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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前教育清末学前教育的发展（1840－1911年）民国初年的学前教育（1912－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学前教育的演进（1915－1949年）老解放区的学前教育（1927－1949年)第三章清末的学前教育（1840－1911年）第一节、清末学前教育制度的建立第二节、外国教会在华的学前教育活动一、清末学前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发展到清末，封建制度已维系了二千多年。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强国越出国界，寻找资本输出的市场。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变化，由完全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性质的教育逐步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教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变革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大的阶段。一）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同时，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的农民运动也对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国家民族危机面前，以龚自珍、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起了先导的作用。对洋务派和改良派的思想和活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二）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由洋务派主持领导的洋务运动占据重要地位。兴办各种“洋务”事业，如开设近代工厂，制造军舰、洋枪、洋炮、修筑铁路、设办邮电等。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传统教育开始起步向近代教育过渡。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式学校，后来，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相继设立。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举办了约30所完全不同于封建学校的新式学堂，它们以传授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为主。其次，组织实施了两次规模较大的留学计划。一次是从1872年开始，在先后4年的时间里共派遣了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另一次是从1877年开始先后派遣40多名学生到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学习海军驾驶和制造。整体上讲，从这一时期开始，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中心的“新式教育”已在传统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三）第三阶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登上历史舞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虽然遭到挫折。但面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不得不在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百日维新”中的改良措施基本上得到实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教育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趋向崩溃，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的时期。具体表现为：1）结束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2）传统书院、儒学为新式学堂取代。3）1904年颁布并实行第一个法定学制《奏定学堂章程》。4）留学教育形成高潮。首先是留日高潮（清末新政鼓励下产生），1900年达到顶峰，其次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发展中国教育，形成了留美高潮。二、引入近代西方幼儿教育观念早期以纺织业为主的西方大工业，需要吸收大量女工进入工厂，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向大工业生产发展的形势，幼儿的抚养和教育完全由家庭承担已不相宜。18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创办了一所幼儿学校，招收2――5岁的幼儿，这是欧洲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幼儿园作为典型的幼儿社会教育机构，逐渐在欧美各国流行。清末新政时期，集中系统地引入了近代西方幼儿教育观念。体现在：一）、介绍和引进日本的幼儿教育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大力发展西学教育，到19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套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幼儿教育模式。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之后，中国政府寻求日本迅速富强的经验。20世纪初掀起一次留学日本和对日本考察的高潮。一方面是成批到日本考察游历的职官学者，根据他们在日本的观感，阐述发展社会性幼儿教育机构的必要性；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中有专门派往学习幼儿教育的人员，输入日本幼儿教育。二）、西方传教士对发展教会幼儿教育的倡导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利用和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渗透，当时西方在中国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要是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开教堂、办医院、办学校，也设有幼教机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倡导幼儿教育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带有宗教、文化、政治目的;客观上使中国土地上出现了近代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启发了中国近代幼儿教育的发展。三）、引进西方心理科学，促进学前教育的科学化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在最初引进西方心理学上起了重要作用。1902年，梁启超著文《教育政策私议》，介绍了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分期及特点。将儿童学程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家庭教育期或为幼稚园期；6－13岁，小学校期；14－21岁，中学校期；22－25岁，大学校期。引进西方心理学的意义在于，合理地了解儿童、掌握儿童的特点、研究教育规律、促进教育儿童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四）、提倡女子教育，为幼儿师资的培养奠定舆论基础。在封建社会下，中国女子没有受教育机会。资产阶级维新派，出于资产阶级“男女平权”思想，主张女子与男子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力。梁启超1897年《论女学》，提出女子受教育涉及国民经济增殖，社会风貌、儿童教育等，必须给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以后他又作《倡设女学堂启》。进步的教育家、思想家关于教育的主张和教育改革的尝试。为清末学前教育机构的建立，作了理论准备。康有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香港之后，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并非古代所谓的“夷狄”。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康有为的思想体系：1、混合了儒家的今文经学、《礼记》“大同思想”以及佛教和西方基督教教的的学说，这些思想在他的《大同书》中得到集中体现。2、《大同书》的构思①描绘了一个人人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在这个被称为“大同之世”的美好世界里，儿童完全由社会共育②未出生之前享受胎教③出生开始送到公立育婴院，有社会抚养④3岁后转到慈幼院或继续在育婴院接受良好的保育、以后依次接受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⑤20岁学成毕业后为社会服务《大同书》关于学前教育的主张①、保育员的选择。②、育婴院的内外环境③育婴院的保育方式。以保育为主，逐步掌握各种谋生技能《大同书》有关未来社会教育模式构想的核心①教育的社会化、儿童从未出生之前的胎教到大学毕业，所有的教养活动，都通过社会教养机构来实施②、公养公教，从胎教到大学的一切费用由社会承担，儿童在大学毕业之后、通过社会服务来偿还。5、评价《大同书》关于儿童保育的规划，也较为全面的反应了康有为学前教育改革的思想，并对当时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1890年春，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少年有为；而康有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梁启超的学前教育思想：1、”新民”学说核心要旨：国家强弱的根本在于民，而每一个民的强弱在于其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主张更全面的吸取外国的先进文化，建立系统的近代化国家教育制度，提出建立中国学前教育体制的构想主张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规划不同阶段学校教育的任务列出来教育次第表，根据身体、知、情、意、自观力等五方面发展年龄特点，将人的年龄阶段划分为幼儿期（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育期（6-13）儿童期小学校期（14-21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设为期两年的“幼稚园”教育对女子入学的关注，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说明女学的重要性。①，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②、母亲对儿童的影响最大最直接③、母亲是所谓幼学中的主要教育者④、有妇女担任幼稚园的教师，并通过兴办女学培养师资1890年，梁启超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1898年6月11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变法，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变法即宣告失败，历时仅103天，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康梁先后逃亡到日本，在这期间，师生逐渐有了分歧。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分道扬镳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康有为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而袁世凯的目的则是为其辟帝复制做准备。梁启超则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康有为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分道扬镳康有为的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梁启超的梁启超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这种观点比起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