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

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主讲人刘振撰稿人吉莉刘振电视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通过电视中国政治家的亲民形象得以树立。如胡锦涛主席参加中国文联的晚会通过电视得以播出，使其形象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更为丰满。然而中国的电视媒体是属于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工具，所以其影响是有限的。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在台湾的政治选举中，台湾政府于1991年开放政党电视竞选宣传。而第一个电视正式广告由政党自行录制后，送中央选举委员会审查并由电视公司播放的政治广告。政治广告在选举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电视出现以后。电视中播出制作的竞选广告不仅成为台湾政党选举候选人在选举期间主要的宣传方式也成为选民获得选举资讯的重要来源。在侯选人，媒介和民众的选举三角中，电视媒介是选民于候选人之间的有效沟通手段，更是政党进行政治营销的有利武器。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有研究指出，政治形象对候选人的形象有无可摆脱的心理效应，目前台湾的竞选广告多以候选人和政党购买广告时段的形式对观众播出。竞选广告有很多展示途径，其中电视媒介的竞选广告是唯一可以同时呈现视觉和听觉的媒体，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传达更多的讯息。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媒体与政治扯不清台湾政客与电视主持相互换行•在“立委”选举战中，台湾岛内政治评论节目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许多政治人物在电视、电台主持节目，抨击时政，发表个人观点。对此一些学者提出批评，要求政治人物退出媒体。在岛内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媒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远不止政治人物上电视这么简单。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政治人物转行去媒体的大有人在岛内，存在很多媒体和政坛之间的“两栖人”。一方面，政治人物转行进入媒体的大有人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飞碟电台董事长赵少康和无党籍“立委”陈文茜•不少“立委”都有在媒体工作的经验•媒体和政坛的“两栖人”还包括从媒体投身政界的一些人，不少“立委”都有在媒体从业的经历，其中李庆安还曾获得台湾广播电视“金钟奖”。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为何媒体和政坛间有这么多“两栖人”？•如此众多“两栖人”的出现，和岛内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媒体人士涉足政治，自有其独特优势。煽情的表现能力、犀利的辩才是媒体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素质，立法院”中，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场面司空见惯，媒体人的优势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除此之外，主持媒体节目带来的知名度也是竞选中的巨大优势。而政治人物进军媒体也有得天独厚之处，其政治经历本身就是节目很好的卖点，更何况他们还可以利用从政期间积累下来的人际资源，请来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参加节目，进一步增强节目的吸引力。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政治人物对媒体爱恨交加•在台湾政界，有所谓“记者见官大三级”的说法，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岛内一位当权的女性政治人物曾坦言：如果3个月不在媒体曝光，政治生命就几近完结。所以，不少政治人物经常不惜发表哗众取宠的言论来获取曝光率。但对于他们来说，媒体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被媒体抓到，仕途难免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政治人物对媒体可谓是爱恨交加。台湾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周玉蔻在《唐飞——在关键年代里》一书中提到陈水扁与萧美琴的绯闻，结果在台湾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并引发在野党与民进党的新一轮对抗。无论是媒体还是牵扯进去的政治人物，个个都搞得焦头烂额。日本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日本政客以上电视节目为荣映像政治愚弄视听者-----环球时报•多年来，日本政界已成惯例，不论在朝在野，各党领袖级人物，都以成为周日政论节目座上宾为荣。电视刚普及那会儿，日本的批评家就预言，电视这东西会让“一亿人白痴化”。有的批评家干脆说：你看，人类已把自杀的武器造好了，这东西就是电视。批评家的本意是说，电视让人放弃思考，让所有思维趋同。现代政治家在镜头前的鼓动能力，已经高度进化。日本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近年来，日本出现过不少电视政治讨论节目。1957年，TBS电视台开播“时事访谈”，1989年，朝日电视台开播“周日工程”，1992年富士电视台开播“报道2001”。这些都是政论节目的前驱。•在电视政论节目开播早期，那些政客尚未摸索出电视玩法，讲的都是套话乃至废话，不甚好玩儿。但后来，一些少壮议员出来“触电”，让映像政治活了起来。比如1991年山崎拓、加藤紘一、小泉纯一郎三人联手出演，以打倒海部政权为目的，大谈政治改革。日本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分析家知道，映像政治家是以两种方式遥控大众、操作政治的。映像政治的成功与否让人当选落选，让政党议席增加减少。亿万看客以观赏戏剧的心情眺望这一过程，时而悠然自怡、时而怒发冲冠。但是，他们不愿意想的是，自己的思考与行为，很可能会成为那些玩家暗示的结果。美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美国总统竞选中的辩论文化2008年1月2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约490万人收看实况超过去年11月28日收视人数近450万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这场电视辩论名为“三人辩”实为希拉里和奥巴马的“二人转”翻陈年老账互揭“老底”场面火爆。透过这场富有戏剧性的辩论我们可领略美国总统竞选中的辩论文化。美国人喜欢演说与辩论美国政治家大多是一批能言善辩的雄辩家。美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大选电视辩论的历史•1976年副总统候选人之间举行的电视辩论，让其成为美国总统大选中必不可少的环节。