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章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一、汉字起源一、关于仓颉造字说汉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关于它们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人类未解之谜之一。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有很多种，而汉字是最为古老的。比起其他几种早已不用的古老文字，汉字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人们越是感到汉字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就越想了解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探讨汉字的起源不仅是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也可以给人们探讨其他文字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提供参考，对于了解整个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古代中国人对汉字的起源也非常关注：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吕氏春秋·君守》)。苍颉造文字。苍颉，黄帝之史(《周礼·外史》疏引《世本·作》)。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这种传说无疑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传世的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却没有关于仓颉的时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记载。现存的早于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也从来没有关于仓颉的记载。汉代人多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魏晋以后人则说仓颉是早于黄帝的远古帝王。《尚书正义》孔颖达疏说：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汉代人把仓颉跟史官联系起来，很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史官在平时跟文字接触最多，所以才有此说。魏晋人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过去多认为荒诞无稽。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是魏晋人创造的，而有很早的根据。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有一篇《容成氏》，第一简有这样的文字：……尊膚（盧）是（氏）、茖（赫）疋（胥）是（氏）、乔结是（氏）、仓颉是（氏）、轩缓（辕）是（氏）、（神）戎（农）是（氏）、椲是（氏）、是（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臤（贤）。……这里出现了仓颉的名字，并把他放在轩辕前面。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就传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不过没有讲到“仓颉造字”的事情，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容成氏》的作者是否已经把仓颉跟造字联系起来了。仓颉为远古帝王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在传世的战国晚期文献中没有保留下来，以至于汉代人已经不清楚他曾是传说中的帝王。《庄子·胠箧》有一段话，跟上引简文有密切关系：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依此，在容成氏时代，还没有出现文字。这也许是战国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见战国时代的人并没有把文字的发明看得很早在战国晚期的文献中，也有跟仓颉造字很不相同的说法。例如《荀子》：“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之一，由于用心专一而把文字传下来了。这就没有把仓颉当成造字的人。看来，在战国晚期，仓颉其人其事的传说就不是很清楚了，或者在当时就已经不止一种传说了。至于仓颉造字的方法和过程，史书记载就更有限了。从仅有的一些记载看，古代中国人对于创造汉字的仓颉充满了神秘感。例如下面两种说法：《淮南子·本经》：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论衡·骨相》：仓颉四目。这跟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往往把文字的发明及其发明者看得非常神秘。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比较详细地阐明了仓颉造字的方法和作用，代表的应当是当时学者的意见：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这段话说到文字是在“饰伪萌生”的情况下产生，实际上指出了文字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仓颉根据符号相互别异的原理来造字，是受到狩猎劳动实践中观察鸟兽不同足印的启发，不仅说明文字的发明与生产劳动有关，而且揭示了创造文字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字产生以后，‘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则认识了文字的巨大社会作用。★归纳：把汉字的创造归功于个人，现代学者大都认为不可信。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尤其在最后阶段，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仓颉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二、考古发现中的单个符号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汉字的历史无疑问地推到了商中期以前，而且还可以往前追溯。那么汉字的源头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人们希望能从出土文物中找到答案。近80年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里，发现了不少刻有或绘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还有少量刻有符号的龟甲、骨片和石器等物。根据初步观察，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遗址里都曾发现过刻划符号。时代最早的是河南舞阳县贾湖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符号，距今约有8000年。观察新石器时代各种符号的分布范围，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遍及全国，从陕西、青海到东南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发现。有人根据符号的外形，把它们分成下面甲乙两类。甲类以几何形符号为主，可以把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符号当作代表。乙类以象形符号为主，如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符号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上的符号。半坡发现的刻划符号，当时不少文字学家认为就是最早的汉字，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文字。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两种符号全都不是文字。1969年，李孝定发表《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文，最先提出“半坡陶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观点的论文。1973年，于省吾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肯定地指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70年代末对这些符号的性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讨论。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两种符号全都不是文字。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游移不定的，具体对于哪些符号是文字，哪些符号不是文字，彼此往往还有很显著的差异。