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哲学

海德格尔研究综述卢尔珍海德格尔哲学研究目前已成为国内的显学。就翻译来说，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零星翻译，到80年代《存在与时间》的产生，到后来海氏其他著作的译介，已经表明海氏的哲学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从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来看，80年代还主要局限在将海氏哲学视为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支，附属于萨特哲学，这迎合了当时人们在极左思潮清算后，寻找新的价值归属的热情。从80年代末开始，人们不再满足于对海氏进行一种表面的、肤浅的“标签”式研究，转而被海氏思想本身的深度所吸引，开始了对其内在学理及思维方式的探讨。发展到目前，则更是出现了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状况。从整体上来说，一方面，立足于海氏哲学所产生的西方整体思想背景，试图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及渊源；另一方面，关注海氏哲学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密切联系，从而探讨中西哲学交流、沟通的可能。而从海氏哲学内部而言，则分别对其前、中、后期思想给予了关注，其中海氏中后期的思想转向及其思想的一贯性和整体性等问题尤为引人注意，并引起一些可贵的争议和探讨。[1]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目前的海德格尔研究状况略作述评：一、关于海德格尔不同时期思想的研究海氏思想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很多学者认为是“存在”。海氏自己在《形而上学导论》开篇便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而不在？”这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而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2]并在书中集中讨论了“在”。而通观海氏一生，“存在”也始终是其思想未曾摆脱的问题症结所在，从早期的《存在与时间》到中后期的《路标》，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也有人持有另外一些观点。如比梅尔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具有双重主题，即追问存在和追问真理（无蔽），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试图把握那个使海德格尔的思想充满活力，使其探究永不停歇的问题的核心，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个核心是双重的，它既是对存在的探索又是对aletheia（无蔽）的探索。”[3]这里的无蔽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真理。尽管对于海氏思想的主题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实际上，上述两种意见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冲突。因为在海氏看来，存在之所以为存在，必然与“无蔽”“真理”相联系；而“无蔽”“真理”也只有通过“存在”才是可能的。当道及其中一者的时候，总无法绕开另一者。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中，海氏的思想围绕其主题有着不同的变化，这也包括人们所熟知的中后期转向，即从以“此在”为中心到以“存在”为中心的转向。对此，我们大致可整理出如此在、存在、真理、语言等关键词，它们分别在海氏思想的前、后期成为论述的核心。略而言之，在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虽然海德格尔声称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存在”，但仍然透露出以“此在”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倾向，这一点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指出；而到了中期（约三、四十年代），“真理”、“存在”及其关系问题逐渐成为海氏研究的重点。这从《路标》中的几篇有关真理的文章以及《林中路》中《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可以看出；而到了海氏思想发展后期，诗、思、语言等便成为了核心词，并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等观点。这一时期的著作以《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和《演讲与论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为代表。关于如何看待海氏这种转向，一般也分为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持肯定态度，认为只有到了后期海德格尔才真正形成了自身的思想结构，如比梅尔；而另一种意见的代表如伽达默尔则认为，海德格尔后期并未走出思辨哲学的范围，反而越来越陷入表达方面的困难，以至于诗意的言说超出了哲理。[1]就国内来说，随着海氏哲学研究的深入，除了已有相当多的论文对海氏学说中的某个具体概念——如“存在”、“真理”等——及其与海氏整体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外，也已经有好几本研究著作分别对其不同时期的思想进行评析。对其整体思想进行概括的如陈嘉映先生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探讨海氏早期思想如靳希平先生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后期则有孙周兴先生的《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等。二、与不同哲学流派的关系及受到的挑战提到海德格尔，人们难免首先想到现象学。关于海氏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影响，这一点海德格尔在《我的现象学之路》一文的自述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明确地说自己所采取的是“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对此，研究者一方面关注海氏思想与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在其内在理路上的承继关系——两者所提出的口号均是“面向事情本身”，均想超越主客二元的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他们更关注海氏与胡塞尔思想的根本区别。如倪梁康先生便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一文中指出，胡塞尔的存在“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意识、一种信仰；所以存在设定、存在意识或存在信仰在胡塞尔那里是同义词。换句话说，存在论问题在这里被还原为认识论的问题和心理学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导致胡塞尔在向先验现象学突破的过程中干脆主张‘存在消融在意识之中’或‘一切存在者都在意识主体性中被构造起来’的一个原因”；[1]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此种意义上的存在仍然只是存在者的存在，它与作为“存在”的“存在”是有区别的。后者简而言之，是就其真理（澄明）而言的存在。在倪先生看来，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澄明意义上的无敝，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超出胡塞尔意向论的突破点。[1]尽管在具体的看法和分析上有所不同，但在海德格尔所采取的现象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胡塞尔这一点上，在学界已为很多人所承认。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解读海德格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先不说海氏的学生伽达默尔将诠释学发展为现代哲学的重要一支，影响到诸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领域，单是海氏本人，也从来不讳言他哲学中所存在的“解释学循环”。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便说道：“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提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循环论证’，因为就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说，关键不在于用推导的方式进行论证，而在于用展示方式显露根据。”