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与清宫玺印收藏

乾隆帝与清宫玺印收藏乾隆帝与清宫玺印收藏文/郭福祥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丨摘要丨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府收藏最为鼎盛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古代艺术品钟爱之至，搜集不遗余力，在他统治的60余年中，内府收藏堪称宏富，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府库，皇宫御苑内古物充斥，艺术品比比皆是。不但如此，对这些内府收藏，乾隆时还编纂了较为翔实的著录典籍，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古代玺印，乾隆帝也同样注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极力搜罗，不断整理，使内府的玺印收藏渐成规模，奠定了清宫玺印收藏的基础。这些收藏在清朝覆亡以后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玺印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和实物，对乾隆帝有关古玺印搜集、整理的情况作一概述，以期为同行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资料。一、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的状况乾隆时期宫中玺印收藏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但通过乾隆帝自己所作的有关玺印的御制诗和现存实物，仍然可以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一）古铜印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古铜印主要有如下几部分：一是以“金薤留珍”命名的部分。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早在乾隆二年（1737），就开始了对宫藏古铜印章的集合归总工作。乾隆三年十一月将1261方宫中旧藏的古铜章交由汪由敦等认看，分出先后时代和等级，分别装匣，每匣并配印谱册页，特制黑地金漆龙纹长方匣盛装。第二年，做得“金薤留珍”漆匣五个，分别编为“东、壁、图、书、府”，每匣各置印谱。[1]此后不断增补，至乾隆十六年（1751）最终形成“金薤留珍”古铜印专藏，乾隆皇帝特作《古铜章歌》以记其事。[2]这些古铜印被秘藏于五箧之中，分别以“东、壁、图、书、府”命名。各箧正面漆绘双龙，中央是乾隆御题“金薤留珍”四字。各箧内装六屉，第一屉是本箧印谱，二至六屉放置古铜印。其中官印221方，分别放在“东、壁”两箧之内，私印1070方分别放在“图、书、府”三箧之内。全部五箧共装古铜印1291方，为清宫收藏古铜玺印中的最大宗。民国十五年（1926）故宫博物院依照原编谱次，重拓24部，后以拓本影印发行，影响很大。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2、3）▲图1《金薤留珍》古铜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采自《印象深刻——院藏玺印展》，台北“故宫”2007年发行。以下图片除注明者外均采自此书。▲图2《金薤留珍》印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3《金薤留珍》印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二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整理的古铜印，共28方。乾隆还特意为此写了一首《咏古铜章》的诗：“金薤珍千载，传真印统详。穆然见古者，焕若备文章。抑埴久藏用，配藜恒蔚光。数来刚廿八，允叶丽天祥。”此批铜印现下落不明。三是热河避暑山庄所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将古铜印244方进行分类整理，厘定排次，专门储于雕红漆匣内，匣盖内壁阴刻填金乾隆帝御笔“咏古铜章”御制诗。匣内分“仁、义、礼、智、信”五层，各以“制垂范古、考文纪职、云篆征名、信章萃古、芝泥尚论”为名，其中官印63方，私印188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4）▲图4避暑山庄藏古铜印及印谱四是宫内旧骨董房所藏，仅10方。具体整理年份不详，储于黑漆描金花卉长方匣中，由于全部是官印故命名为“守官遗范”。