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

悲剧中的可怜人抑或罪人——论安娜·卡列宁娜人物形象◎张乐（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401120）摘要《安娜·卡列宁娜》是在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思想产生巨大转变之前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形象以其经典性和典型性而成为了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析课题。本文围绕托尔斯泰笔下这一饱满的人物形象，对作品进行还原性解读，尝试接近托尔斯泰的内心，探讨作者对于安娜的情之所寄。关键词安娜托尔斯泰悲剧1907年，托尔斯泰曾对《安娜·卡列宁娜》卷首的两句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进行了这样的解释：“人们所做恶事将有痛苦的后果，不是来自人们，而是来自上帝，就象安娜的遭遇一样，安娜违背了上帝的信条，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因为我们就住在神的近处。”这句话对安娜的身位性质做出了两种界定：一方面，在托尔斯泰的心中有一个主宰善恶的上帝神，安娜是违背了上帝信条的罪人，生命终结的结局是对她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上帝先于人之个体而存在，安娜的“遭遇”具有无法抗争的命运观意义，所以，安娜似乎又是一个沦陷入悲剧中的可怜人。但托尔斯泰在讲这一段话时，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充分践行着他的宗教信仰，所以若想要理解托尔斯泰对于安娜这个角色所倾注的真正情感，还须还原到《安娜·卡列宁娜》小说本身。一、无法逃脱的“卧室”悲剧托尔斯泰曾和高尔基曾谈到，“人类没有办法克服天灾、疾病及其他心灵的痛苦，其实最痛苦的悲剧将永远在婚姻的卧室中”，安娜与“官僚机器”卡列宁的分歧实质正是如此。在安娜与比她大20岁的卡列宁一起生活的八年里，安娜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这样的身心状态与年轻而充满魅力的安娜十分不协调，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郁结几乎是对安娜整个生命的催眠。莫斯科之行唤醒了年轻朝气而情感丰富的安娜。安娜与渥伦斯基第一次面对面的地方是别具意义的火车站——这里既是安娜的生命被唤醒的地方，也是安娜的生命永远沉睡的地方。一个是年轻有为仕途远大的军官，一个是魅力十足婚姻不幸的上流贵妇，相见后的渥伦斯基与安娜都在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一种力量正在增长，这种力量承载着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呐喊。在爱情最激烈纯粹的时候，渥伦斯基为之摆脱了追逐名利的游戏人生，他离开了自小树立的道德体系，把安娜当作自己真正的幸福；安娜更是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和内心极度的自我谴责中，离开了自己无比珍爱的儿子，寄托出所有情感寄。双方几乎都是怀着对爱情的期望，交出了全部的砝码。然而朝夕相处的两个人逐渐明白：社会的不容、男女的不平、背景的不一等等都是带来怀疑、争吵、和解无止尽循环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生发自两个人最私密的卧室。二、灵与肉交织的死亡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戏剧，那称之为悲剧性本质的理念是：悲剧本身模棱两可，悲剧双方或多方既善又恶，其各自代表的价值最终被摧毁却找不到应该由谁来负责。卡列宁、安娜、渥伦斯基都是存在过错之人，但又同时都不是胜利者；他们在追求和得到的同时，失去了更多。既然安娜不能成为托尔斯泰设立的承载所有过错的人，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竞争后的牺牲品吗？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火车站的第一次见面十分完美，安娜恰当的展露了她的魅力而渥伦斯基也正确的解读了安娜。但是此时出现了一场车祸，安娜居然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当从哥哥处得知渥伦斯基可能会娶吉蒂时，安娜把话题转开，她“说话时把头甩一甩，仿佛想要从身上赶走某种多余的、碍事的东西”——整个过程预示了关乎主题的关键信息。在最后的自杀行为中，小说出现了两次明暗交替：“这种划十字的象征性的习惯动作在她心头唤起了一连串少女时和孩子时的回忆，于是突然，遮盖住她一切的那片黑暗被冲破了，生命，连同它往昔一切光辉灿烂的欢乐，刹那间呈现在她的眼前”；“那支蜡烛，她是在它的亮光下读着一本充满惊惧、欺诈、痛苦和罪恶的书的，忽地一闪，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明亮，那光亮，给她照耀了原先蒙在黑暗中的一切的光亮，噼啪地一声，变得昏暗了，永远熄灭了。”细读文本我们发现，眼前的黑暗被美好的记忆冲破，光辉灿烂；蜡烛明亮的光芒由昏暗渐渐永远熄灭，由暗到明，由明到暗，这不正是安娜所经历的道路吗？托尔斯泰的描写一方面用铁轨的冰冷突出了“肉体的悲”，另一方面用蜡烛突出了“灵魂的情”。