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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是男子的尊称汪中《述学·释夫子》：“古者孤卿大夫皆称‘子’。子者，五等之爵也……《春秋传》：‘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小国之君则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并称，故著‘子’去‘男’，从其尊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知殷之德阳德也，故以‘子’为姓；知周之德阴德也，故以‘姬’为姓。故殷王改文，以男书‘子’；周王以女书‘姬’。故天道各以其类动，非圣人孰能明之！”2《汉书·文帝纪》：“母曰薄姬”师古注曰：“姬者，本周之姓，贵于众国之女，所以妇人美号皆称姬焉。”《玉篇·子部》：“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正字通·子部》：“子，门人称师亦曰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子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者，可代某人，亦可代指某一门之学，而子学之“子”即为某门学说之称。4“经”与“子”之关系《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称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5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经”是修己治世的大典，而“子”则是在这经典精神的滋润下制作出的治世方略与社会理想图景。6一、子学概说二、先秦诸子7一、子学概说以“诸子”作为某类古书的称谓，开始于西汉成、哀帝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七略》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其中“辑略”为全书之总，以下分为六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9诸子之类《庄子·天下篇》归纳为六派，即：墨子、禽滑厘一派，宋钘、尹文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一派，惠施一派。《荀子·非十二子》归纳为七派，即：它嚣、魏牟一派，陈仲、史䲡一派，墨翟、宋钘一派，慎到、田骈一派，惠施、邓析一派，子思、孟轲一派，仲尼、仲弓一派。10《尸子·广泽》：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田骈）贵齐，阳朱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班固《汉书·艺文志》：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诸子,我国周秦汉魏,特别是周秦之际、秦汉之际不同的学术流派、思想家、社会活支家、教育家、学者及其著作诸子产生的时代与文化背景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春秋战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时代。《礼记·效特牲》说：“故天子微，诸侯僭越；大夫强，诸侯胁；于此相贵以等，相觌（dÍ）以货，相赂以利，而天下之礼乱矣。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与诸侯宫府中的典籍文物、礼乐器具及掌管它们的官师合一司礼、司乐或所谓祝、巫、卜、史逐渐下移，流散于民国。原为贵族的庶孽子弟功较低级的贵族子弟的“士”们，离开王室，变成“游士”或私人之“师儒”贵族之学平民之学。“士”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阶层。他们或能文能武，十分有能量，且交通频繁。各诸侯国的执政者出于巩固统治权力和提高声望的目的，争先“招贤纳士”，重视人才，兴起了养士、用士之风。战国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和吕不韦。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吕氏春秋·当染》云：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文化学术的下移、私学的兴盛、士阶层的崛起、诸子百家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带来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四重奏。儒家与邹鲁文化道家与荆楚文化法家、纵横家、名家与三晋和秦陇文化18儒家学术源流《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髙。19顺阴阳儒，用舞蹈求雨的意思。《庄子·田子方》：“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说文》说：“儒，柔也，术士之称。”《法言·君子》篇言：“通天地人曰儒。”20明教化《周礼·大司徒》：“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周礼·大宰》“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儒之犹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21儒家的发展脉络周公修己治人派隋唐间的王通、宋代的范文正、叶适、清代的顾炎武、戴震等明心见性派唐李翱、宋张载、程颢、程颐、杨时、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晏子孔子222、诸子精神与文化思潮的变迁诸子思想是以《六经》为代表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应时之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确定了子学应时而变的文化特性。诸子的基本精神是理乱治世，追求政治上的统一，确定了子学与政治共存。在每一个新历史时期，子学都会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并支配一个时代人的精神与时代思潮。23秦：法家思想统治时代《韩非子·和氏》：“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秦始皇与韩非、李斯之关系。秦国的统一，是法家路线的最大胜利。而秦国统一政权的昙花一现，则是法家路线的最大失败。24汉初：道家黄老思想统治时代黄老思想是道家中的一支派，起战国稷下，兴于汉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黄帝主张德刑并用，兼有养生之学。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张良“欲从赤松子游”，“学辟榖道引轻身”；曹参“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25孝文帝“好道家之学”，“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俱见《史记》）此外萧何、邓公、汲黯、郑当时、陆贾、贾谊、司马谈、董仲舒等都受黄老思想影响。