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

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中国的乡村，始终是叫人牵挂的热土。当这一社会始终注目的焦点“乡村”与另一个焦点“教育”勾连起来时，热土中的焦点愈发炽烈。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人人有学上”到现今学杂费的全免除“人人上好学”，伴随着这个漫长过程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不可忽视的现实：《从2007年起国家将对中、东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老”；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学校“大班额”比比皆是。这一系列问题，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阵痛与无奈，值得关注和思考。带着这一课题，今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本报两名记者走访了我省陕北、关中、陕南的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个层面的近百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访和调查。这里为读者呈现的相关调查报告和个案解剖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11月7日表示，要科学确定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规模、层次和速度，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全社会的期待。调查报告·现状没有了学生的乡村学校原声实录“娃娃少了，老师教书都似乎没了信心……就像是放羊呢，羊多总是要操心；只有几只羊，放着都没劲。”———没了学生，何以“校”为？榆林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如此比喻2005年前后，陕西农村展开新一轮旨在提升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几年过去了，从某个角度看，农村教育出现一种颇为奇特的衰败景象：乡村小学越来越“小”、老师越来越老、学生越来越少，甚至在一些学校里老师比学生多，最终不得不“关门大吉”……王文贵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瓶红墨水，瓶里插着一支蘸水笔。桌上本该再有一摞学生作业本，但是没有——一本也没有。他抬头看看窑洞壁上挂在一块小黑板上方的石英钟，喊了一声：“毛小！回来！该上课了！”却没人回应。王老师走出窑洞，又喊了一嗓子。稍许，铁栅门外闪出一个瘦小的男孩，小男孩一边走一边把玩耍着的几粒石子丢到地上。转身进了屋的王老师又坐回到办公桌前。男孩跟在后面，在桌旁的一条长椅上侧身坐下，从布书包里取出语文练习册，翻开，拿笔写起来。2009年7月7日上午11时，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向阳小学唯一的学生惠毛小，就这样开始上课了。“好好教吧教完这个就没得教了”在当地话里，“毛小”是指家里特别喜欢的小男孩。惠毛小今年7岁，上一年级。42岁的班主任王文贵无奈地指着墙上一张表说：“（春季）开学时我还管了3个娃娃呢。”这张《学生基本情况表》只列了两个年级：一年级，3名学生；学前班，2名学生；合计5人。开学没几天两个学生转走了；一天前，学前班两个孩子放了假。学校里就只剩下了惠毛小。两年前，惠和平调到这所小学当校长时，还有63名学生，从学前班到六年级“俱全”。那时全校6名教师，后来学生少了，用不了那么多老师，调走俩，现在还有4名——“4个教师、一个娃娃，”惠和平强调着：“要是这个‘毛小’再‘保不住’，我们就‘失业’啦。”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以前学校不是这个恓惶样子。离清涧县城10多公里，位于公路边上的向阳学校过去甚至有高中，上世纪80年代初，绥德县的学生都来这里上学，学生多得挤满了27眼窑洞。如今，原先作为高中教室的那排窑洞闲置多年，大都变卖了，剩下的三五眼也已堆满杂物。去年，六年级9个学生考了中学，下面接不上茬了，上课连教室也用不着打开，教师办公桌旁就解决了。惠和平指指墙角的一大箱粉笔，那是几年前买来的，打开了没几盒，似乎永远也用不完了。向阳学校从高中、初中一步步“萎缩”成一所小学，其实已名不副实了，它不过是个小小的教学点了。