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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至尧舜禹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禹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制，被推举为领袖，一说自立为王，建立夏朝（前21世纪）→商汤灭夏（夏桀）（前16世纪）→周武王灭商（商纣），建立西周，定都镐京（前1046年）→周平王东迁雒邑（前770年，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第一讲：中国神权政治思想导论神权政治思想就是用神意来论说政治统治正当与否的思想。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但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没放弃神意光环，因而神权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中国古代的神权思想有其鲜明的理论形态：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是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出自《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虞书·皋陶谟》）官职不可虚设，天功还需其人代为代为操作。天意希望人间伦常皆有准则，因而令我们以五典的方式相互亲爱；上天确定了人间的尊卑等级，五礼的理规是有用的，因而上天任用有德之人，贯彻五种等级的服饰与颜色，实行五刑来惩罚有罪之人。这里，把人间的政治统治直接上升为天意。在实践活动中，宗教和军事并列为“国政”的两大领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而以上两事与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有专人占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占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看见神权与政治结合范围之广。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人们认为每个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会受惩罚。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一、夏商周的神权政治思想（一）夏与商的神权政治思想早期的人类，对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无法解释，充满迷惑，就产生了迷信神灵思想，认为一切都是神力的显示。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论语·泰伯》说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这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夏代还有了“天命”、“天罚”的法律本体观，它将法律的本源归结为天，将法律本身视为天的意旨。天用剿绝其命，今予（夏启）惟恭行天之罚。《尚书·夏书·甘誓》商朝奴隶制国家的确立和发展，使由来已久的神权政治得到充分发展。史载殷商奴隶主贵族极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听命于神是商朝政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特点。商王常常假借神意压服臣民。有《尚书》为证——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尚书·盘庚》小结：（P3）（二）周的神权政治思想周继承了商代关于天的观念，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周王被视为“天子”，即天帝之子。有王虽小，元子哉。（《周书·召诰》）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佑）序有周。（《诗·周颂·时迈》）周朝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在周人的天帝观念中，除了天帝是万物之源、民之父母外，天还能赠人以福寿。磬无不宜，受天百禄。（《小雅·天保》）作为天帝化身的周天子，自然拥有和支配尘世的一切，而周天子通过对天帝的崇拜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周人在神学天命观上继承了关于王权禀承天命而得的思想，但为了摆脱周克商是犯天意的困境，周人又认为天命糜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将天命无条件庇护改为“有条件”庇护，只保护那些有德之君，即所谓：敬天保民，以德配天。周公用“德”说明了“天”的意向，天惟德是辅，用“德”的兴废作为夏商周更替的历史基因，有德者为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无德而民叛。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周公的思想，使“天”富有了更多的“正义”象征和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小结(P5)二、阴阳五行思想与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一）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热衷于把认知能力与宗教神学结合在一起，以阴阳两极建构宇宙生成图式，在建构和推演过程中，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阐释社会运动规律。有记载的“阴阳”观念的正式出现，约在西周末年。《国语·周语上》载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二气解释地震的发生机理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至春秋时期，“阴阳”观念的实际运用在当时的各个领域已较为流行。使得“阴阳”这一朴素观念升华为鲜明的哲学思想的是老子。《老子·四十二章》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观。五行说产生于“六府”说。《左传·文公七年》中有引《夏书》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目前所知有关“五行”最早的提法是《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阴阳家重要的现存文献是《月令》。在《月令》的作者看来，人，包括帝王在内，不能是绝对自由的人，人的自由不仅表现为利用自然，还表现在遵循自然。《礼记·月令》言：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季秋之月，“乃趣狱刑，毋留有罪”。小结（P7）(二)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最早用五行来解释社会政治运转的是战国时期的邹衍。他首创“五德终始说”，认为朝代更替是按照五行顺序周而复始地运行，试图以此揭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在规律。战国后期，经历了怀疑神对人的统治以后，建立新型政治的要求已处于酝酿之中。在这一环节上，齐国人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并以此来干谒君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邹衍创立五行说的动机是出于“尚德”的需要，是希望有国者谨修其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邹衍认为“五德”（即五行）是运动变化的，每一德有强盛的时候也有衰落的时候，前一德必定会被后一德所代替。《吕氏春秋》的《有始览·应同篇》对邹衍的历史观做过具体描述：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邹衍的学说对以后的学术和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自然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推崇，秦始皇可谓是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着。《史记·秦始皇本纪》；“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三、孔子知天命言论与墨子天志说（一）孔子的知天命言论孔子认为，“知命”是培养儒家人格的前提。知命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尽自己的义务，那么通过努力，此项义务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他曾说在理解天命之前，他已饱经五十年的世事沧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是否相信鬼神也是与天命相关的一个问题。《论语》相关的记载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我们不能小视孔子有关天命思想的只言片语在中国历史中的深刻影响，毕竟他是众口一词的“圣人”。（二）墨子的天志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墨子学说的主旨是消弭战乱，革除社会弊端，安定社会民主；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途径是“兼爱”、“尚同”、“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尚贤”、“非命”、“天志”、“明鬼”等。墨子说：“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天志上》）。（尚同）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兼爱）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天志上》）（义政）对于圣王，天会“从其所爱而爱之，从其所利而利之”；对于暴王，天会“以为不从其所爱而恶之，不从其所利而贼之”。（《天志下》）墨子主张尚同，而且主张尚同于天，敬祀鬼神。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天志中》）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表。小生产者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幻想有一个权威而又贤能的使者作为他们的保护人，因此历来非常重视天意。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无法预料和把握自己的生活境遇时，就会感到冥冥之中命运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常言说：“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四、董仲舒天人相应思想（一）天人相合的思想《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吕氏春秋》：“类同则召，气同则和，声比则应”。《春秋繁露·五行对》说：“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副天数《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行体立矣。天有四时，每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春秋繁露·阴阳义》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二）天人感应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春秋繁露·郊语》：“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贤良对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春秋繁露·玉杯》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贤良对策》说：“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