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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人类生存方式与生态环境危机当今国际社会经济格局正向着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和生态化方向演变。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人类开发活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物耗、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给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了强烈的生态压迫效应，产生了生态环境危机，促使人类考虑生态建设问题。生态建设的科学含意是通过生态规划、生态工程与生态管理，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成一个具有强生命力的生态经济系统，运用生态学的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调节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自主性，易变性与稳定性，发展的力度与稳度，使资源得以高效利用，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建设的目标体系如图所示：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的目标应包括：生态产业生态环境生态文化1、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向资源化、知识化和网络化的高效持续生态经济转型，以生态产业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2、促进城乡及区域生态环境向绿化、净化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演变，为社会经济发展建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3、促进城乡居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向环境友好、资源高效、系统和谐、社会和谐的生态文化转型，培育一代有文化、有理想、高素质的环保时代的生态社会建设者。中国真正要进入环保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进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叫做“绿色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灾难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环境灾难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日常行为影响着生态环境质量。例如你不注意向环境中扔了一个电池或一个塑料制品，你就无形中给环境造成了压力。因此说，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恶化是由于人类的行为生存方式直接导致的。为了保护环境有些人主张恢复纸包装，因为一般塑料包装在环境不可降解。从整个资源环境总平衡来说，用纸来做包装也不一定就体现了环保和资源化。因你这边减少了白色污染，那边却牺牲了森林资源，而中国是一个缺少森林资源的国家。另外，造纸业是一个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工业。我们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却为这五千年的文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说明中华文明里有很多东西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例如中国的食文化，讲究吃“山珍海味”崇尚吃珍稀动物。其实珍稀动物不一定好吃，也不一定营养丰富，吃它就是因为那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显示。以谁能吃到珍稀动物为光荣、为享受、为荣耀。这种思想意识对环境和资源保护来说绝对是不利的。另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现在媒体导向鼓励过度消费，我认为这种意识导向非常不好。因它对环境和资源保护是不利的。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向的选择问题。我主张适度消费。一是与你个人的收入要成比例，你有什么样的收入，就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消费；二是要和我们的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成比例。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向美国人那样生活，我们的资源和环境能维持吗？欧洲的生活方式也不值得去效仿，因为欧洲没有原始森林，他们的原始森林在中世纪已经被他们全部砍光了。后来欧洲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森林都是后来种植的。欧洲没有大型的食肉类动物，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始森林早就没有了，他们没有在天然状态下的老虎、豹子，只有狼和狐狸，还是在西班牙一带。有的狼还是后来引进的，鹿也是后来引进的，所以欧洲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值得骄傲的。他们值得骄傲的是后来保护环境做得很好。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还保存下来一些原始的野生动物，例如大熊猫。此外，还有野生的老虎、豹子。在中国的西北部、西藏地区，还保留有野生羚羊、雪豹这样一些世界上非常珍贵的野生动物。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保护它们，也许再过五十年，它们也将从地球上消失了。环境保护应该是群众性、社会性的工作，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政府应鼓励扶持民间的环保组织。在日本全国性绿色环保组织有500多家，美国至少也有上千家，欧洲就更多了。在里约热内卢的环保大会期间，有个非政府组织大会，参加会的就有几千家。中国的民间群众绿色环保组织太少了。这与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财力及政府的支持有关。美国有很多人自愿加入绿色环保组织，经常看到他们自发组织维护环境的活动。例如维护公共场所环境设施、环保宣传、保护动物、自愿喂养野生动物等。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从和谐变得非常紧张，非常对立，人对大自然掠夺性的过度开采、索取，造成了今天的生态环境状况。对于我国而言，这个问题格外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中国还有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但更多的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水平迈进，他们面临的实际是致富的压力，觉得自己没有一辆车、一幢洋房，就不算“成功人士”，而且渴望一夜暴富。这些人的心态是失衡的。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搏的。对于这样的一种思潮同学们的观点是什么？现在又以拥有小轿车为时髦。轿车所造成的污染和资源浪费且不说，就交通堵塞已成了城市的大问题。如果北京的自行车的1%变成了小汽车，那种后果你们能想象吗？到那时北京的路还能走吗？空气还能呼吸吗？F欧洲推广“无车周”1998年9月22日，法国推行“城市无车周”活动；2002年，欧盟委员会决定将每年9月16—22日，定为“欧洲无车周”。F巴西、法国推广酒精、生物燃油代替石油化工燃料；F韩国推广天然气工交车；很多人把美国生活方式视为一个目标，在这方面，美国人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起了一个不好的导向。统计表明，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相当于33个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我们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状况不允许我们追求美国式的生活目标。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我们的祖先曾经总结出非常实际的生活目标哲理，就是“勤俭持家，丰衣足食”，“知足者常乐”。这种生活哲学是中国人在既定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我们应当确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应当有所节制，我们的社会也应当鼓励节俭，而不是去刺激每个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享受更高的消费、占有更多的资源。