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画作中寻找古砚的存在状态

在历代画作中寻找古砚的存在状态砚台之家——传承和推广砚文化感谢本文作者：蕉窗夜雨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砚文化是中国人在用砚、赏砚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生活现象，这种现象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独特的民族样式。在历代绘画作品中，有很多生活场景描写，文人画之于文人生活、风俗画之于市井活动，在这些场景中，既可以看到古代各阶层用砚以及文人藏砚的基本形制，又可以找到历代砚之流行风格。寻找这些，是为了探寻各种形制古砚的存在环境和文化背景，从而认知古砚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收藏古砚的过程中，我们面对不同形制、纹饰、大小的砚，却很少能确切知道这些古砚在古代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清楚古代帝王、官宦、文人、学生、商贾以及贩夫走卒用什么砚？凡此种种都能在古画中找到踪迹。早在米芾《砚史》中已有以画鉴砚的先例。以往藏砚界鉴别古砚之依据，无非目之以形制、包浆，证之以铭刻、史籍，这种约定俗成鉴别方法有其合理性，但缺乏严谨的科学性。比较科学的鉴定方法需要标准器作为参考，目前古砚参照物无非馆藏品与出土品二种，然馆藏古砚虽然大多流传有序，但由于历代藏家本身的局限性，也存在伪品，不能全部作为砚之标准器。如今考古发达，出土之标准器，间或有之，可为鉴定之助。然出土砚以宋之前高古为多，明、清之砚，时代相近，形制延续，鉴别较难，历代绘画作品中常有砚出现，如画作不伪，画上之砚的形制也可以作为鉴砚断代的一种依据。【帝王用砚】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数位喜爱收藏的风雅帝王，其中以宋徽宗与清高宗最著名，二帝皆富藏弆，然要探究徽宗时代的文物则了无踪影，皆因靖康之难，徽、钦二帝及其宫藏尽为金人掳去，虽有数画传世，但难见古砚踪影，宣和文物大多已成浮云。有清康雍乾三代帝王皆重翰墨，乾隆时文修武偃，一派升平，一部《西清研谱》尽显皇家藏砚。然而，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用什么砚呢？好在有宫廷画家记录了他们的文房生活一幕。在《康熙便服写字像》(朗士宁故宫博物院)中，康熙皇帝所用之砚是清初常见的淌池素砚，从中可证清代砚制早、中期之变化。《弘历圆形古装行乐图像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乾隆青年时代用的随形砚清·丁观鹏《是一是二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中年所用的瓦形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佚名《乾隆帝写字像轴》，图中可见乾隆老年所用的龙珠砚。此画无款，画风类郎士宁，在历代画作中，这是对砚之器形、纹饰描绘比较详细的个案。在《西清研谱》中著录的二方龙珠砚，与此相同，一为苏轼宋坑端石龙珠砚，一为元·澄泥龙珠砚。《西清研谱》中有很多当时的仿古砚，此等名砚乾隆时如有仿制，必定会载入谱中，然而却没有找到。如此看来，乾隆完全有可能用古砚写字作画。对照图上色泽，此砚当为元·澄泥龙珠砚。【官宦用砚】中国古代的官宦阶层，魏晋之前大多出于门阀世家，自隋唐开始以科举取士，至宋代科举三级考试制度的深化，大多数官僚基本是文人出身。他们有两种身份，在工作中是官吏，在生活中是文人，因此，反映在古砚的使用上，两种场合是不同的。在公堂上，宋代常用淌池砚，有的在砚边还留有搁笔处；明代则多用双履砚，既能研朱，又能磨墨，一体两用，总之一切以方便办公为宗旨。除了时代局限（如汉砚）以外，形制上大多取长方规矩形，以衬托庄严的气氛，也就有了所谓的“官样”气息。在生活中，他就恢复文人趣味，用优质的砚材，优雅的砚制，挥毫泼墨以抒发文人的情思，或许还可以藉此缓解工作的压力。当然由于性情关系，也不排除部分文人在生活中喜欢用形制端庄之砚，如太史式等。官宦公务用砚东汉时流行的三足石砚，我们平时可以在各大博物馆见到，有的还有雕兽砚盖，雕工风格雄强。但不知当时是谁在用此类砚。河北望都东汉墓壁画中有二幅砚图，一为主簿所用，一为主记史所用，主簿、主记史均为各级主官属下的佐吏，在汉代，一般情况下官是行政领导、吏是办事人员。此图说明三足石砚是当时普遍的形制，高级官吏用砚可能稍精致些。在图中我们看到了二方形制几乎相同的三足砚，砚面均有研石（也可能是“螺子墨”），这也为东汉流行三足石砚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地狱之王执掌人的生死，依据人们生前的善恶来判决来生去处，故也象征着官。