在各种回忆录和传记里面我们发现，托尔斯泰从小就是情感丰富的一个人，他更容易将人性思考与自我紧密交织。首先他用其敏感的天性，客观审视自己的内心冲突——走出这一步，说明托尔斯泰的一个伟大的人；然后进而审视他人，将这种矛盾推广人类所共有的层面上——走出这一步，说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用自己的生命来思考，如此明确的将人类问题又内化为自己一生的职责。所以我们更愿意像俄国神学家舍斯托夫一样，尊敬的称呼他——“托尔斯泰伯爵”。参考文献：[1][英]艾尔默·莫德著，宋蜀碧译.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2]尼·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俄罗斯思想（修订译本）三联出版社，2004年.[3]本文所引用的小说原文均出自．安娜·卡列宁那．江苏译林出版社，1996版，智量译.试析托尔斯泰笔下安娜性格的矛盾性周辉艳(新余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江西新余338031)●摘要:处在社会变动时期的托尔斯泰,世界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受此影响,他笔下的安娜是个充满矛盾的文学形象。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矛盾性格与悲剧命运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意义。关键词:托尔斯泰;安娜;矛盾性格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是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杰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作者在创作时的矛盾心理使安娜这一形象的性格充满矛盾性。下面就三个方面,谈谈矛盾所在。一、作者创作思想的矛盾以及对安娜形象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社会特点表现为矛盾尖锐、动荡不安,正处在历史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俄国受到了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迅猛发展破坏了家长制农村的旧基础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如书中人物列文所说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翻了身”的是封建贵族的旧秩序,“刚刚开始安排”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变动使作者的世界观在创作前后期产生了尖锐矛盾。在初稿中,安娜是一个其貌不扬、品德不佳的女人。她为情欲所吞噬,抛弃了自已温和而善良的丈夫,最后很可怜地自杀了。这是咎由自取,却不能说是悲剧。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本意是要宣扬他宗法制的家庭生活方式和道德理想。他始终认为,贵族阶级家长制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是可贵的。随着农奴制的改革以及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作者进入了“新的热情探索和激烈的矛盾时期”,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以及兴趣,使他的世界观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他果断地对小说作了大的改动,大大改变了安娜的外表和精神面貌,使得安娜具有了反抗意识,使这一形象闪耀着思想的异彩,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意义。尽管作家极力描绘安娜的美和与众不同的个性,但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却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基督教博爱主义者,认为一切人都有权利享受幸福,因此,他非常同情安娜对爱情、幸福的执着追求,反对上流社会对安娜的排斥和摧残。另一方面,作者从宗教伦理观念出发,认为妇女活动的场所应是家庭,理想的妇女应做贤妻良母。因此,他对离开丈夫、丢下儿子而跟情人出走的安娜又是谴责的,他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感情,没尽到做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为此,作者特意在作品中塑造了在爱情问题上能够迷途知返的基蒂和忍辱求全的多莉的形象与安娜相对照,用列文和基蒂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来和安娜不幸福的家庭相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批判力量。二、安娜爱情观、生活观上所体现的性格矛盾1.既接受命运安排,又不甘做卡列宁夫人8年前,安娜还是一个18岁少女的时候,由姑母作主,按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了当省长的、比她大20多岁的卡列宁。