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5）▲图5《守官遗范》古铜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是宫内毓庆宫所藏，计100方，置于黑漆描金花卉漆匣内，匣分四层，每层各放铜印25枚。与其他几部分不同的是，毓庆宫所藏既无谱录，又无序目，也不见乾隆写诗题咏，只是初步地整理了一下，说明这部分藏品并不是乾隆所想象的规模，还在搜集之中，终乾隆一世都没有完成。民国十六年（1927），故宫博物院以《毓庆宫藏汉铜印》为名刊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6）▲图6毓庆宫藏古铜印以上古铜印共1673方，除第二部分外，其余现全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3]（二）古玉印乾隆对古玉印的关注，大约从乾隆十年（1745）即已开始，直到他去世，兴趣一直不减，这恐怕与乾隆对玉器的喜爱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印章虽然多铸金刻玉以为之，但玉常少于金，故能够流传下来者更为罕见，值得珍视。乾隆十四年（1749）将宫中收集到的“安武君、王龟年印、徐复、刘凤、申徒朗、刘房思印、韩信、李华、万年、向起、赵婺、父乙子孙、传说、父乙子孙、扈偃、宜尔子孙”等玉印16方制匣盛装，并钤拓印谱，命文臣题跋，他自己也特别为此作诗宣扬，[4]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乾隆第一次将古玉印整理结集。此后，每收集整理一批，乾隆都要题诗记述，通过乾隆的这些诗作，可以了解到当时宫中古玉印的收藏情况如下：乾隆十七年（1752）作《题汉玉印章》，[5]集“安武君、南昌君布、宗家重贵、苏凤、樊彦、长桓、黄卖、赵獒、李立私印、乐寿”等玉印10枚。乾隆二十年（1755）作《咏汉玉章》，[6]集“建安君、安武君、孝成君印、荆王之玺、梁王后玺、公寿、宗家重贵、干禄谀福、永昌、张谈、永寿、叔孙通印、纪信之印、公孙宏印、薄戎奴、苏武、卫青、徐横、臣纵、申徒朗、冯异、杨它、商衡、杨殷兴印、刘凤私印、樊彦、王龟年印、刘房思印、傅彪、夏雨、石抹、淳于蒲苏、阴夫人、马姬之印、子孙世昌、宜尔子孙、父乙子孙、宜子孙、子孙宝之、长宜子孙”等玉印40枚。乾隆二十五年（1760）作《咏汉玉图章》，[7]集玉印9枚，印文不详。乾隆二十六年（1761）作《汉玉千秋亭侯印》，[8]收“千秋亭侯”玉印1方。乾隆二十八年（1763）作《集汉玉印复得十六，制厘藏之，并题以句》[9]集玉印16方，印文不详。乾隆三十一年（1766）作《咏汉玉章》，[10]集玉印6方，分别为“卫安成”“司马”“益寿”“军曲”“德义”和“世禄永昌”，被命名为“六文韫古”。6印置于紫檀木雕博古纹罩盖匣内，附有小印谱册页一册，共四开。其中第一开上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符采”，钤“乾隆宸翰”玺，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丙戌春御题”诗。第二开上半部分为3方玉印钤本，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画灵芝图，题“三秀”。第三开上半部分亦为另外3方玉印钤本，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画兰花一株，御题“九畹”。第四开为文臣于敏中、董邦达、观保、裘曰修、王际华等跋语：“内府所收汉印章星罗，霞蔚灿然，质有其文。弆藏秘殿，皆经御笔吟咏，间以墨戏，觉孚尹旁达，交为焕发。此6方另为一匣，文多与《印统》吻合。军曲、司马识其官也，卫安成、德义、益寿、世禄永昌命名取义，《印统》已不能详考。然炎刘官制，篆籀遗规，具于此可睹。加以天藻品陟，古香妙墨，掩映璠玙。臣等拜观之余，曷胜钦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7）▲图7《六文韫古》古玉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台北故宫2013年发行。乾隆三十六年（1771）作《古玉章歌》，[11]集玉印80方，其中爵秩印5方、地名1方、人名印54方、通用吉语20方，包括“中山王宝、荆王之玺、关内侯印、广平、文成君、安武君、公孙弘印、韦贤、苏武、冯异、王成、王寿、刘凤私印、蔡勳、贲臣、牛君、言宫、昌、襄、赛、冯鼻、徐横之印、徐盍、閵中、苏丰、秦文、陈苍、淳于蒲苏、甄尊、臣鬷、臣纵、臣崽、孙荆、樊彦、樊口、何俌、吴相思、张亿其、梁珂、梁本、王尊书、王武、庄郷、阴如、刘先臣、候龟、南昌君布、阎息、董修、季淳、礼义私印、汝猷私印、贾鼎、杜章、夏雨、范孟贲印、范伯、万金、赵贾、薛殷、父乙子孙、子孙世昌、宜尔子孙、宜子孙、寿、寿、宝、封、子孙宝之、永寿、天禄永昌、天禄永昌、永昌、永昌、宗家重贵、万年、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口、和验自发、干禄谀福”。被命名为“虹文荟古”，收藏于一紫檀木匣中。