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西汉辞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第一节骚体赋及“九体”•一、关于赋•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文体，它既如诗歌，讲究押韵和整齐的形式，又如散文，句型自由，无格律的严格限制。它适宜于状物叙事，抒情说理，兼有诗歌和散文的表现功能。•赋之本义来源于《诗经》六义中的赋，原为敷陈（将事物展开）之义，后指以铺陈、描绘为主要特征的文体。•以赋名篇，始于荀子的《赋篇》，分别咏礼、知、云、蚕、箴，成为后来说理咏物赋的开端。•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代；西汉武帝至东汉中叶，是散体大赋（新体赋）的时代；东汉中后期，则是汉赋走向抒情化、小品化的时代。二、汉初骚体赋及九体•骚体赋指的是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汉初骚体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汉书·艺文志》著录他有赋7篇，今存4篇。其中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为最有名。•“鸾凤伏窜兮，鸱鸮（一种鸟）翱翔。阘茸（tàróng卑贱之人）尊贤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作者描述出一个善恶颠倒、错乱反常的昏暗社会，流露出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恨心情。•《鵩鸟赋》作于谪居长沙时，作者因鵩鸟入宅以为不祥而发出感慨。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这是作者遭贬后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遣，自我宽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强调万物变化，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贾谊之后，骚体赋继有人作，多有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作品，如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以“九”命名者，九章成篇，主题相似，形成“九体”。•《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44篇，今只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一篇。全赋句式参差不齐，从三字句到八字句，句法灵活，形象诡异雄奇，近似《九歌》中的相关篇章。•司马相如的骚体赋以《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为代表。•《大人赋》以骚体形式而用大赋手法，讽谏汉武帝好神仙方术，只因过于铺陈辞采，武帝读后反而“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讽谏功能未得展现。•《长门赋》写武帝陈皇后失宠，内心苦闷抑郁，忧伤凄凉，表现了失宠宫人望君不至的复杂心情，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哀秦二世赋》哀叹胡亥“持身不谨”、“信谗不悟”而终至“亡国失势”、“宗庙灭绝”，意在劝谏武帝居安思危，谨慎持身。第二节西汉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新体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分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谕劝谏功能；•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则是成熟之作。一、枚乘和“七体”•汉初诸侯王好养文学与儒学之士，其中，梁孝王刘武最为突出。梁孝王筑有梁园，招揽诸多文学才俊如枚乘、庄忌、邹阳等，形成梁园文学群体。•枚乘（？—前140），字叔，汉初重要辞赋家。主要生活在文、景时代，初为吴王濞郎中，后因吴王蓄谋叛乱，劝谏不成而投奔梁孝王。“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及武帝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9篇，成就最高者为《七发》。•《七发》虚拟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病因，告诫居高位者不要沉迷音乐、饮食、车马、游宴诸事。之后，以畋猎、观涛逐层启发太子，最终归结到让太子听取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至此，太子汗出病愈。•此赋的劝诫之意甚明，李善在《文选注》中说：“七发者，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说：“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七发》开头即指出楚太子的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病根，需要有道之士启发诱导才可得治，讽谏之意不言自明。•《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文心雕龙·杂文》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七发》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在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七发》问世以后，后代模仿者渐多，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的体式——七体。二、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免官游梁，与枚乘等为梁孝王宾客，著《子虚赋》。武帝即位，读《子虚赋》，赞扬有加。后经人推荐，相如赴京城面圣，作《上林赋》。武帝大喜，任为郎。•《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赋中最优秀的作品，二赋皆通过主客问答体式展开。•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由藩国而入朝廷，对武帝说，《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上林赋》由此而产生。•此赋借亡是公之口，批评子虚与乌有先生说：“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之后，亡是公又以更加铺排的形式，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想象，极力描绘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之美和天子游猎的盛况，由上林苑的规模，写到山水林木、奇禽异兽，离宫别馆、良石美玉，以及天子校猎、游乐之事。最后，写天子游猎归来，若有所悟，感叹过于奢侈的举动，于是解酒罢猎，以仁德治国。讽谏之意不言自明。三、扬雄之赋•扬雄是西汉末期最著名的辞赋家，年轻时即模拟司马相如之赋，后人有扬、马之并称。•其辞赋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之作有《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后期则有《解嘲》、《逐贫赋》等。《蜀都赋》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其文描绘蜀地山川风物、农业生产，手工技艺，很有地方特色。其状画城市风貌的文字，数量倒不多。•《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赋皆因事而作，虽多颂扬之辞，但所言戒佚猎、绝奢侈、惜民力、崇国防，故讽谏之意较司马相如更进一步。四赋末尾都寄托有讽喻之旨。•《解嘲》指出统治者用刑罚、诗书礼乐、举士制度来束缚士人，而士人只图仕进，结果庸夫充斥，奇异之士不见容。•“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事则为匹夫。”作者纵横驰骋，善为排比，词锋锐利，对文人的历史命运作了更深刻的思考。•扬雄晚年鄙视辞赋创作，认为赋是“童子雕虫篆刻”，无补于规谏，又“非法度所存”，因此“壮夫不为”。他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看到了赋“丽”的特点，但反对“极丽靡之辞”，强调准则。四、西汉其他赋家之作•在武帝时期的赋家中，东方朔的辞赋亦较有成就。其《答客难》、《七谏》大抵抒发牢骚，别有寄托。•“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同胞之徒，无所容居”。•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文人的遇与不遇，因时势而异，非自己所能主宰，虽处太平盛世但怀才不遇者大有人在。•这是现存汉代最早以遇与不遇为主题的设辞类作品，后人对此赋竞相模仿，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韩愈的《进学解》等皆源于此。•王褒（约前88—约前55），蜀郡资中人，宣帝时屡上赋颂，为其时成就最突出的赋家。其代表作品《洞箫赋》为咏物赋名篇，赋从制造洞箫的原材料竹子入手去表现这种乐器艺术魅力的由来。作者描写音乐时融入悲凄哀怨的情调，体现出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