这种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出于家长之命的婚姻,是宗法制社会的传统,安娜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她安之若泰地和卡列宁一起生活了8年。8年间,安娜在“努力”地爱自己的丈夫。作家在作品中告诉我们,她每逢欢乐和愁苦的时候,都会“立刻”去向丈夫诉说,可以想见,她同丈夫的关系即使不怎么亲密,至少还是和睦、平稳的。但是从安娜的本性上看,自从与卡列宁结婚后,她的蓬勃朝气不见了,她的生气完全被压抑了,这从后来佛伦斯基在火车站与安娜第一次会面时的印象中可以得知。尽管如此,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爱情依旧怀着模糊的憧憬,实在不能再爱丈夫了,便去爱儿子。尽管没有爱情,但生活还“幸福”,至少在当初她与卡列宁之间没有出现象多莉与她哥哥之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也就是说,她无奈地屈从了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托尔斯泰从他的宗教观念出发,安排安娜过上了一种看似平静幸福却不符合她所追求的理想情感的生活,这为悲剧的最终产生埋下伏笔。2.逾越樊篱,却又不无犹豫安娜的出嫁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不久,到了70年代,社会的一切旧有联系都松弛了,这引起了人们头脑中一切因袭观念的动摇,其中也包括婚姻观念。这个时期,俄国妇女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问题异常尖锐,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世风日变”。社会变异,思想更新,大家认为应该抛弃旧习惯,比如应该让青年人选择自己的婚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安娜也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但这时安娜已不同于一般的少女,既已出嫁又有了孩子,已不是有“自由选择权的青年人”了。按道理,她应该按照原有生活轨迹生活下去,继续过平静的生活。但是,新时代的气息却使古井的死水卷起了波澜,在同佛伦斯基邂逅后,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性意识突然苏醒了,此时,她生活观、爱情观中的“自由、自主意识”以及追求的勇气显现出来了。她不顾世俗的偏见,执着地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自由,高喊着“我是活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等,并为维护自已爱的权利与贵族上流社会抗争。在跨越礼教的樊篱之前,安娜的内心是不无一些犹豫的。如为了避开佛伦斯基,她提前离开莫斯科,但在火车上读英国小说时,她却怎么也不能静观“生活的反映”了,她对生活的渴望像暴风雪那样掀了起来。再后来,回到彼得堡看到现实中的丈夫,她还想说服自己照旧生活,但怎么也不可能做到,到这时她的心才彻底的反抗了,尽管她刚刚说服哥嫂和解回来。至此,由于托尔斯泰世界观、生活观的某种改变,使得作品中安娜的被压抑的个性也得以释放。3.热烈追求爱情,却又牵挂儿子安娜与卡列宁的儿子谢廖沙是她的心肝宝贝,她爱谢廖沙胜过爱自已,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她与佛伦斯基伯爵夫人一路上谈的便是儿子。与佛伦斯基从国外旅游回来,她就迫不及待地想去看儿子,书中甚至写到“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儿子”。安娜在与丈夫决裂以后,她非常痛苦,因为她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将为离开我的儿子而受苦”。可见,安娜对谢廖沙的母爱之深。安娜可以离开她丈夫,却不能离开她儿子,这也是她起初不愿离婚,委屈求全,甘当一个情妇的原因。事实上,离家之后,对儿子的思念之情长期的吞噬了她的心灵。在她后来渴望离婚的时候,她仍然想到了她的儿子:“他会在他那被我遗弃了的父亲的家里长大,会看不起我。”安娜既想要爱情又想要儿子,但两者不可能兼有。想到她要永远———不仅是在肉体上,而且是在精神上和儿子分离,并且再也不能挽回,她便感到加倍的痛苦和万分的矛盾。另一方面,谢廖沙在她与佛伦斯基看来,又是比其他任何人都频繁地成为了他们爱情关系上的“障碍”。有谢廖沙在时,安娜与佛伦斯基不但避免谈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而且尽管这样,谢廖沙在对佛伦斯基的态度上仍有一种奇怪的羞怯和游移不定的神态。更有,安娜觉得谢廖沙就好比一个罗盘,向她指出了“他们偏离他们明明知道但却不愿意知道的正确方向已经很远了”。这些都激起了她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在这里,托尔斯泰既对安娜大胆追求爱情给予了极大同情,同时又从人的本性出发,表现了安娜为母爱的失落而痛苦的自然心态。4.不爱丈夫却又有种“不忠”的歉疚安娜的丈夫卡列宁自私、虚伪、庸俗、冷漠,他的官僚生涯形成了他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思维方法。他头脑僵化,思想保守,从外表到内心毫不可取之处,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