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与中国传统建筑

风水与中国传统建筑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王其亨一、风水研究进展概况中国传统建筑历经数千年独立未辍的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风格独具、成就辉煌的体系；它不仅对东亚如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传统建筑构成了深刻影响，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还有力促成了欧美园林艺术趋向注重自然美的自由式布局的时代性转折。从世界建筑文化的背景上比较，中国传统建筑最显著、也一度被认为是最怪异的特点之一，是各种建筑，包括都邑、村落、宫宅、园囿、寺观、陵墓，以至道路桥梁等等，从选址、规划、设计到营造，几乎无不受到所谓风水的深刻影响。然而，怎样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认识这一事象，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曾长期被人们忽视或鄙视了。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杰出的科技考古专家王振铎先生首开先河，在其《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一文中，对风水的传世著作中有关指南针、磁偏角问题的记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发掘研究；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表明，古代风水既曾对人类作出过伟大科学贡献，而风水著述则有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实际具有“探索中国对科学最伟大贡献的史料之门”的重大价值[1]。五十年代，已故著名古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中国住宅概论》一书，率先对风水同中国传统住宅的密切关联予以了历史认同。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则在《白沙宋墓》中，从风水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宋代墓葬制度的诸多奥秘；这一成果，也使北宋陵寝按“五音姓利”之说选址布局的特点得到认识，纳入了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中。此后，尚有徐苹芳先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研究、罗哲文先生有关风水塔的研究[2]等，也都取得了有益的成果。至八十年代，以天津大学建筑系对清代陵寝、包括大量有关档案图籍的系统研究为契机，继而在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建筑院校，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各类专题上，有关风水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开展起来，形成了更较丰富和深入的学术成果。风水的奥秘，其历史渊源和流派传承，其宗旨与内涵，其理论和实践，其精华与糟粕，都得到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空白或缺环，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弥补或充实；而在文物建筑保护规划与设计工作中，以及一些现代建筑创作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借鉴和运用风水设计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合理成份，也都有了可喜的尝试和成效。例如，中国传统建筑的大规模组群的空间布局处理、建筑人文美与山川自然美的有机结合，夙有特色鲜明、引人瞩目极高艺术成就，但其规划设计思想、理论与方法，却长期呈现令人困窘的空白。现在，通过风水的研究，在这方面已得到了很好的相应弥补；具体的实例，则涉及了城市、宫殿、陵寝、园林、寺庙、传统民居及聚落等等[3]。典型如气势恢宏的帝王陵寝，或筑陵以象山，或因山为陵，或依山为陵，概称山陵，作为传统文化中大规模组群性的礼制性纪念建筑，其艺术成就，被当代学者认为不亚于欧洲大教堂，它既“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4]，同时也是“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movement）的例子”[5]；现在则更深一层，知道了其一度是学术空白的选址规划和设计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其实正涵盖在作为“理义之术”、“山水之术”的风水思想及其运作方法里，包括不啻为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理论的风水“形势”说[6]。事实证明，中国古代建筑既精于实践，也不乏精审的理论思维；而同现代景观建筑学、生态建筑学、建筑心理学、建筑外部空间等相关理论比较，也惊人地吻合一致[7]。已有的研究表明，风水虽非当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亦非一支特定的迷信法术，而是合人文与自然、汇迷信与科学、集糟粕与精华于一体的有关中国传统建筑选址、规划、设计及营造的古代独特数术。这正象观照一只古代罗盘，如果仅仅看到了其外周以河图、洛书、九宫、八卦、十二辰、二十四向、二十八宿等古代宇宙图式的“编码”，组成了令人眩迷的复杂圈层，由于时代隔阂难于为今人理解认同，甚至直斥为迷信，而看不到其核心即所谓“天池”中那枚小小的磁针，不能正视它就是一个曾变革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实实在在的科学之物，那么，这种观照方法，也可说是盲目的，至少也是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实际上，就本质而言，风水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通过理论思维，吸收融汇了古代科学、哲学和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众多智慧，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取向、科学和艺术的历史真知，自有其历史意义和合理内涵，因此曾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这既是不应也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也是它经久不衰于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之前、又被发掘于今天的学术发展之中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了解风水，就无以洞悉中国传统建筑的奥秘。二、风水传承沿革述略历史上，风水又别称堪舆、形法、地理、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阴阳、玉尺、山水之术、理义之术、等等[8]。如诸多古代学者和风水家所考证的那样，风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传说时代，如伏羲、黄帝时代；而“逮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食”[9]。见载中国最早文献如《诗经》、《尚书》等若干篇章，都有古代先民选址规划和经营城邑宫宅活动的史实性记述，被历代风水家奉为“经旨”。结合考古材料而分析这些记述，并对照风水著述及其实践，可知风水的要义，不外乎“堪天舆地”，“相土尝水”，“体国经野，辨方正位”，即考察天文地理，主要是地质、地文、水文、气候、风向、日照、植被等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的构成，然后择其吉而经营人居环境（包括墓葬），使与之自然生态环境及景观有机协调，臻于天人合一。