在宋·金处士《十王图轴·六殿卞城王》（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图中，公案上有一方淌池砚，砚上还保留着搁笔的位置，笔研组合的形式是南北朝石砚形制的延续。这种宋砚形制在传世和出土实物中较少见到。宋·金處士《十王圖軸：三千五道转轮王》中的海棠池淌池砚元明时期的《十王图轴》。元明时期砚式与宋代类似，除玉堂、花头门字砚式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图中朱、墨二砚均取材白石。另外，与宋代一样，这种公堂用砚大多置于砚匣中，在清代画中尚未见此现象。明万历34年刊本《杨家府时代忠勇演义志传》版画上之公堂用砚——双履砚明万历45年刊本《元人百种曲》版画上之公堂用砚——双池砚明万历39年刊本《一雁横秋》上的淌池砚明万历世德堂本《五伦全备忠孝记》上的长方半月池砚官宦生活用砚明佚名《五同會圖》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描绘明中期弘治末年，礼部尚书吴宽、礼部侍郎李杰、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璚、吏部侍郎王鏊及太仆寺卿吴洪等5位苏州籍高官在北京的雅集活动。所谓“五同”，即同时、同乡、同朝、同道，因名之曰五同会。图中虽然二位官员身穿官服，但可以看出来，这是私人生活场景，官员身后左方一砚为椭圆形，开海棠池，显得圆润典雅。因为古代很多文人都是在职官员，故类似的官宦生活用砚在文人用砚诸画中可以找到很多。【文人用砚】文人是离不开砚的，与之最亲，在平时的书写、绘画活动中深深的体会出砚与墨之质量对墨汁优劣的影响，故其用砚也肯定会对砚之材质的优越性加以充分考虑，与此同时，也会对砚之形制美具有独特的要求。砚材的优劣当然在画上无法反应，但砚的形制则可以在古画中找到。我们在历代文人题材绘画中，可以见到南北朝多足瓷砚、唐辟雍砚、宋抄手砚以及明清平底随形砚等不同形制的古砚。除个别情况外，文人所用之砚，大多有着规整的砚形，即便是随形砚都有着接近于几何图的外形（如圆、椭圆、方、长方、梯形等），在实用功能设计上，这些砚大多都留有较为宽阔的砚堂、深深的墨池。当然，由于砚在画上只作为背景陈设，故除极个别情况，一般画得比较简略，在这些古砚上也很难找到纹饰，但我们可以根据传世相似形制古砚上的纹饰来推测个大概。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齐·杨子华《校书图》，是宋摹本残卷。展现了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和文士高干和等11人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到南北朝时期文人用砚情况，画中之砚为多足瓷砚，这可以与考古出土之南北朝砚相互印证。美国纳尔逊一艾金斯美术馆藏有（元）刘贯道《消夏图》一幅，根据文献记载刘贯道原有《七贤图》，人们根据图中乐器“阮”确定此人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在画中出现了一方圈足形辟雍砚，这种砚式一般出现于唐代，故这应该是元代画家推想的魏晋人用砚。同时，也可知道元人是见过这种形制古砚的。与上面北齐杨子华《校书图》相较，前者之砚符合时代特征，后者则否，因此可以看出前者是摹本，后者是创作，这是应该在以画证砚时加以注意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当为周氏所绘《琉璃堂人物图》之半，关于琉璃堂人物故事，据考即唐玄宗时著名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期间，在县衙旁琉璃堂与朋友宴集的故事，与会者可能有其诗友岑参兄弟、刘眘虚等人。画中二砚均为箕形，即是后来风字形砚的雏形，基本符合文献记载及出土五代古砚特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陆曜（传）《六逸图》，一般认为是宋人摹本。“六逸”故事为马融卧吹笛，阮孚借履，边韶昼眠，陶潜漉酒，韩康卖药，毕卓醉酒。其中“陶潜漉酒”一段所画一砚略呈箕形，质感类陶，可能是唐（宋）人想象之晋砚形制。2005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高价拍出一幅传为宋·李公麟所画《西园雅集图卷》，当时曾引起争议，但仔细观察画中苏辙边上的书为蝴蝶装，这种书籍装帧形式是从宋代开始的，后代少用，藉此可证明此画如非原作，定有所本。“西园雅集”典出北宋末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秦观等一批文化名人在驸马都尉王诜府西园内的一次聚会，与会者分别作了西园雅集图和图记。在画中我们看到了三种砚式。上图，苏轼挥毫所用之砚与唐张九龄墓出土带有张拯印记的陶砚基本相同。在同一图中，我们来看看大名鼎鼎的米芾用什么砚。图中米元章题壁，一童子捧砚。