[2]但这并不代表海氏不重视“解释”的重要作用，相反，《存在与时间》中对领会——解释——命题三者与事物本身渐行渐远的关系的分析，实际上已经为他中后期的“真理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对于后期的海德格尔来说，其思考的问题的根本已经不再是此在，自然也不可能是此在的理解和解释——这只是此在在世的基本现身情态而已；而是存在和真理，而真理，是“自行置入和发生”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可以说，伽达默尔之所以强调理解或解释的存在论意义，所借重的还是海氏早期的思想；至于海氏后期，伽达默尔在指出海氏陷入其表达方面的困难的同时，实际上自己也陷入了理解的困难之中（当然，这也和此时海氏语言方面的思考有关）。故有学者认为，伽达默尔“固守于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而不能找到理解晚期海德格尔的通道。”[1]与上述两者不同，与现象学解释学一起构成20世纪两大显学的分析哲学，并非由于思想渊源而与海德格尔哲学挂上钩，而是由于在内在学理上，二者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和可比性，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有关语言方面的比较研究成为热点。这从近十年来国内出现的一系列论文可以看出。如陈嘉映先生的《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思考》、陆杰荣先生的《对“说”的哲学理解———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观点比较之研究》、张志扬先生的《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等[2]。这里姑取陈文略谈之。在陈文看来，无论是维氏还是海氏，都不将语言看成是“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3]对于海氏而言，在《存在与时间》中“话语”“语言”始终被看作是此在之“此”的生存论建构的重要一环，后期更是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对维氏来说，他所主张的“语言游戏”一词中的“spiel”（游戏）在德语中本就有“活动”的意思。据此，二者都从根本上对语言与现实、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可以说，两者无论从否定批判性方面（如对“符合论”的批判，对逻辑主义的否定等），还是从建树性角度来说（“并不在于构筑理论，而是引导思考者上路”），他们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且在陈先生看来，尽管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在其根本立论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即“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1]实际上，除了维特根斯坦以外，分析哲学中的其他人如图根哈特和罗蒂等也对海德格尔进行了研究，不过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助语言分析来揭露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式,即语言的误用”[2]，故多仍停留在语法、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分析，对海氏哲学的冲击构不成根本性的。除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这三种哲学思潮或流派之外，解构哲学也是分析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一支，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他通过对海氏“文本的内在矛盾的分析”，企图使海氏的哲学“在其‘文本’的统一性中走向毁灭”。也因此，相对于分析哲学，解构哲学对海氏思想的冲击更大。不过，同除维特根斯坦以外的分析哲学家一样，解构哲学与海氏思想的研究在西方比较受关注，在国内似乎还不太惹人注意，这方面的著作、论文较少，故在此仅仅提及，不详论之。三、与个别哲学家的比较研究除了上文已提到过的胡塞尔、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外，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思想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非常受关注的课题。先说康德。人们之所以将目光*到康德与海氏思想之间的关系上，除了基于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大背景之下康德思想必然与海氏有着某种内在关联以外，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竟之作以及海氏于1929年左右所做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系列演讲以及晚年写的一系列论文、主持的有关康德的研讨班。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部，而在第二部的写作规划中，包含三个部分，其中第一篇便是“康德的图型说和实践说——提出时间状态问题的先导”。这一部分后来便以《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独立出版。就国内目前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而言，主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关于康德对海德格尔在“时间”问题上的影响和作用，对两人的时间观进行比较；如汪传发先生的《时间作为意义之境——康德、海德格尔时间观的基本视角》、周膺先生的《海德格尔康德时间比较》；二是海德格尔如何在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避开新康德主义“知识论”的倾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存在论”的路子，同时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了康德哲学。在这一点上，如叶秀山先生的《论海德格尔如何推进康德之哲学》中便有详论。在叶文看来，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旨在为经验知识找出根据，为此康德提出了理性对感觉材料具有立法作用的观点。但理性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而非实在，当它被作为经验知识的超越性根据的时候，便产生了一个难题，即如何从“思想”过渡到“实在”。因此康德虽然主张“关于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知识之基础奠定在‘思想—理性’形式之上”，但同样未能克服思想与实在的二元的分立，因而未完全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而这也正是康德哲学的症结所在。而海德格尔恰是从此出发，认为康德的“知识论”仅仅属于“存在者”层次上的，后者对于“存在”本身的问题始终未能给予关注。在海氏看来，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根据恰恰就在于“存在”。从康德的时空观出发，通过不断研究分析，海氏最终得出“‘纯粹时间’是经验时间的条件，‘纯粹存在’是经验的诸存在者的条件，存在论先于知识论”的结论。也因此，海氏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他的“存在论”之路。[1]作者在文中将两大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关联层层深入地写来，很令人信服。另外，在此类对比研究中，切入点上比较接近的还有2007年孙冠臣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同样，海氏与黑格尔的比较研究也比较突出。这方面已出的专著有柯小刚先生的《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论文虽不算多，但很能代表海氏哲学研究的方向。除从思维方式、辩证法等角度对海、黑二人进行内在学理上的沟通外，论者多把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联系起来。如叶秀山先生的《哲学须得把握住自己——从海德格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想到的》、柯小刚《海德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三个简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