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研究

周邦彦研究•周邦彦作词，注重词的艺术形式，在声律、句法、炼字等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本世纪之初，王国维撰写了《清真先生遗事》，对周邦彦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为周邦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此后，除了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和几部文学史著作提到他以外，很少有人对他作专门研究，一直到1962年，关于周邦彦的论文仅有10馀篇。之后的近十年间，关注周邦彦的研究者寥寥无几，相关的研究几乎成了空白。1978年后至今，仅研究周邦彦的文章就有100馀篇，并出现了韦金满的《周邦彦词研究》（香港九龙学津书社1980年版）、王支洪的《清真词研究》（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钱鸿瑛的《周邦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扬忠的《周邦彦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学术专著，和大量的周词选注读本，周邦彦研究日臻全面和深入。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关于周邦彦生平事迹的研究，由王国维首发其端。而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初次献赋的时间，二是再进赋表的时间，三是周邦彦的生卒年。王国维曾列举关于周邦彦进《汴都赋》之时间的三种说法：1、元丰初年说，《宋史》本传及《挥麈馀话》持此说，后者还指出是“元丰元年七月”；2、元丰六年七月说，钱塘丁氏《武林先哲遗书》、重刊明单刻本《汴都赋》持此说；3、元丰七年说，持此说者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国维认为元丰元年当为六年之误，他说：“赋中所陈有疏汴洛、改官制、修景灵宫三事，……此三事皆在元年之后，此一证也。楼攻愧《清真先生遗文集序》云：‘未及三十作《汴都赋》。’时先生方二十八岁。若在元年，则才二十三岁。当云年逾二十，不得云未及三十，此二证也。楼《序》、《咸淳志》、《直斋书录》皆云‘赋奏，命左丞李清臣读于迩英殿。’……清臣以元丰六年八月辛卯自吏部尚书除尚书右丞，至元祐初，乃迁左丞，则左丞当为右丞之误，献赋在七月，而读赋则在八月以后，亦与事实合，此三证也。”（《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后来刘扬忠在《北宋晚期的词坛领袖周邦彦》中沿用王国维之说。[1]但白敦仁在《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中则认为，周邦彦初次献赋在元丰七年三月，时年二十九岁。因为他认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该事记载清楚，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记载吻合，并说王国维的考订“偶失检耳”。[2][1]《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2]《成都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1983年第1期。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关于周邦彦再进赋表的时间，《挥麈馀话》及《东都事略》等均以为于徽宗朝蔡京掌权、周邦彦除秘书省正字之后，献赋之前即作有《寿蔡元长》诗；经王国维考证，明确在哲宗元符之初，后来的学者均无异议。其说如下：1、《寿蔡元长》诗云：“化行山川禹贡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必作于崇宁大观制作礼乐之后，时先生已位列公卿，若于此时进赋表，不得云“飘零不偶，积年于兹”；2、表文中提到“出久幽之神玺”，此正哲宗元符事；3、若《重进赋表》作于哲宗时，则不应不及哲宗朝诵赋之事。（《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1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关于周邦彦的生平、家世与交游，以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为最详，以后的研究专著虽有所论列，但总体上的突破并不大。尤其是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以来，一直是不可考的谜。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称，他在翻阅宋代文集时，在吕陶的文集《静德集》中发现了周邦彦父亲的墓志──《周居士墓志铭》，（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二十六收有此文，文渊阁四库全书失收）从而揭开了这个谜底。根据墓志的记载，周邦彦之父周原，生于宋真宗天圣三年（1025）或四年（1026），卒于熙宁九年四月，赋性不羁，博涉百家之书。嘉祐元年，三十二、三岁时生邦彦，为其少子。作者还推断，墓志为邦彦转托他人请求旧党人物吕陶撰写，此事可进一步证明周邦彦“不仅与新、旧两党均无依附，而且也一无避忌。”此外，马成生、赵治中撰有《周邦彦年谱》（《丽水师专学报》1991年第2、3期），对谱主的生平作了较详的介绍。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周邦彦生平的一件大事是他与李师师的传闻。张端义《贵耳集》有关于徽宗微服私访李师师，李师师因送周邦彦而迟归一事，王国维考证云：“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10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又周密《浩然斋雅谈》在周邦彦为太学生时游李师师家一事，王国维亦为之辩诬。此后的研究论著中基本不再有以为周邦彦与李师师有暧昧关系。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周邦彦曾经提举大晟府，但提举大晟府的时间及其具体情况，人们却并不熟悉。许多人甚至以为周邦彦在大晟府中聚集了一批精通音乐、讲究格律的词人，成为这一派的领袖。龙榆生在《清真词叙论》中，即引用《碧鸡漫志》之话后说：“大晟乐府为当日政府所设之最高音乐机关，网络专门人才，即如《漫志》所称之美备。以是创制新谱，其曲遂繁。清真实总其成，自制当不为少。……其沉浸于音乐环境中如此，此为清真词成就之又一主因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原刊《词学季刊》2卷4号，1935年）由于材料匮乏，论此事者多系揣测之言。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指出，对于周邦彦提举大晟府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沿袭王灼、张炎的错误，以为是崇宁四年（1105），二是王国维在《清真先生年表》中以为是政和六年（1116），另一种是陈思在《清真居士年谱》（《辽海丛书》第六辑）中所持的宣和四年（1122）说。