这是一方圆形新月池砚，虽然没有画出四侧内敛的时代特征，但通过砚岗陡峻，斜入砚池等细节，可以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宋砚形制。在画的另一边，晁无咎作画，用一辟雍形砚（下图）。此画中出现的三种砚式，除米芾所用为宋代形制，其余二方均为前朝形制。西园主人王诜不仅身份特殊，贵为国戚，而且能诗善画，家富收藏，精于鉴赏，其家尝筑“宝绘堂”，平生广交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这二种砚出现于宋画中，猜想因与会者均为著名文人，王氏可能将平时藏砚供诸所用，以博风雅。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前朝砚式到宋代还在延续。台北故宫博物院南宋·刘松年《十八学士图》，十八学士雅集这一题材源自唐代“秦王十八学士”。唐太宗为秦王时于宫城西建立文学馆，设立了“秦王十八学士”，以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分为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讨论文献，商略古今，号为十八学士。命阎立本画像，褚亮作赞，题十八人名号、籍贯，称十八学士，藏之书府，时人倾慕，谓之登瀛洲。太宗后历朝还有不同人物的“十八学士”命名。图上有一砚，作长方形，开海棠池，与出土同类宋砚形制相同。不管此画描写的是那一代“十八学士”，他们都是文人。此长方形海棠池砚应为宋代文人用砚之一种形制。辽代砚相对于其他时代较少见。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记录了几种形制：一为长方风字淌池砚，一为多角头风字淌池砚。宣化辽墓墓主大多为辽金时期中层汉人官吏，如张世卿墓墓主为辽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应属文人。上图张世卿墓壁画之砚带层台座；下图张匡正墓壁画中之砚，砚座有壶形镂空窗，则此砚可能是火暖砚。在明代绘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砚是风字砚，下图是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明代谢环《香山九老图》，“香山九老”是历代书画名家的常用题材，讲的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胡杲、吉皎、郑据等九位年事已高的名士，在洛阳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伊水相望的香山白居易居处雅集，作诗、绘画、谈禅、论道，一时风雅令人慕之。画作内容尽管是唐代的，但我们所看见的是比较典型的明代砚形制。明·陈洪绶《闲雅如意图》上类似于随形的风字砚明·陈洪绶《南生鲁四乐图》（瑞士苏黎世瑞特保格博物馆藏）上另一种类钟形的风字砚。明·陈洪绶《归去来图》（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学院藏）由风字形演变的门字砚明·陈洪绶《博古叶子》（木刻版画）上的风字砚以上诸画中所出现的圆首圆尾、圆首扬尾等各式风字砚，尽管砚式稍有变化，总体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风字砚频频出现于文人题材画中，说明在明代文人中是一种流行砚式。随形砚在明代也比较流行。明·周臣款《香山九老图》上的随形砚在明·陈洪绶、严湛、李畹生共同创作的《何天章行乐图卷》上，我们还看到一种不太“规矩”的随形砚，此砚与高濂《遵生八笺》上之“灵璧山石砚”外形如出一辙，也是当时砚之别品。高濂《遵生八笺》上之“灵璧山石砚”明·陈洪绶《听琴图》中的随形砚明代仿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图中的随形砚清代文人用砚由于历代砚式的累积，故形制丰富多彩。如下图清·茅麐《颜光敏读书图卷》中的瓦形砚。清·陆恢《鲁公写经图册页》（美·私人藏）中的风字砚清·丁观鹏《二十五学士图》中之新月池随形砚清·胡淦《吴中七老图》中的有足风字砚此卷绘吴地方筒、李鸿裔、曾玮、沈秉成、吴云、顾文彬、钝舫等7位名家。清·殷奇《春宫图》上的太史式抄手砚，这种四直抄手砚的砚池为曲池清·邹一桂《苏轼事迹图册》上的椭圆形花池砚【文人藏砚】虽然文人藏砚滥觞于宋代，但考之古画，明代以前的画作较少反映，从中也反射出在明代以前，古砚收藏还是少数文人的嗜好。一直到明末，由于当时政治黑暗，文人把更多的热情投向生活，狂热的追求精神享受，随着交往日趋频繁，收藏之风于是大盛，商周鼎彝、魏晋书画、唐宋砚墨皆为案上陈设，室中秘藏。及至清中期，由于康、雍、乾三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又因文字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