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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秦汉时期的教育总论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了君主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统一六国后继续以法治思想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为了铲除六国残余贵族兴家复国的思想基础，秦对六国历史和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具有强烈怀古思想的儒家学说采取禁止传授的政策，以致走向“焚书坑儒”的道路。公元前206年，秦被农民起义推翻，为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前206—220）所取代。由于人们普遍希望从秦末酷政和战火所造成的紧张中缓解过来，为了适应这一社会心理，汉初在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政府解除了对各种学派的钳制，各家学说重新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儒学也从仅存的一线生机中慢慢地复苏过来。实行“无为而治”虽使汉初的经济从战乱中得以复苏，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但也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社会矛盾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定利用汉初几十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打下的基础，实行有为政治。为此，必须统一统治集团的意志和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从此以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教育便开始兴盛起来，学习儒经成为人们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总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同中国古代哲学与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就其大的阶段而言，大致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的儒学独尊，魏晋的玄学，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并举，宋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实学和近代的西学东渐。其中对教育哲学思想影响较大的，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外，从汉代儒学独尊之后，对儒学冲击较大的或者说使儒学发生大的思想转折的，有三个大的变化时期，即：魏晋玄学的兴起，援道入儒；宋明理学的形成，援佛入儒；近代西学东渐，资产阶级以至无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教育思想对儒学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冲击。（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总论世多以战国之末，为古代哲学终结之时期。盖一般人以为秦始皇焚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故觉秦时如一野蛮时代，以前学说，至此悉灭。其实秦始皇“第烧民间之书，不烧官府之书；第禁私相授受，可诣博士受业”。秦皇李斯之意，盖欲统一思想，非欲尽灭当时之学说也。故秦始皇所立博士中有各家学者。虽在整齐画一制度之下，思想言论，失其自由，学术发展诚受相当阻碍，然秦亡极速，不致有大影响。故在汉初，诸家之学仍盛。（24）“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人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汉武董仲舒统一思想之政策，即秦皇李斯之政策也。秦皇何以行之而失败，汉武何以行之而成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5）总论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由此方面言之，则在中国哲学史中，自童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而近古哲学则尚甫在萌芽也。（3-4）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然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自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经学之旧瓶破而哲学史上之经学时期亦终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6）第一节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一、统一文字秦朝对文字所作的整理和统一工作，是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化、定型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在秦汉年间，尽管各种不同的字体仍在不同的意义、不同程度上使用着，但隶书作为一种普遍通行的字体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作为文字统一工作的推动者，秦始皇、李斯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第一节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二、严禁私学秦始皇一开始就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便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统治集团内部对实行分封制或郡县制，思想上并没有达到高度的统一。李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集团上层思想学术观点的不一致，是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的障碍。因此，他把矛头指向了传播各种学术思想的私学。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讲学是传播学术思想的途径之一，书籍同样是知识的载体，于是李斯同时提出了“焚书”的主张。“焚书”的第二年，又暴发了更为残暴的“坑儒”事件。第一节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三、禁游宦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与当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现象密不可分的。“禁游宦”则是由李斯建议，秦始皇采纳的一项极端专制措施。质言之，禁游宦是要取缔人们流动、迁徙、集会、结社、会盟、讲学和言论的自由，使士人回到彼此信息不沟通的封闭环境中去。这一政策的颁行，对中国一盘散沙、乐土重迁、”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国民性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对学术交流和私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参见《中国教育发展史》，110页）第一节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四、吏师制度为了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为了培养一大批知法、执法的封建官吏，实现以法治国的目的，秦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专职教师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此外，为了移风易俗，巩固统一政权，秦统治者还利用行政权力，制定了一些“行同伦”的新法令，以形成新的道德习俗。