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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论写作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对于敏感聪明的人来说，写作艺术之所以好，并不在于知道要写什么，而是在于知道不需要什么。任何出色的补充也不能像删减作品那样的大大改善作品。在艺术作品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既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一个字，还不能因改动一个字而使作品遭到损坏的情况下，思想才算表达出来了。普希金论写作倾听人民的朴实的日常语言吧，青年作家们，你会从这些语言里面学到许多在我们的杂志里绝对找不到的东西。灵感吗？它是一种心灵状况：乐于接受印象，因而乐于迅速地理解概念——这是有助于对这些概念进行阐述的。有两类无意义的作品：一类是由于用词语代替感情和思想的不足；另一类是由于感情和思想的充沛，却缺乏达意的词语。苏童论写作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能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深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也就有了艺术的高度。这牵扯到两个问题，其一，作家需要审视自己现实的灵魂状态，要首先塑造你自己。其二，真诚的力量无比巨大，真诚的意义在这里不仅是矫枉过正，还在于摒弃矫揉造作、摇尾乞怜、哗众取宠、见风使舵的创作风气。一个好作家对于小说处理应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希望在小说的每一处打上他的某种特殊的烙印，用自己搜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对话，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莫言论写作从此之后，我感觉那种可以称为“灵感”的激情在我胸中奔涌，经常是在创作一篇小说的过程中，又构思出了新的小说。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20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居闹事，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画面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现代小说的所谓气氛，实则是由主观性的感觉化的风景——环境描写制造出来的。巴尔扎克的照相式的繁琐描写已被当代小说家所抛弃。在当代小说家笔下，大自然是有灵魂的，一切都是通灵的，而这万物通灵的感受主要是信赖童年的故乡培育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文学风格，并不仅仅是指搬用方言、土语、描写地方景物，而是指一种熔铸着作家独特思维方式、独特思想观点的独特风貌，从语言到故事，从人物到结构，都是独特的、区别他人的。而要形成这样的风格，作家的确需要远离家乡，获得多样的感受，方能在参照中发现故乡的独特。余华论写作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忍受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它更多的时候倒是封闭起来。于是只有写作，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因此，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意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所有恶习分开…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认真严肃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到了今天我才知道，当你丰富的情感在一种训练有素的叙述技巧帮助下表达出来时，你会发现比你本身所拥有的感情更加集中、更加强烈，也更加感人，技巧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它，也就是为自己的情感建造一条高速公路，两边都有栏杆，把不必要的东西拦在外面。贾平凹论写作悟性便是天才。人皆有悟性，但方面不同。文学艺术的创作，靠讲授只能获得一般知识，其精髓，其微妙之理只能去悟。但应明白，悟性的产生往往是知识的多寡基础上，有了悟性方能穷极物理。散文是除了诗以外最难写的文体，它的极致又是最单纯和朴素的，篇幅短无情节的故事，语言平淡，靠的是作者的境界、素质、如画画一样，在都掌握了一定绘画技巧后，画之优劣便成了人的素质优劣之比。散文是心灵的自由，也就是说为文适性。也就是说要高扬个性。个性是艺术的生命。在散文写作中如何表现个性？这不是说你仅仅写了别人未写的人、事，而关键在于你怎么写，怎样通过你的心灵来审视要写的人、事来张扬你对天地宇宙之感应，张扬你对生命之体验。古往今来的大家们，他们的心胸是博大的，他们博大的胸怀在充满着博大的爱欲，注视着日月、江河、天堂、地狱，以及这种爱欲浸润下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鬼怪人物，这种博大使他们天地人合而为一，生死荣辱，离愁别恨，喜怒哀乐，莫不知之分明，萦绕于心，使他们面对着这个世界建立了他们特有的意识和特有的形式。王蒙论写作作家的虚构更完整，更自觉，作家更富有这样的本事，闭目凝思，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了。这种想象和虚构的动力，离不开感情。想象来自生活，来自生活中曾经有过、可能有的、已经具备了某些萌芽却又没有完全实现、没有完全在握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结构是没有结构痕迹的行云流水式的结构；最大的匠心是完全放松、左右逢源、俯拾即是的、看来像是毫不费力的、没有丝毫匠气的匠心。汪曾祺论写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张爱玲论写作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的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平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类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有许多天赋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的来说，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淹没了。孙犁论写作其实，作家表现自己，这不足为奇的，贤者也不免的。真诚的作者，并不讳言这一点。而作品之能具有一些生命力，恐怕还离不开这一点。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这里面也不会有个人的恩怨的，它是通过创作，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或事的爱憎。《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的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贵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作为文学，语言是它的基本要素。但它并非单纯是一种资料，它与生活、认识密切相关。对于语言，应该兼收并蓄，可以多读文学以外的杂书，比如历史、地理、各类学科的书。巴金论写作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家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过的一切。林语堂论写作写东西的时候，也是我最快活的时候；欲使心情安静，还是写文章。一般人写文章，着重文字的推敲，其实文章本身的修辞固然重要，但作者的思想、情感、德性更重要，仅有优美修辞的作品，永远不能列为第一流。由思想、情感、德性构成的作者的性灵与独特风格，就成为这个作者作品的骨骼，没有骨骼的作品，是言之无物的，是不值得一读的。要做作家，最要紧的，是要对人对四周的事物有兴趣，要比别人有更深的感觉和了悟。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可以尖如方针。但他的观念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见的越远。郁达夫论写作善于观察的人，虽不是神仙，虽不是预言家，但他却能从现在观察到将来，从歧路上观察到正路上去的。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体验。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得意的诸君！你们不要来买吧，因为这本书，与你们的思想感情，全无关涉，你们买了读了，也不能增我的光荣。老舍论写作生活是一件事，写作是另一件事。一个写作家应当在大街上活着，可是不能在大街上写作。他像一头牛，吃了草以后，须静静地反复细嚼，而后草才能变成乳。写文章须善于叙述。不论文章大小，在动笔之前，须先决定给人家的总印象是什么。这就是说，一篇文章里以什么为主导，以便妥善安排。定为何者为主，何者为副，便不会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叙述一事一景，须知其全貌，心中无数，便写不下去。知其全貌，便写几句之后即能总结一下，使人极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应记住，要描写一个人必须知道此人的一切，但不要作相面式的全写在一处；我们须随时的用动作表现出他来。每一个动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现出他一点来，他便越来越活泼，越实在。我们须从生活中学习语言。很显然的，假若我要写农人，我就必须下乡。这并不是说，到了乡村，我只去记几句农民们爱说的话。那是没有多少用处的。我首要任务，是去看农人的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语言。从生活中找到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言也和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写完了，狠心地改，不厌其烦地改。字要改，连标点都要改。茅盾论写作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要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文学贵在“创作”，文学不能不忌同求异。人家用过的，我固不必去拾唾余，就是我自创的，被别人或自己用熟了时，也得割爱。所以文学上的“创作”，又该是绵延不绝的。郭沫若论写作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和人生无关系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的人生是徒然的人生。问题要看你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到底是不是有益于人生。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物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先要做人，然后做诗。做人方面的努力也是做诗方面的努力。批评的三段过程：（1）感受，（2）解析，（3）表明，这是批评家所必由之路。鲁迅论写作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