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在今后的几代人，都不可能追求富贵和豪华的生活方式。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以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在急剧减少和恶化，而人口仍在不断增长。就目前我国的人口和资源状况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实现中国人“丰衣足食”的理想，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发展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科学家布朗教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他还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人》。他对中国耕地的大量减少，以及建议中国缺水的北方地区不宜大面积种植水稻等等建议，都是很中肯的。他最近还出了一本书，预言全球的大水荒已经来临。他认为在20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的。但在21世纪主要是围绕水资源，这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在中国同样显现出了水资源的严重短缺。例如黄河断流。造成黄河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固然有气温升高，蒸发量增大，降水量减少等全球生态变化的原因，也有上游植被破坏，涵养水分能力减弱等原因；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黄河上游对黄河水量没有节制的开发利用。长期以来以为水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所谓的绿色文明、绿色生活方式、绿色产业。我们的日常行为、生活方式有很多是不符合环境伦理的。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危害。比如在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挖甘草、搂发菜的活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甘草和发菜是廉价草药和营养食品，但由于大量采集，破坏了生态环境，加剧了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另一方面，要反思我们的机制、体制、制度。要真正把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扭转过来，需要放弃很多东西，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存习惯，这是非常难的。直到现在我们的环境治理，基本上还是一种末端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现在北京市的汽车拥有量虽然只有西方同类城市的几分之几，但空气污染却是他们的几倍到几十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固然有地形、局地环境气候的原因（北京蓝天工程），也与我们的机制、体制、制度、技术和汽车尾气标准定的太低有关。北京起码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好。首先是城市规划。如果我们仍然采取延续了几十年的过度开发旧城中心的战略，使人流、物流、车流主要向城市中心集中，汽车尾气和交通拥堵的状况就不可能好转。最近，媒体也在讨论怎么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在三、四环路上减少出口，增加新的规则，单双号分流等等。这些都是末端治理，只是被动应付，绝对不可能真正有效。实际上，北京修的路够多的了，例如东京、香港、纽约、华盛顿都没有北京那么宽阔的马路，为什么人家不堵车，交通秩序井然，原因是什么？我们缺少另外一些东西，缺乏大思路，缺少远见卓识。当时许多专家反对在王俯井修建东方广场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么一个容量巨大的商业区会进一步加剧车流人流向市中心的集结，交通不是更拥挤么？为什么不把东方广场建到郊区大兴去呢？当然，繁华地段的土地价值高，商业效益大，但作为政府规划，就不应迁就房地产商的眼前利益。所以，根治的措施，首先是彻底改变过度向城市中心开发的战略，将旧城之内的人口压力和过于集中的城市功能分解、疏散到三、四环以外去。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城市交通——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还是优先发展私人轿车。我们经常举发达国家的数字，说人家拥有多少多少私家车，鼓励中国也应该“轿车进入家庭”。然而那只是部分的事实。世界上所有大城市无不是主要靠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之类的轨道交通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在香港、东京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占到了90%；在华盛顿占到了80%；而在北京只有40%，在20世纪70年代时还是70%，现在比那时反而下降了！作为一个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公共交通所占的比例如此之低，导致交通系统的低效，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果主要不依靠效率更高、更加节能和清洁的公共交通，而鼓励发展私人轿车，导致天天堵车、严重空气污染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要反思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看来，还有比发展更硬的道理，就是生存！如果我们连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生存环境都保护不住，生活在空气污浊、水源污染、传染病流行的恶劣环境之中，没有干净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健康不能保证，既是我们达到了现代化水平，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们理应进行一场反思。20世纪70年代，几位环境学者联合出版了一本书《增长的极限》，书中讨论了人类拼命追求经济增长是否合理，有没有一个极限的问题。事实上有些国家，如新西兰，它们采取“零增长”战略，就是在能够维持社会需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发展社会福利、缩小公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安定因素；不再去开采更多的矿产资源，以保护生态环境；达到全面提高社会和谐、文明、安定和生活质量。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状况，究竟是应该花更多的人力物力保护、修复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还是继续以资源的高消费、环境的高污染，换取经济的高发展呢？值得我们深思。事实上，单纯争取经济增长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大多数国家都被导入了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从世界银行开始，对各国的评价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就是人均GNP。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种对GNP的追求已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破坏因素。大家都在拼命追求GNP的时候，逐渐忘记了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发展经济？目前发现，单纯用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很有限的，在发展初期可以用GNP来衡量，如同对一个婴儿，用体重、身高作为成长指标很有效；但对一个成人仅用体重、身高的指标显然是不合理的，必须考察他的智力、思想、道德和对社会的贡献等等。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单纯的GNP说明不了更多的问题，还要看他的生活质量、社会和谐、公平、安定、科技水平、文化道德素质等。世界银行正在研究一种新的评价指标，有人称之为“绿色GNP”。这种新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中，包含了三类因素：一是科技、生产力水平；二是人力资源水平；三是自然资源水平。这样，就能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