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改良思潮

洋务运动与改良思潮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对中国开战的决议,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开始了，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界点。之前，是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是大一统的闭关锁国；之后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枪炮威胁下的对外开放、科学技术的的学习引入以及民主意识的缓慢觉醒。鸦片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衰弱导致鸦片的大量输入；鸦片战争的结局也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战争的溃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地大物博的泱泱中华大国不断被西方列强蚕食和瓜分，中国人民再次陷入了更深重的灾难当中。两次鸦片战争的残败，让清王朝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中中以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后起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他们感受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从而意识到无论是为拯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护自身统治，都不能再固守陈腐的“祖宗之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他们还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逐步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御侮自强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史称“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洋务运动初期,是在”自强”的口号下筹建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如曾国藩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沪局),李鸿章创建的“金陵制造局”（宁局），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建的“天津军火机器局”（津局）等。1874年（同治十三年），丁日昌提议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1875年（光绪元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批准，拨银四百万两，作为筹办海军经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北、粤三支海军。后因财力有限，决定先创立北洋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但是在中法战争中南、粤海军被法国远东舰队摧毁，只有北洋海军保存了实力，后来发展到拥有军舰22艘，实力比较强大，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开战时,北洋海军的军舰数量比日本的要多,但结局仍然是全军覆灭。这次战败，彻底粉碎了洋务派靠海军、靠军舰、靠技术挽救封建统治的美梦，给满清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洋务派在开办军事工业和创建海军的过程中,需要巨额经费,但是”百方罗掘,仍不足用”,于是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他们仿照西方的“工商富国”，开始筹建民用工业，以期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的目的。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创办民用工业，包括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等，到九十年代中期共有二十几个。这其中有李鸿章派漕运委朱其昂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派唐廷枢开办的“开平矿务局”，派盛宣怀主办的“天津电报总局”，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举办的“汉阳铁厂”，有李鸿章和沈葆桢主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等等。洋务派创建的这些民用工业吸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员、商人的资金，有的还向外国银行借贷。形式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权却掌握在官员手中，他们是早期的官僚资本企业，利用国家权力进行垄断，阻碍民族资本的活动和发展，既有对外国资本主义很大的依赖性，又有浓厚的封建性。所以在政治腐败的体制下，军事上失利，经济上也难有很大的发展。洋务运动随着1894年北洋海军的覆灭也宣告彻底破产。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说明了腐败制度所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救.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原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和郑观应。王韬,江苏吴县人,秀才出身,后屡试不中。曾为躲避清政府通缉赴英法俄等国游学，悉心研究西方的富国强兵之道。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薛福成，江苏无锡人，贡生出身。曾为曾国藩幕僚八年，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做过英法比意四国公使。1879年著《筹洋刍议》，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陈炽，江西瑞金人。举人出身，做过邢部章京、军机处章京等职。曾遍历沿海各埠及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积极研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1893年发愤撰成《庸书》内外百篇，1896年又发表《续国富策》。马建忠，江苏镇江人，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商人家庭。他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和《马氏文通》两书。郑观应，广东中山人。十七岁放弃科举，到上海经商。因受到洋务派的排斥和外国公司的迫害，更注意研究时务。著有《救时揭要》，后改名《易言》，几经增补修改，最后定名《盛世危言》十四卷。郑观应等人的改良思想,主要是:一,反对外国侵略,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主张推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仿效西方设立议会，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他们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王韬郑观应等改良派的思想主张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但是表现出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废除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精神。当看到中国的内忧外患时，王韬表示“一息尚存，尚思报国”。郑观应“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太息痛苦流涕”，“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现唐虞盛世”。陈炽经常“高歌痛哭”，最后竟在家乡忧愤而死。这些早期的改良者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奠定了基础。