第一节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五、秦代文教专制主义对后世的影响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对后世的影响则至深至巨。“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具体到教育领域，秦代文教政策中专制主义的内核，均为后世君王不同程度地加以承袭。秦“以吏为师”的偏颇作法，坑杀儒生的历史阴影，一直笼罩在教师头上，逼迫他们昧心述伪，弄虚作假，去做“套中人”，去当“变色龙”。这种主体意识的阙如、道德的沦丧和双重人格的扮演，使教育功能的发挥，受制于权势者之需，从而影响了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参见《中国教育发展史》，112－113页）第二节汉朝的文化教育政策一、各家并存，推重“黄老之学”的汉初文教政策鉴于秦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作为政治指导思想。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汉初文教政策也与秦朝截然不同。（一）重视知识分子作用（二）允许开办私学（三）废除“挟书律”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除了因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要求统一思想意识的政治抱负以外，还和汉初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以及儒家学者的进取精神密不可分。汉朝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汉朝最负盛名的儒家学者之一，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即位之后，就下令举贤良，开始采用对策的方法，选拔优秀知识分子来充实官吏队伍。所谓对策，就是应荐者回答皇帝提出的有关经文、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策问。因为汉朝采用这种形式来选拔贤良之士，所以对策又称“对贤良策”或“贤良对策”。汉武帝亲自拟定题目，亲自阅卷。他十分欣赏董仲舒在对策中阐发的思想主张，反复策问董仲舒有关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董仲舒前后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其中提出的三条建议，后来成为政府施行的三大文教政策。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二）兴太学以养士（三）重视选举，任贤使能董仲舒这三项建议被采纳，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立五经博士。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也设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在汉武帝之前，习儒学列于博士者，时有其人，但与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相比并没有突出的地位。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原来设立的传记、诸子等博士则因历久不置而废。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他学派虽然没有像秦代那样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于是，就迈出了独尊儒术的第一步。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开设太学。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诏令太常与丞相公孙弘讨论置博士弟子事宜。公孙弘为博士弟子制度拟定了具体办法，开始“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从此，博士从一种朝廷备顾问之官转化为一种以教授为主要职能的学官。太学正式设立，博士弟子即是太学生。太学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各代王朝都依例设立。察举制的完全确立。作为两汉仕进制度主体的察举制是从汉文帝时开始的。文帝二年（前178年）诏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但是，文帝诏举贤良仅是偶一为之，未规定荐举期限和人数，尚未形成制度。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入仕途径，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则是在武帝时期。首先，在元光元年（前134年）产生了岁举性的科目，即孝廉一科。而且人数也有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察举以选官常制的姿态登上了汉朝仕进的舞台。其次，武帝时察举取士的范围有所扩大，由原来基本限于现任官吏的范围扩大到布衣之士。同时，察举科目也于“贤良”之外，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另外，在选举考试中，儒家学者受到特别的优待，开创了察举制主要以儒术取士的新局面。第三节汉朝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经学教育的特点一、学校教育的发展一、学校教育的发展（一）太学1．太学的设置与发展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实行博士弟子制，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同时，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太学的设立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步骤。2．太学的教师和学生汉朝太学的正式教师是博士。博士本是对博识多能者的通称。博士之官始于战国，秦时博士官的职责为典文书、备咨询。汉朝太学设立后，博士转化为太学的教官，主要从事太学的教学工作，但同时也部分地保存了原来作为咨询官吏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政治、学术活动。博士通常推一德高望重者为首领，博士首领在西汉称仆射，东汉则改为博士祭酒。一、学校教育的发展两汉对太学学生的称谓有“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诸生”、“太学生”等。当时博士弟子的来源有两途：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50名，作为博士弟子，即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是从地方上（郡、国、县）选择，标准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选送京都太学，“得受业如弟子”，是一种非正式学的特别生。一、学校教育的发展3．太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单一的儒家经典。两汉太学中设置博士的经学有14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太学的教学形式因不同时间的不同条件而有发展。太学初建时，学生的名额较少，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后来太学发展，学生的名额多以千万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称为“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主讲的博士称为“都讲”。除此以外，次第相传的教学形式也在太学内出现。一、学校教育的发展4．太学生的考试及太学生的出路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主考）所出的试题。“射”是以射箭的过程来形象描写学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回答过程。“科”即是教师（主考）用以评定学生成绩的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