据本文作者考证，应该是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之间，其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任职大晟府需要拍马奉承的功夫，而周邦彦不擅此术，据说还拒绝过蔡京，又不依傍权臣为靠山，故不久即被排挤出府。周邦彦研究•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关于周邦彦词的版本著录及流传情况，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中有《著述》一节，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订。（《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吴则虞《清真词版本考辨》（《西南师院学报》创刊号（1957年）），继王国维之后，将周邦彦词的文献整理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他指出除了王国维所提到的七种宋刻本外，还有四种，共十一种。又列举了元本二种、明四种、清八种、近人校印者九种、不详者二种，凡三十六种。该文附清真词版本源流表及清真词考异，作者后来出版点校《清真词》一书，这些成果也附在了书后。周邦彦研究•二、关于周邦彦词的“集大成”•周邦彦在词史上集大成，古已有此论。如周密推尊周邦彦，说他的词是“集大成者也”，将他比为颜真卿之书法。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谓：“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王国维在早年对周词尚有訾议，至晚年则推尊之不遗馀力。他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尤为未当也。”（《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124页）周邦彦研究•二、关于周邦彦词的“集大成”•胡适《词选》说：“周邦彦是一个音乐家而兼是一个诗人，故他的词音调谐美，情旨浓厚，风趣细腻，为北宋一大家。南宋吴文英、周密诸人虽精于音律，而天才甚低，故仅成词匠之词，而不是诗人之词，不能上比周邦彦了。”[1]郑宾于说：“词至北宋，大约须得分划它为三个阶段；欧晏是一个阶段，秦柳是一个阶段，美成自是一个阶段。秦、柳之于欧、晏，仅是词调长短增减的问题；至如美成，则直把词调整饬起来，不能让人随便了。所谓‘填词’，到了美成手里，算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呢。”[2]薛砺若将周邦彦词归入宋词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并说周邦彦“集大成”当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词调的搜求、审定和考正方面说，“他于北宋当年风起云涌的词坛现象确有集成和创制的功劳”，二是从他的作风方面说，“他一身兼具过去许多词家的长处，确有特殊的精力与天才。他所谓集大成者，系指集北宋中期柳永、秦观、贺铸等人之成而言。东坡一派词风，则不在周氏涵容以内。耆卿的慢词和铺叙，则给他一个伟大的骨干，方回的艳丽，少游的柔媚，又给他一个外部的烘染，同时他又兼采花间派和晏、欧一点神髓，遂形成了他个人的作品——一个圆融美艳，几经锻炼修琢的才子和文士的词。在‘柳永时期’内的一切优长，至美成可以说已臻绝诣了。”[3][1]吴奔星、李兴华选编《胡适诗话》第500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2]《中国文学流变史》408页，北新书局本1936年版。[3]《宋词通论》第169页，开明书店1949年版，原1937年版。周邦彦研究•叶嘉莹在《论周邦彦词》中说：周词之被称为“集大成”，且被拟之于“词中老杜”，实在大多是就其写作功力方面之成就而言，而并不是就其内容意境方面而言的，并认为其理由约有二端：一为对前代之承袭，二为描绘叙写之工。她还指出，前人称周邦彦“集大成”各有所指，多就其艺术上的某一方面而言，于是她将前人的观点总结为四点：一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二是善于体物，描绘工巧；三是善于言情，细腻周至；四是善于炼字，妥帖工稳。她另外还详细分析了周邦彦对后来词人的影响，即所谓“启后”之功。指出：“其继承者之南宋诸家，并未经由周氏而上溯北宋之风格意境，却反而由此而发展出与北宋迥异的另一种南宋之词风”，史达祖是全以清真为师法的追随者，不过较周词为尖巧，而少周词之浑厚；姜夔学周词而变向清空一途；吴文英由周词出而转向质实一途，“其他南宋末期之诸词人，如周密、陈允平、张炎诸人，其长调之作，在炼字、造句、谋篇各方面，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受过周词的影响。”（《唐宋词名家论稿》第19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周邦彦研究•罗忼烈专门撰写了《清真词与少陵诗》一文，将周邦彦词与杜甫诗在艺术手法上作了详细的比较，认为，无论是以柳永还是辛弃疾比诗中杜甫，均不及以周邦彦比之更合适。[1]•岳珍《论周邦彦词的创作倾向》认为，周邦彦对词这种新兴文体的创作技巧进行了总结和创造，“为其创作建立起了某种规范、模式，使北宋以后的词沿着这个方向向前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人称誉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创作是文学发展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而在文学史上具有了不可以被别人取代的地位。”[2]•王兆鹏在《宋词流变史论纲》中也说：“苏轼如唐诗中的李白，追求创作的自由，强调性情的自然流露，力图打破词作原有的规范；周邦彦则如杜甫，创作时精心结撰，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3]并在别的文章中将周邦彦词称为“清真范式”。•[1]《词学》第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2]《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3]《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周邦彦研究但也有许多学者指出他的不足。王国维即云：“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又说“但恨创调之才多，而创意之才少耳”。[1]薛砺若《宋词通论》说，周邦彦受到如此推戴，不止因为“他的作品优异过人”，还因为“他的词为一种修琢完美的‘文士的词’。最合于一般文人雅士的口胃。”并说他开了南宋人作词“纤巧琐碎、机械庸滥”的作风。[2]有的学者对他的评价与上述观点相比又显得稍低一些，如钱基博说，周邦彦的词被“一时贵人学士，娼妓市井，无不爱颂”，以为深美闳约，二百年来，乐府独步也。“其实密而不闳，美而未深，铺叙有馀，深透不足；工于造语，而未融于造境；浑于入律，而不遒于运笔；谐于歌讽，而不耐于味咏；不知何以推崇之过也。”[3]看来周邦彦词在意境方面有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