝地反弹的故事，只是这类真汉子系列之一。是他的事业都做得如此辉煌吗？如果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作为国企领导的褚时健曾经做到了令天下侧目，而今天，当世事流转、马云已经跃登亚洲首富的今天，褚时健的褚橙事业已然不是一枝独秀。褚时健的价值，显然不在于这些眩目的光环之中。当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都在纷纷前往云南小镇拜访1928年出生的他时，我更愿意相信，褚时健的故事，是一个有关“这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触动几代人的心扉。1“我不喜欢这么闹哄哄的，有点心烦。”刚送走了几家媒体的褚时健说，“我只喜欢静悄悄过日子。”坐在家里二楼的沙发上，他从茶盘里拿起一颗松子，熟练地磕开。不要以为这是褚时健年老以后的老年心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历来是一个不喜喧闹的人。在担任玉溪烟厂厂长、红塔集团董事长，被称为“亚洲烟王”的那些年，他也很抗拒客来客往的热闹景象。北京是他那些年最不喜欢去的地方，但是又不得不频繁前往。于是想找他的人四处打听他的住处。他们都知道，找到褚时健，就是找到了通往财富的路径。拿到他签字的一张卷烟批条，意味着拿到了真金白银和厚厚的钞票。褚时健当然知道自己的“作用”，但他显然不太会处理这种热闹局面，“批条给了这个人，不给那个人，总是会弄得有人不高兴。我这个人又不太会拒绝人，所以干脆躲起来，找不到我就没事了。”因此，他每次都躲在总参谋部的一个小宾馆里，不联系任何人、尽量不出门，迅速地把单位的事情办完后，立即回到云南。云南，这两个字几乎是褚时健名字的前缀。云南人大都“家乡宝”，安于彩云之南的生活，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少有出门闯荡的血液和基因，偏隅云南一方土地执着生活。褚时健亦是如此，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到省外去生活或工作，做云南人，就一直做下去。“而且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没想过去其他地方。”他说。除了少年时在昆明读书的几年，褚时健的工作生活甚至都没离开过玉溪地区。但他却并非世代云南人，他的老祖，也即褚时健父亲的祖父，清朝年间从河南到云南服兵役，由此而在玉溪地区的华宁县和昆明地区宜良县的交界处扎根下来。王石见到褚时健第二面时，半开玩笑说：“古代时河南曾经聚居过一支犹太人，您如此擅长商业，会不会是犹太人的后裔？”褚时健笑笑，用云南话说：“怕是不会。”看褚时健年轻时的照片，高鼻深眼，的确有些异族人的长相，但也有人说因为玉溪地区居住了不少彝族人，褚时健的母辈或有彝族血统，只是年月长久，从未有人去考证这一家族出处，褚时健的个人资料上一直注明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褚时健还是承认自己的确在商业上有长处，而且是“天生的”。少年时候，因为父亲过世，母亲忙于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小小酒坊就经常要靠褚时健来操持。这个酿酒坊酿出的酒承担了褚时健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褚时健除了上学，把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这里。他印象最深是十四五岁时，每年地里收上来七八百斤包谷（玉米），就要全部用来烤酒换钱。周末放假在家，他必须和母亲一起先把包谷用水泡过，然后再把它们放到甑子（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蒸具）里蒸整夜，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加柴火，还要几次搅拌甑子里的包谷，不然就熄火或者烧糊了。—很少人做到不熄火或者不烧糊，因为很少人整夜不睡或者在烧糊前及时醒过来。但褚时健从来没有过，他说自己大致估算了一下，约两个小时就得加一次柴，搅拌一次包谷，所以他就放心去睡觉，两个小时后，不需要人叫，他一定准时醒过来。褚时健这一本事保留到七十年后的现在，无论多晚入睡，第二天需要几点起，他的生物钟一定准时启动，及时把自己叫醒，长年皆如是，从未失手。他解释这一现象为：心里有事。因为烧糊一甑子，自己的学费就没有了。“其实谁都做得到，就是有没有责任心的区别。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他说。做得到，还要比别人做得好。褚时健的酒在出酒率上也比别人高，即便那些“别人”都是酿酒多年，而且是教会他酿酒的大人们。包谷蒸熟后，拌上酒曲，放进发酵箱进行发酵，然后放进瓦缸里糖化，最后蒸馏出酒—基本程序大家都懂，但褚时健自己摸出了门道，大人们只提醒他发酵时要关上门，也不说为什么。褚时健琢磨是温度的缘故，因为他观察靠近灶火边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好一些，酵母菌长得好，出酒率就高。相应的，瓦缸糖化过程也一样。靠近门边的瓦缸糖化结果总是没那么理想，出酒率要比屋里的瓦缸少20%-30%。几次下来，褚时健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他把灶台里烧剩下的还留有余温的柴火用破铁盆装了，放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下面和门边的瓦缸边上，使环境温度升高。结果非常明显，别人家三斤包谷烤出一斤酒，褚时健总是两斤包谷甚至更少就烤出一斤酒。而且因为发酵好，他的酒的成色也很不错，拿到市场上很受欢迎。