风水在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曾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不同的运作方法。汉代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曾载明当时风水已有“形法”和“堪舆”两大流派，还各有不同的著述。其中，如《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等，属于“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而《堪舆金匮》、《堪舆历》[10]、以及《图宅术（书）》[11]、《大衍玄基》[12]等，则为“其法亦起五德（五行）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的堪舆著作。形法和堪舆这两大流派的分野，其实至少在《周礼》的记述中，已明显反映出来。在周代或春秋战国时代，关于建筑选址规划和经营活动，一方面，由“地官司徒”辖官来职掌、“夏官司马”辖官也有所兼及，是从地理的角度，考察自然生态环境及资源，评估其环境容量，进而作出选址规划并加以经营，涉及“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土圭之法”、“土化之法”、“土均之法”、“任土之法”及“形体之法”等等，几乎毫无迷信可言。但另一方面，还有“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祗之礼”的“春官宗伯”所辖职官，则要从天地人神交互感应关系的角度，以各种巫占迷信方法来抉择都邑、宫宅、陵墓、宗庙等建筑的区划方位及兴造动迁时辰的吉凶，其中有属于占星术的“分星”、“星土”即后世所谓分野，“岁时”相当于后世的“堪舆历”即黄历择时之法；有属于所谓“望气”即观测并预报气象的“十辉之法”；还有属于卜筮的“三兆之法”、“三易之法”即依照《连山》、《归藏》、《周易》卜卦；以及用“天时”或式盘即罗盘的前身进行占式，等等。《周礼》所述这两类事务，从其宗旨、内容、方法及实际意义看，也从先秦迄汉代著述如《山海经》、《管子》、《司马法》、《考工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等相关内容看，其后世的传承发展，居于主流的，是专注在地理方面，沿革于汉代而形成了形法；属于支流的，则为巫占方面的“宗庙之法”，汉代的堪舆正是其后继苗裔。风水的两大流派，历经魏晋和南北朝而传承至唐宋以后，形法又衍称“形势宗”，堪舆则演为“理气宗”。略如清代丁芮朴在其《风水祛惑》中指出：“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同”。另如明初王祎《青岩丛录》，还明确述及风水这两大流派在流行地域和义理方法上的主要区别：“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及宋王汲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即五行）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闽传之，而今用之者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遄，及赖大有、谢之逸之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不遵之”。事实上，形法或形势宗同堪舆或理气宗比较，前者以其丰富的实践理性的成份和明显的科学美学价值，一直能“行于士大夫中间”[13]，所以流行应用较广，也因此得以成为风水的主流，对传统建筑的影响也更直接，更深刻。例如明清两代，形势宗的风水就曾为皇家倚重，以至于都城、宫苑、陵寝等建设，殆皆“以形势为宗”[14]。而堪舆或理气宗的风水，其拘忌既多，迷信尤著，因此自汉代迄今，曾经屡屡遭到激烈批判，甚至在宋代依循其“五音姓利”之说经营皇陵的时侯，也未免引发诸多非议[15]。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回避其对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传统民居等世俗性建筑的影响。典型如明清的北京四合院，实际就多是遵照缘自“星土”、“星卦”的“福元法”、“大游年法”、“穿宫九星法”以及“截路分房法”等堪舆或理气宗的方法布局的[16]；而离开这些方法，则根本不能解释四合院的布局规律：如为什么东南开门，厕所必设置在西南隅？等等。此外，风水各流派之间的聚讼渗透，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例如，正是在风水各流派关于建筑“辩方正位”以追求天人合一的长期职业活动中，由“土圭”与“天时”即式盘的结合，历经汉代以天然磁石制备的司南，到唐代以后，终于完成了“中国对科学最伟大贡献”之一的划时代的发明和发现，即人工磁化钢针制备指南针的发明，并以之较比土圭测景即用景表测日影来定向，进而发现磁偏角[17]。三、风水基本取向简析风水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于人·建筑·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其理论思维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框架上，同左右中国古代数千年文明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审美理想，有着根本的一致[18]。基于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经验和理性思维，风水认为，自然有其普遍规律即“天道”的存在与运作，“作天地之主，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19]。其“山川自然之情，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为”[20]；质而言之，即“天不可得而为之”。“盖古有寻龙之伎术，而无造龙之匠工；功高大禹，导洪水必因山川”[21]。在风水看来，人既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份，人的生死也是自然生态链上的一环，人伦道德或行为准则即“人道”，则应与天道一致。人既不能违背天道行事，更不能仗持人力同自然对抗，而可以、也必须积极认识、把握和顺应天道，以之为楷模而巧加运作，参与并促进自然的进化，才能达到合天人的至善境界，满足人生的需要。所以风水认为“人与天地并立为三，非天地无以见生成，天地非人无以赞化育”；“寻龙择术，天道必赖于人成”[22]；“阴阳变化，自然之道也，循而穷之，虽山川诡异，莫能逃焉”[23]；“百工之巧，工力之具，趋全避缺，增高益下，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阴阳”[24]；而一切人为造作，必须“因其自然之性”；“故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25]；如此等等。人不可或缺的居住环境，所谓“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26]，历来被风水视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强调“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27]。其中，人居住的宫宅、园囿、都邑等概称阳宅；而墓葬则称阴宅。虽然“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为之理，犹西施之洁不可为，而西施之服可为也”[28]；还务必从根本上顺应天道，本于自然生态系统，来构建宅的人工生态系统。这就是所谓“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与此同时，“宅修造，唯看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即修之，不避将军、太岁、豹尾、黑方及音姓忌宜，顺阴阳二气为正”[29]。外在自然的天，在这人与自然协调合同的人生理想中，也被赋予了肯定性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被比类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