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简介

中外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简介一、陶行知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陶行知的教育智慧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地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更惊疑了。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颗糖果，我没有更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陶行知的教育观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反思：今天的教师如果还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去“学”，还在孜孜不倦地“以教为中心”，不妨回到陶行知那儿找寻力量，“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二、蔡元培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以“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原则设置学科；采取“选科制”的教学制度和教授治校的行政管理方式。蔡元培的教育智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原则对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蔡元培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上任伊始，他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坚决解聘。蔡元培的教育观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我们反思：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对学生的掌控与钳制，热衷于替代、包办学生的一切，这甚至已经成为教师的“集体无意识”。蔡元培所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或许可以纠正我们原有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可以真正做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三、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理论，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包含5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呼吁建立儿童教育师资培训体系。提出五指教学法，主张幼儿教育如同手指与手掌，应当涵盖健康、科学、社会、艺术、语文5种其本项目，手指与手掌骨肉相连不能单独而存，要注意教材的连贯性及整体性。此外，家庭教育理论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孩子的“知识之丰富、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对幼儿的家庭教育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推广，普及儿童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的知识，使广大家长都能对自己的子女有个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法”。主张家庭教育要民主化，父母要平等对待小孩，尊重小孩的人格。陈鹤琴的教育智慧一天，陈鹤琴询问一个小女孩：“小朋友，你见过小松鼠吗？”她说：“看见过的。”“小松鼠有多大呢？”女孩双手比画了一下，两寸多的样子。陈鹤琴追问：“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女孩说：“在书上。”陈鹤琴发现这样的幼儿园根本就不适合儿童，于是他在家里办起了幼儿园，这就是著名的“鼓楼幼稚园”，第一批孩子只有12个人。陈鹤琴让孩子们接触大自然，尽量满足他们的天性，他认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工作”，亲自购置和制作玩具，开创性地把木偶戏引入儿童教育。鼓楼幼稚园从一开始就立意冲破旧式幼教制度的束缚，是现代中国幼儿园教育模式的试验田。陈鹤琴一生的志向，就是让全国儿童都能身心健康，都能享受教育。儿童健康是幼儿园课程第一重要的。应带领幼儿多到户外活动，让儿童在接触自然中学到各种经验。在户外劳动时，陈鹤琴自封为“老狮子”，并亲切地称其他教师为“大狮子”，儿童是“小狮子”，打破了师幼界限。通过共同劳动，“老狮子”、“大狮子”与“小狮子”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陈鹤琴认为，溺爱与专制式的严厉管教法只能摧残儿童的创造力，束缚儿童的思想。为此，他常常带着孩子在草地上跌打滚爬，操拳练武，或者领着孩子摸鱼虾、螺蛳，捡卵石，让孩子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陈鹤琴的教育观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一切为了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我们反思：不知从何时开始，溺爱与专制成了我们对待儿童的两大“法宝”，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在乐此不疲地实践着。但这样真的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吗？在陈鹤琴的眼里，让儿童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才是对儿童最大的尊重，才是真正满足儿童的发展要求。四、晏阳初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教育智慧“五四”运动之后，晏阳初回到中国。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创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任总干事。先在长沙、烟台等地进行城市平民识字教育实验。1926年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中国社会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以及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探索。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并身体力行，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转化为文化启蒙、科学启蒙、民主启蒙与个体意识启蒙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纷纷舍弃了城市中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间，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定县实验”前后达10年之久，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他们还编制了不同程度不同对象使用的字表、词表、简化汉字，以及各种类型与不同程度的平民千字课本（城市平民、农民、士兵与初级、高级等）、历史图说、国族精神讲话等一系列平民教材。从教育入手，对农业生产、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实验。总结出教育、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补以及农村教育基础化、经济化、普遍化等一系列经验。观点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须“农民化”。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反思：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一个整体。他提出的“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其实就是系统改造社会的良方。可惜，今天的教育依然偏“学校教育”轻“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之弊如何解，多看看晏阳初，或许就可迎刃而解。五、梅贻琦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他认为“通才教育”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倡导学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