附印谱一册，有文臣于敏中、王际华、钱维城跋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8、9）▲图8《虹文荟古》古玉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9《虹文荟古》古玉印及印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七年（1772）作《咏古玉章》，[12]集玉印40方，印文不详。乾隆四十五年（1780）作《匣庋秦汉印统内玉章八枚，因成八韵》，[13]集“苏武、苏凤、王成、王寿、何俌、杜章”六方名章和“永昌”“天禄永昌”二方吉语印，被命名为“集成契赏”，置于紫檀木百宝嵌松石人物盖匣内，并附同名印谱册页。册页中有文臣梁国治、董诰跋语：“臣等伏案：印章为古人精神所寄，考订攸资，非仅取供文玩。至玉章较铜尤为宝重，兹内府检集苏武、苏凤、王成、王寿诸印，皆名垂青史。何俌、杜章二印，正史虽阙，而姓名足补纪、传。其永昌及天禄永昌二印，尤彰瑞符。我皇上几余游艺，鉴定成册，臣等益仰大圣人稽古集成，克勤小物，一善必录，一艺必庸之至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0、11）▲图10《集成契赏》古玉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11《集成契赏》古玉印印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一年（1786）作《题汉玉章四方》，[14]集“虞大中、梁珂、子孙、子孙保之”等玉印四方。乾隆五十八年（1793）作《集古玉印百庋檀匣因作歌》，[15]集“承天子民福永万年、天禄永昌、寿昌、韩王之玺、西巍王宝、乐成王玺、平安君、安陵君印、永昌、天位永昌、万寿无疆、河南王玺、荆王之玺、元城王章、马服君印、墨邱君印、望诸君、南昌君布、建安君、华阳君印、江夏王印、太原王印、殷王之玺、万寿康宁、永昌、皇帝永昌、天禄永昌、天禄永昌、寿昌、万寿、辽东王玺、中山王宝、南康王章、信成君印、文成君、冯异、徐横之印、苏凤、臣鬷、何俌、梁珂、王稚、李昌国、龚苹、虞大中印、苏丰、陈仓、瑕褱、商衡、王成、子须、私险白发、苏武、垣赤、杨殷兴印、张义、刘凤私印、汝猷私印、韦贤、吴相思、齐邱平、樊彦、杨忠、张融、刘先臣、杜窅、杜章、马姬之印、盖得臣、木仁印、父乙子孙、宜子孙、寿、敦、寿、寿、襄、封、明、昌、昌、茞夫人印、减充、赵贾、左期之印、范宣、傅彪、召可之印、夏雨、向起、叔孙通印、乐天、石抹、长宜子孙、宜尔子孙、子子孙孙用之协相、孙子世昌、宜子孙”等玉印100方，是所集玉印最多的一批。此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两批经过乾隆检视的玉印，具体整理时间不明。一批以“韫古含珍”命名，集“享赐、珍秘、得序私印、吴敬、安宁、府衢、乐寿、永宝、进德、深得意”等玉印10方。所钤拓的印谱前有乾隆御笔题记：“汉玉印十，匣藏之，以类从也。玉皆温润缜密，古色斑驳。古人得一玉印，从而证据之，泳歌之，矧兹十印岂不之珍。偶一检观，罼然望古而邃集。乾隆御识”；另一批以“绿字凝辉”命名，从印谱后面的大臣题跋可知也是经过乾隆检视的，集有“子孙宝之、子孙宝之、黄镃之印、申祐庆永福昌宜子孙、军曲、长乐、三槐之裔、缉熙、聪明齐圣、信公珍秘、妾征、赵齿、吴国俊印、周阳、陈毋伤印、刑牴、刘廱、薛宣、任竟川、杜元、奚岁、韦仆、尹让、郑贺、公孙昌、田叔、韩信、长宜子孙、长年、靳将、公、水心、世昌、竹石居、草堂、牛用、日利、路、臣忠、解人、开城君上计玺、中山、云石主人、长宜子孙、宜尔子孙”等玉印45方。以上经过乾隆检视歌咏的玉印共385方，当然还不是当时宫中所藏玉印的全部。可见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的玉印在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三）明代牙、石印章乾隆不但对古印广事搜罗，而且对相去不远的明朝人的篆刻作品也十分注意。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乾隆对明人作品成规模的搜集整理有两次：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在宫内旧藏中偶然发现了明代人篆刻的牙章162枚，印章的制作者或使用者如文征明、文彭、王宠、项元汴等都是明朝大名鼎鼎的人物，乾隆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于是命文臣重新排次，制作檀匣锦囊，什袭珍藏。为此乾隆还作《明贤象牙章歌》[16]诗记述此事的前因后果。诗云：“何人好古比集狐，明贤万历著名氏。貂珰但知金玉重，弃之尚方之敝笥。我偶发现识旧物，乃命文臣重排次。征明父子为巨擘，太原王宠包山治。墨林鉴赏最精当，幼于雅抱山林志。屈指鸿儒凡几辈，如在一堂相把臂。文苑盛事有如此，金薤连城逊美萃。龟坛螭纽无不具，大小鸟篆咸该备。锦囊檀匣允所宜，肯教俗物同滥厕。名章幸得归九重，不然优孟风应炽。”这162方明代牙章的详细情况已经无从得知，但通过乾隆的诗作还是可以想象得出其丰富多样文采斑斓而令人欣喜的情状。另一次是乾隆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