•10个美国人中，有6个人说：电视是他们获得有关选举、政府和当前大事的信息的主要来源•美国的全国选举有其独特方式，而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电视促成的。美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人们总是把大选电视辩论看成是电视媒介与选举政治的共同产物——政治家在聚光灯下，面对百万选民公开亮相，不仅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通过面对面交锋，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击垮对手；公众则通过收看电视辩论，对候选人的人品、立场、价值观甚至衣着发型、语言表达评头论足，还因此决定自己的选票究竟投给谁•大选电视辩论是电视的产物，也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美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电视媒介作为政治家和公众之间的中介，提供了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一个被中介了的“直接”通道，和一种以直播、现场即兴问答保障的“原生态”意味的政治表达话语，也为自身赢得公信力、美誉度和高收视率。•电视辩论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面对面”考察候选人的机会，通过观看直播、即兴的电视辩论，公众了解候选人的个人品性、政治主张、价值立场，但同时观众也会被电视对角色标签化地形象塑造所吸引，当候选人形象在观众心目中获得的注意力要远远多过政治议题的本质时，电视辩论的意义也就异化了。美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对于政治家自己，包括电视辩论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为其搭建了一个直接面向广大选民阐释自己政治主张，同时也接受选民审视的巨大平台；但同时从肯尼迪-尼克松辩论开始的政治公共关系也将这一平台视为免费的政治形象广告。因此，媒介、公众、政治家三者之间各自的需求和背后的利益冲突，单靠任何一方都难以平衡。谁来组织大选电视辩论，本身也是利益之争的焦点。美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肯尼迪利用电视竞选•在政治上利用电视媒体方面肯尼迪政府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虽然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定期出现在电视上的总统但是“是在肯尼迪任期内和因为他电视成为确定一位总统领导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肯尼迪的辉煌政治生涯以电视直播开始以电视直播告终。美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在肯尼迪之后更多的政治家开始意识到媒体推广、形象策划、公共关系的重要性。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广告战眼下美国总统大选鏖战正酣。•电视竞选广告花样百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将大量的资源花在电视广告上。韩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韩国的传媒生态十分独特、复杂。与英、美等成熟的传媒生态相比，韩国传媒业带有过渡性特征。经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韩国媒体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韩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李承晚政权继承了朝鲜王朝的专制主义传统，对媒体实行打压，媒体不得不屈从于政府威权。韩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韩国的民主政治虽然命运多舛，历经坎坷，但毕竟度过了历史的“三峡”，进入了相对平稳的轨道。韩国式民主是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奇异结合。它一方面继承了朝鲜历史上和日本统治留下的非民主遗产，另一方面又结合了主要由美国引进的民主理想和制度。韩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韩国政府与传媒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韩国渐渐从权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从原先的强行控制、直接控制渐渐转向平衡、博弈和间接控制。在权威政治时期，主要表现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执政时期，政府对媒体实行强力控制，实行新闻检查制度，甚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对媒体进行镇压。比如在1961年5月，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颁布《新闻、通讯社设施基准令》，对新闻机构进行大面积的整顿、查封，废除了千余种报刊，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在政治强权面前，媒体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媒体的权利空间非常有限。韩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朴正熙政府改变了李承晚时期对媒体的赤裸裸控制，对媒体的政策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朴正熙被刺杀后，其后的全斗焕政府基本上延续了朴正熙的媒体思路。对新闻业的控制更加彻底、全面、系统。韩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全斗焕对新闻媒体严加控制：一是大规模解雇新闻工作者甚至监禁；二是合并、关闭新闻机构；三是通过并实施压制性的《报业基本法》。韩国电视对政治家的影响•韩国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很难用单一的权威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理论加以解释。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韩国政治与媒体关系是从权威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型。韩国独特的政治和媒体生态，造成媒体—政治关系的复杂多变。在韩国的政治—媒体关系结构中，政治权力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但政治权力在强大的民主压力面前，被迫顺应民意诉求，政治权力渐渐受到民主的驯服，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力对媒体的控制往往采取了软化、文明、隐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