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即便康有为他们主张和倡导的是君主立宪，也是开天辟地的创举。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太悠久，“人治”而且是“一人治”的传统根深蒂固。要专制的皇帝来制定一部法律来限制自己，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其实这次变法的“立宪”也只是停留的思想当中而已，光绪皇帝颁行的100多种变法谕令中，还没有设议院、立宪法的内容。就是这样有些谨小慎微的改革运动，顽固的保守派也是不能容忍，最终使这次运动过早夭折了。这次变法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一次改革运动。中国的封建统治，不论是汉族还是满族的，已经腐朽到了极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有感知新思想新文化的能力，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但是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几千年来都是统治阶级的附庸。读书致仕是他们的向往和追求，科举道路异常拥挤。有一些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为了既得利益就立即异化为顽固保守派；有一些知识分子尚空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知识分子的爱国行动在封建时代多以给皇帝或王公大臣上书言事为形式，依靠明君或贤臣采取他们的主张为国效力，为民造福。知识分子的团结意识也不强，集体上书或形成统一的政治运动在封建时代比较少见，较有影响的有宋朝的陈东上书和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1125年12月，宋徽宗内禅于宋钦宗。太学生陈东等人伏阙上书钦宗，论蔡京童贯等六人之罪，请诛六贼以谢天下。1127年春，童贯又扶持宋徽宗离开汴京。陈东单独上书，请追回童贯论其罪责。此时奸臣李邦彦在宋钦宗的支持下，又罢免了主战派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以此为条件向金人谢罪讲和。陈东等人又第三次上书于宣德门，主张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惩办李邦彦张邦昌等奸臣。京城军民听说陈东上书，不期而至者十万余人。钦宗害怕发生变故，只得让李纲种师道复职。陈东等人的请愿第一次得到了胜利。为笼络人心，宋钦宗补授陈东官职并赐第。陈东又一次上书弹劾奸臣并坚决辞官回故里。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后，宋高宗在南京即位。陈东面见高宗，力主抗金。但高宗一心求和，支持奸臣黄潜善汪伯彦排挤李纲，做了77天宰相的李纲被迫辞职。陈东与欧阳澈再次上书高宗，抨击黄潜善，主张挽留李纲，要高宗还都东京，出师北伐，迎回二帝。这使高宗很不高兴，黄潜善从中挑拨，说若不严惩，“将复鼓众伏阙”，高宗听信谄言，杀死陈东欧阳澈。陈东死时年仅42岁。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举国悲愤。第二年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时恰逢北京进行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听说《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后，应试举人义愤填膺。4月22日，在康有为发动下，先有广东梁启超、湖南任锡纯等上百人到都察院上书，要求拒签对日和约。各省举人继之“连日并递”，致使“章满察院，衣冠塞途”。特别是台湾籍举人“垂泣请命”，路人见之无不为之哀痛。康有为深感士气可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于是邀请十八省应试举人于五月一日在宣武门外集会。会上，康有为登台演说，声泪俱下，痛陈《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内容和不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提出大家要联合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朝制，变法维新。到会的举人一致决议联名上书皇帝，并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于是康有为昼夜疾书写就一万八千字的《上清帝第二书》，于五月二日得到一千三百多举人同意，六百多人签名后递呈都察院，转奏光绪皇帝。“公车上书”因为受到了顽固派阻挠，没有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然而，“公车上书”不胫而走，印发行销数万册，其变法主张得到广泛传播，影响遍及全国。美国公使田贝读后也为之震惊，亲索其稿。一时间，“公车上书”辗转传诵，致使康有为众望所归，维新派名声大噪。“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标志着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开始变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五次上书，反复申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越来越加以重视，维新运动终于争取到了皇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下诏变法。任命康有为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到9月21日，在103天的变法维新时间里，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诏令100多种，主要有：振兴农工商业，设立工商局、路矿总局，办邮政，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训练陆海军；废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广设新学堂，提倡西学；然而顽固派却用各种方式阻挠新政的推行。后党和帝党的斗争日益激化。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不久，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连续采取措施，恐吓和防范光绪帝和维新派。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亟谋对策，被袁世凯出卖。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宣布自己重新“亲政”，软禁光绪帝。除京师大学堂外，百日维新期间的所有新政全部废除，并下令逮捕杀害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往香港和日本。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杨深秀被杀害，戊戌变法运动失败。辛亥革命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反过来说,革命也是一场改革,而且是最根本的改革,最彻底的改革。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保守思想极端顽固的国度里，尤其需要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尽管代价是那样的沉重。。。。。戊戌变法之后，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被扼杀，中国仍继续处于专制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中。但是，民主和科学意识的觉醒，正如星星之火，势必形成燎原之势。二十世纪初年，在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举办国内新式学校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启发，开始感觉到要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成立了许多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理论上的论战。孙中山在1904年发表了《敬告同乡书》，指出了革命和改良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随后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又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候已经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