从外观上看，它也一点不像个学校，除了院墙外那两行色彩斑驳的校训：勤学遵纪、团结奋进——可惜唯一的学生惠毛小根本没有可以“团结”的对象了，他连个下课一起玩的伴儿都没有，只能到院墙外去玩土。这有多无聊啊——王文贵给他“翻译”：“问你心里空不空啊？”小家伙没吭声，始终是一脸闷闷不乐的表情。不过，即便只有一个学生，该上的课还得上，一节也不能落下。这不，再过几天就放暑假了，王文贵正给毛小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乡上的教育专干曾跟惠和平说过，“一个娃娃也要照样好好教”。惠和平记得，专干当时还开玩笑说，“好好教吧，教完这个就没得教了。”“农民进了城乡村娃娃也进了城”学生数整体在减少。以榆林为例，2008年全市在校生688809人，比2007年减少21663人；而现有的1702所学校，比2007年减少了374所。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越来越多的孩子转到了城里。白瑞章10岁的孙子春季开学不久就到城关小学念书去了。附近韩家硷村40岁的村民韩万宁早在两三年前也把3个孩子送进城了。老韩只上过小学二年级，连个简单的条子也不会写，再不能让娃娃吃没文化的亏了。他在家放羊、务农，让婆姨（陕北方言，媳妇）跟着几个娃进了城，在离学校两公里远的地方租了眼窑洞，每天只干一件事：给娃娃做饭。老韩在城里租的窑洞一个月100元，加上几个娃吃饭、零用，每月少说也得两三百。这是笔额外的费用。好在现在学杂费全免，也没有收了很多年的高额借读费了。这样的好事，21岁的子洲人高安峰没赶上。小高从小跟着父母到延安讨生活，一家人在市区清凉山后的狮子巷租了眼窑洞，父母在工地上打零工，小高姐弟3个，只供了他一人读书，花的钱自然不是个小数目：光是借读费，小学每学期300元、初中500元、高中800元。放着农村家门口的学校不上，进城念书多掏比农村学校多得多的花费——不管是白老汉、老韩两口子，还是小高的父母，他们都“愿意”，尽管这实际上更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可话又说回来，在他们眼里，和有些人家比起来这不算个啥——向阳小学教师惠高亮的孙子直接去西安上小学了，那不得花更多的钱吗？“现在，不只是农民进了城，乡村的小娃娃也进了城。”白瑞章自问自答：“为啥娃娃进城（念书）？不就图个城里的条件肯定比农村好嘛。”娃娃都进了城，难怪乡村学校里老师比学生多呢。这样下去，学校能不越来越“小”吗？而有的学校本来就偏远——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同安小学，距县城93公里，在接近湖北的大山深处。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有150多人，现在只有20多人了。有的村子占地面积很大，一个村就有两三所学校，相隔很远，每所学校的规模都不大。可有的学校规模并不小，现在照样人少。创办于1974年的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中心学校就在210国道边上，占地80多亩，有着在乡村罕见的400米跑道，16200平方米操场，建筑面积8180平方米的教学窑洞，还有微机室、语音室、物理化学实验室，各种仪器设备总价值13万元，达到省级一类学校标准，可谓“硬件一流”。按说这么好的条件，学生应该“人满为患”才是。校长高杰说，多年以前确实是这样，连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的学生都远道而来。可现在，全校只有80来个学生——平均一个娃娃占地1亩。生源奇缺，高杰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2001年，他来这所学校时，有300多名学生；2003年“普九”设了初中，在校生人数过千。从2005年开始，学生就逐渐流失，有的进了城，有的转到外校；教师也从最多时的60多名到剩下18人。暑假时，校园办公区的20孔窑洞只住着高杰一个人——即便平时也多不出几人。学校有两处教学楼：1998年由江阴援建的一栋两层楼，颇为气派，楼顶上“江阴市扶贫中学”几个金属字牌很显眼，可楼上8个教室现在全空着，只是楼下用了几间当幼儿园教室；另一处是“逸夫教学楼”，几排窑洞依山而建，阔气得很，可16间大教室现在只用了6间。按初中标准化配备的微机室有25台电脑，物理试验室铺的是防静电的地板……高杰历数着他所管辖的这些“硬件”，神情却一点也不自豪。这么大一所学校，这么多高配置的教学硬件，虽说也有学生使用，但人数有限，又能发挥多大用途？“没羊放”的老师自己都觉得没劲用榆林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的话说，“娃娃少了，老师教书都似乎没了信心”。李锦禄管理的学区镇靖乡解放前是靖边县城所在地，现有人口大约13000人，1997年有13所完全小学，现在只剩下4所。