挑酒到市场上卖时，褚时健留了点心思，每次带到市场上的酒都不太多，因为东西好货又少，自然很快就卖完了。大家都记住了褚家老大的酒好喝又好卖，于是下次的销售就一点不操心了。褚时健前几年屡次从玉溪回华宁，碰到当年教会他酿酒的同乡，对方已经是八十多的老人了，褚时健每次都会给他几千块钱。同乡总是收下，也不问为什么，大概明白褚时健是念及旧情。不过这位同乡也许一直都不明白，同样的事同样的条件，褚家这位大儿子为什么就比自己要做得好。2如果不是因为堂哥劝褚时健要多读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让褚时健接触到了新兴的思想,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帮游击队划船渡江而接近了革命队伍，如果不是战乱纷扰的年代，褚时健大概就会一直在云南省华宁和宜良交界处，昆明开往越南河口的米轨铁路经过的，南盘江边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里种地、酿酒、娶妻生子……这个村子是他的老祖当年在这里落户开荒，自己垦荒开出耕地，吸引了周围七八户人家聚拢而来形成的，这里是他的生命基因所在。但人的命运终究会低头于时代的命运，褚时健在1949年初参加革命队伍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作为长子而承担的家庭责任变为了对信仰、对国家的责任，酿酒的手转变为扛枪的手。一次在云南潞西战斗激烈时，一个炮弹落到褚时健和战友中间，战友瞬间踢走炮弹，紧接着褚时健就听到了爆炸声。生死就在一线之间，这是褚时健那一时期经常面临的状况。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褚时健的一个弟弟被土匪捆绑后扔下大桥，不到18岁的生命惨烈结束。可以想见，生死之间，褚时健对生命的理解已经全然不同于常态生活下的人们。作为长子带来的责任感、必须把日子过好的能力、战火下冶炼的无畏，这些，一一形成了褚时健的人生底色。当进入和平年代，生活平静下来，这些人生底色让褚时健更加成为一个贴地生活的人，一个对事业精益求精的人，一个把人的本分全力尽好的人。这种“求好”态度给他的最大回报就是让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自己的妻子。但他们认识之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匹配的一对，甚至马静芬自己也不这么认为。褚时健来自农村，家庭生活艰难；马静芬父亲1949年以前是银行的高管，战乱时逃难的方式是带着一家人坐专机飞到昆明。褚时健沉默寡言，马静芬性格外向。褚时健是一颗红心求上进的玉溪地区行署的人事科长，是作为工作队到马静芬工作的小学进行教改工作的领导，而马静芬是学校里我行我素、不听话的典型。但褚时健偏偏看上了这个大家认为比较另类的姑娘,“有理由吗？”时隔60年后，我问他，86岁的褚时健竟有些不好意思，挠挠头说：“最开始是看她填写的档案表格，字写得好，言辞表达也很好。和别人不一样。”大概人事科长看人的视角和别人有些不同，他的选择也出乎当事人马静芬的意料，在褚时健和她表白之后，她在自己的宿舍哭了一下午，为什么哭她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最后的句号落在她同意和他结婚。六十年的光阴证明马静芬的确是最适合褚时健的伴侣，出身大家的她甚至在很多方面引领了褚时健的想法和判断。八十年代初褚时健刚到玉溪烟厂做厂长，很想把在厂里工作的上海知青们的长头发和喇叭裤都剪了，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外表很“不正经”。马静芬很不以为然，“你剪头发倒说得过去，长头发在工作时容易绞进机器，危险。但是你凭什么剪人家裤腿？”褚时健以一贯的言简意赅风格回答：“不好看。”马静芬更不同意了：“你说人家不好看就不好看？人家自己觉得好看！”褚时健想想，认同了，他承认妻子在这些方面的见解比自己公允。而且接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的马静芬在生活细节上的追求与褚时健对工作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不谋而合，看褚家老照片，他们的一对儿女小时候的穿着洁净精致，儿子的每一顶帽子和身上的衣服都搭配成套；女儿任何时候的头发都梳得溜光水滑，身上小围裙的花边褶皱均匀。—这些衣服都出自马静芬自己的双手。这是一位能干的和负责任的母亲。所以褚时健和马静芬其实是最相似的一对，都有较真的态度，对人对事都有独立的见解，都热爱生活。褚时健业余时间并不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单调无趣，他最爱捉鱼打猎，而且技术相当不错；马静芬则爱养花养草，研究各种医疗偏方且乐此不疲。两人看似一个沉默一个外向，但都有共同的一点：骨子里的幽默。褚时健经常在马静芬表达对他的不满时，很镇定地看着妻子，待她一通抱怨说完，他非常肯定地说上一句：“是呢嘛！”于是马静芬不说了。在看似不相同的性格下，褚时健和马静芬其实有着最深的默契。所以自1954年两人相识，1955年结婚以来，两人携手一个甲子，婚姻依然不显任何疲态。3一句很知音体的话是，一位男性的最高品位就是他选择的女人。马静芬如今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在褚橙销售一线操劳，也腾出时间在家里和褚时健一起做上几大罐当下时髦的酵素，同时顺便教会了家里的八哥唱上一句：“学习雷锋好榜样。”她对自己人生的演绎，替褚时健证明了他的人生品位。褚时健对“极好”的追求，他认为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实现，就是“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