黄老一派的无为政治与刑德并施的理世手段，是汉初道家学说应时之变而产生的一种新形态。26两汉：儒家的经学思潮时代儒家借助官方力量，设立五经博士，形成以经学为价值系统与知识系统的人材培养路径，并由对经学的研究转向了经术的实际，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经学时代。“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传》）27两汉经学之盛《后汉书·儒林列传》：“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张霸传》：霸为会稽太守，“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28儒学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御史韩牧参照《禹贡》记载挖九河。（《汉书·沟洫志》）成帝时太中大夫平当，每有灾异，辄傅经术言得失。因精通《禹贡》被委任治理河道。京兆尹隽不疑定罪卫太子。（《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29魏晋：道家的玄学思潮时代“玄”来自于《老子》对道的描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庄思潮反映了士大夫阶级面对时代课题所作出的反应。《老子》贵无为，《庄子》任逍遥。崇尚老子，主张清静无为，是为解除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所寻求的一条治国安邦之策；而推崇庄子，主张放任自然，则是为自己免于倾轧所寻求的一条安身立命之方。汉末：在野派的批判思潮31魏晋玄学之盛《晋书·孝怀帝纪》：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文心雕龙·论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老）、周（庄子）当路，与尼父争涂矣。”王弼、夏侯玄、嵇康、阮籍、刘伶、山涛、王戎等天下名士，无不喜欢谈玄。32南北朝隋唐：佛学思潮时代佛教自后汉传入，历魏晋而渐立足于中土。东晋以降，高僧与名士交游形成风气，遂使佛学与中国学术结合，逐渐本土化。中土诸子对于人死后世界未做关注，而佛家的轮回之说，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故而迅速蔓延于中国各阶层。33佛学盛况一、人才之盛。僧肇、竺道生、法藏、玄奘、慧能等优秀人才涌向佛门。二、佛经翻译、抄写之盛。《隋书·经籍志》言：“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三、佛寺建筑之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天下名山僧占多”。四、宗派之盛。34宋明：儒家理学思潮时代中唐之后，大儒韩愈出现，儒学再度复兴。至宋而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继起，遂使儒学以压倒性优势复据于社会中心地位。因致力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理作为最高范畴，以说明道德性命之学，故又称作“理学”。35新儒学因提出道统的问题，以继承“尧舜”“周孔”道统自任，故又被称为“道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的“理气论”学说，与“心”具众理、“性”即“天理”的“心性论”学说。要求通过修养功夫，“存天理，灭人欲”，完成道德自我的回归。36近代以降：西学思潮时代西学思潮可从太平天国洪秀全推倒中国的孔子、树起西方上帝开始算起。其后有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西方哲学概念以及各种理论的输入，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科学、自由、民主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接着马克思主义生根中国，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37二、先秦诸子38先秦诸子:中国文化思想之根“先秦诸子”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大渊薮，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根脉所在。章学诚言“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孔子孔子: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以得民心为主要价值取向。得民心，首先要恢复礼制。欲恢复礼制，必须从正名始；对原有制度做出调整与变革。1、为政之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政和刑，是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德和礼，属于思想的上屋建筑。前者因为是从外在的方面来向主体施加一种威慑力量，主体虽“不敢”为恶，并不意味着其“不想”为恶，如果触犯刑法可以使成本效益增大的话。如何“为政以德”1、尊五美，屏四恶。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不教而杀谓虐；不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2、选才。A、举贤才。“才难，不其然乎？”B、举直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C、举逸民。“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心归焉。”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老子与孔子之别老子：本来无为孔子：然后无为孔子的“无为而治”是一种以仁义道德为前提的“无为而治”，而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绝仁弃知”的无为。2、富国之道1、提出“均安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以富为中心的“庶、富、教”论弟子冉有问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上，坚持一种经济的道德本质论，即强调道德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目的，而经济只是达成道德目的的手段，且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道德水平的提高。3、慎战之道1、强调“文备”对军事的决定意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反对不义之战。“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