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蒙元史研究专家

-1-20世纪蒙元史研究专家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1899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1906至1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191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年起担任《通报》主编，1935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1913）、《今已不发音的13、14世纪蒙文中的h字首词》（《亚洲杂志》，1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1930）、《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1940）、《忽卜赤儿》（《通报》，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6卷，即第1—185节）于1949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191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1923、1924、1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1904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1938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Zalada本作DescriptionoftheWorl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NotesonMarco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书共有386条，每条均首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莱顿，题为《成吉思汗征战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韩百诗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释中包含有蒙古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国前漠北历史的详细、精辟的考证。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还有《高地亚洲》（1931），《金帐汗国史札记》（巴黎，1950），在1902年译注本基础上增订的《真腊风土记》译注本（未完成，1951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1960）。他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评<王国维遗书>》，（《通报》，1929）、《评巴托尔德著<突厥斯坦>》（同上，1930）、《评<长春真人西游记>Waley英译本》（同上，1931）、《库蛮》（《亚洲杂志》，1920，评班额与马迦特合著之《东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的精辟考证文章。同时代的东方学家伯劳舍（E.Blochet，1870—1937）从1895年以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从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编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1910），并刊行了以本馆所藏抄本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这个刊本尽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劳舍的东方语造诣不高而多有讹误，但长期以来没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R.Grou-sset，1885—1952），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2-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1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1944）。此外，他的《远东史》（1929）和《中国史》（1942、1943、1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1906—1978）。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1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1946）；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1965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1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1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1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cquet合译，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1971）。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1953）、《谦河札记》（同上，1956）、《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1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196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1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1970）等多篇。奥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1960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158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1974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10—1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让·理查德（JeanRic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1949），《13、1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卷，1956），《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196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1973）等多篇论文。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L.Bazin）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R.Ha-mayon）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前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1931）。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1910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1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1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1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1930）等。1925、1926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1927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1934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3-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蒙古学家柯津（C.A.KoзиH，1879—1956）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1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1941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1、52（1923，1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1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