撤掉的9所，有的是生源减少自然消失的，有的是政府行为布局调整撤并了的。在李锦禄的记忆中，撤并从2005年前后开始，当时学区的学生总数有3300多，乡中心小学和枣刺梁小学人数最多，各有400人，最少的40多人。现在整个乡才有490名学生——这在靖边县的乡镇来说，已经是很多的了。就这，学生还不全是本地的。像水口滩村小学，因为离县城五中只有500米，170多名学生中有不少外地打工者的子弟。但不管怎么说，比起多年前，乡村学校的学生确实少得可怜，学校不撤不行。比如芦东村小学，7个学生，从学前班到六年级，一个年级1个。“你说该给配几个老师？”老师又不是万能的，又要教语文、数学，又要代英语(论坛)、计算机，还要做实验，这是一名教师无法完成的。李锦禄自问自答：“一个？肯定不够。那就一个年级1个？这成本得多高！”农村学校的班级称谓，不像城市的“×年级×班”，往往是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还人数稀少。陕西省教育厅编辑的《2008年陕西教育事业统计年鉴》显示，农村小学班额在25人以下的有38567个，其中包含多个年级的复式班有3929个。所以，这样的教学点、复式班的最终命运，几乎都是“不撤不行”。镇靖学区的周湾、显安、芦东、芦西、阳坬5个村把原有的小学撤了，五六十名学生集中到乡中心小学上学。这不只是陕北独有的情况。商洛商州区上官坊乡南宽坪村村民涂根庆的老家原有4所学校，现在只剩一所，因为“没有上学的娃了”。没了学生，“何以‘校’为”？李锦禄“打了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放羊呢，羊多总是要操心；只有几只羊，放着都没劲。”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校长赵立忠评价“没羊放”的老师时说了三个字：“老弱病。”按教学需要，镇靖乡中心学校最少需要14名老师，但现在是17人，人数超了，可赵立忠说“顶用的不多”：五十八九岁的老师有两名，马上就退休；其他老师除了一个是师范毕业的，几乎全都不是科班出身，专业人才几乎是零，音乐、美术、科学实践这类课程，年纪大些的老师知识结构老化，都说教不了了。过去教学是以书本为主、以讲为主，新课改后是以想象思考为主，虽说老师一直在接受各种培训，但跟不上就是跟不上。赵立忠为此愁得很。以前也陆续分来过五六名不错的教师，30岁上下，个个都是骨干，可根本留不住，刚培养了几天，就调回城里了，剩下的就是老弱病，要么没门道，一时调不走，迟早都会走。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也认为这问题很严重：山阳县55岁以上的男教师、50岁以上的女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67%，而且几乎都在边远地区。这真是一个悖论：与乡村学校越来越“小”相对应的，是年纪、心态、知识结构都越来越老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教好少得可怜的孩子，不是一点难。“老”、“小”交织在一起，结果就是个——撤！撤与不撤之间一年1600万的差距乡村小学的师生比是1:23。这是个“标准”。现在极端的反比是4名教师“管”一个学生。而这在有些地方早已不是新鲜事了：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董军成记得，由于生源减少，学校撤并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一开始还带有强制性质，每年有若干任务。那些撤并的学校有的校舍还盖得挺好的。吴起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志宝印象中，目前的撤并已是第三轮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搞过一次，接着“普九”又搞过第二轮。胡志宝直言：“‘普九’时村村盖学校，现在没娃娃了，回头看真是‘浪费’了。”当年村村办学给当前留下的局面是布点多、规模小。延安市教育局规划与资金管理科科长王根科说，延长县772个自然村，曾有617所小学，几乎一个自然村一所，校均规模41人，每年级不到7个。1996年实施第一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时，延长县的项目资金只有438.3万元，申请上报的项目学校却达600多所，受到教育部、财政部的批评。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举出一组数据：2002年，全县970所学校，其中10个学生以下的学校有90多所，而一师一校的有327所。从教育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