直到现在，学者们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不过，以往的讨论已经把汉字起源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许多错误的观念得到了纠正，专家们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关于文字起源的理论也逐步完善，汉字形成的过程也大致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首先，大家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要判定一种符号是否为文字，必须看它是否记录了语言。裘锡圭先生在1978年首先提出在讨论有关文字形成过程的问题时要区分“记号”与“文字”，（符号有一定意义，但不是文字）。后来，汪宁生、姚孝遂、高明都提出了跟裘锡圭相似的观点。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的早期阶段，大家往往通过简单的形体比附来认定符号就是汉字。例如对于甲类符号，于省吾先生就把下列符号释作五、七、十、二十、示、玉、矛、艸、阜等。随着讨论的深入，这种简单的形体比较的做法就被否定了。大家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都可能出现这些同样的符号。例如符号×，古汉字用来表示五，纳西族的东巴文和海南黎族的刻竹用来表示十，云南的哈尼族曾用来表示五十元，傈僳族曾用来表示相会的意思，古代巴比伦曾用作所有权的标记，古埃及的圣书字用来表示划分。现代人则用来表示否定之类的意思，也可以表示两数相乘。可见同样使用×这个符号，有的是当作文字来使用的，有的则根本不是文字。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形体比较，就认定某一些符号是古汉字，那么，就无法解释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甚至根本没有文字的人也使用这种符号。简单的形体比较方法显然有随意性，正像人们对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一样，虽然有人把它当作汉字，但是也有人却认为它们是古彝文。要避免随意比附的做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错误的看法，就必须坚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原则。有专家指出：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跟古汉字是两种不同系统的符号（这种不同，可能是使用者族源不同，也可能族源相同但符号表示的意思没有传承关系。即使是文字，同一民族先后也可能使用几种完全不同的文字）。甲类符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提供证据证明它们记录了语言。而且，对新石器时代种族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对语言的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把使用者的种族和语言情况都还不清楚的那些符号看作古汉字或其前身这件事，本身很是不妥。既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符号互相之间有传承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中的某一种符号孕育了后来的甲骨文。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商代前期、西周时代陶器上可以出现的单个陶文，就反推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就是文字，因为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有人甚至认为：这些符号在不同地域出现，很可能表明它们是作为文字传播到各处的。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我们很难想象，在原始人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下，相隔很远的地区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并且能够相互学习文字。可见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在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为了使文字具有可接受性，一般要求字形跟所代表的词有某种内在联系。几何形符号跟语言中的大部分词语很难有内在联系。所以基本上使用甲类符号而很少使用乙类符号的原始文字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是在周围先进民族成熟的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原始文字。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甲类符号显然不会是这样的原始文字。跟新石器时代甲类符号同类的符号，在汉字形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在我国有些地区作为非文字的符号而继续使用着。这是这类符号不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旁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前一种符号跟古汉字里形体比较简单的例子或某些经过简化的形式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乙类符号，因外形很象具体的事物，人们很容易把它跟文字联系起来。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做法。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比较高超的绘画技术。就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原始壁画来看，至少在2万多年前，人类已经能够非常概括地表现动物的形象、生动地表现狩猎活动，并且创造了几何形符号。即便看到了原始人所画的乙类符号跟古汉字在外形上是一样的，也无法断定这些符号就是更早的汉字。因为我们仍然找不到它们有记录语言的任何证据。因此，现在就说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乙类符号是文字，恐怕还为时过早。但也有人曾对判断符号是否文字的标准提出过异议。他们认为：陶器不是文字书写材料，在上面写东西也不是为了传播。当时必定有通行文字书于竹木之上，只不过早已腐朽，现在看不到了。陶器上的记号多半是一器一字，很少有词组和句子，这是陶器记号的特质，这跟能否记录语言或当时有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无关。因此，以是否记录语言作为标准，而把陶器上的符号排除在文字范围以外，是不合理的。这实在也是一个无法证明的推测。有人看到甲类符号多出现在中国的西部，乙类符号多出现于中国的东部，因而提出汉字起源“二元说”。这更是主观臆测了。★归纳：总之，单个出现在器物上的甲类和乙类符号都还没有用作记录语言的证据，很难把它们看成文字。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这应当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三、考古发现的成组符号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符号里，甲类占绝大多数。有些器物上同时出现多个符号，大多数是甲类符号的排列，还有一些或以甲类符号为主，夹杂着乙类符号；有或以乙类符号为主，夹杂着甲类符号。由于单个符号很难鉴别其是否记录了语言，有的学者就比较注意一些排列成行的符号。1975年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一次到第三次挖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号以及1978年发表的第四次发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号，数量多，有的是以排列成行的形式出现的。汪宁生认为吴城陶片上的符号是“能记录语言的文字”，有别于个别出现的陶器刻划记号。这给鉴别符号是否文字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新石器时代排列成行的符号已经发现了好几批。大部分的例子多见于良渚文化(约BC3300-BC2200年)的陶器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80年代在余杭南湖发现的黑陶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位按顺时针方向连续刻出八个图案”。在龙山文化遗址也曾出土过这一类符号。例如1991年-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丁公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发现一块陶盘底部残片，上面刻有排列成五行的十一个符号。1993年在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遗址发掘时，在河边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的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