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20年代的散文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概念，古已有之，泛指一切非韵文的散体文章。现代散文的文体概念与古代的认识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发展，它是指一种“与诗、小说、戏剧并举的一个独立的文学部门”。举凡诗、小说、戏剧文学之外的文学体裁，诸如杂感、短评、小品、随笔、速写、游记、通讯、回忆录、散文诗，以及文学性较强的书信、日记等，都被归入散文的门下。而在这其中，以“记述”为主的叙事性散文和以“言志”为主的抒情性散文又是最重要的文体，它们与杂文、小品随笔、以及后来兴起的报告文学，构成了现代散文的五种主要艺术形式。叙事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又统称艺术散文，这也就是周作人所倡导的“美文”。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美文》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应该说，现代文学中的散文概念是在吸收了传统散文概念和西方散文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诞生于“五四”时代。20年代的散文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绩。鲁迅在其《小品文的危机》中曾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也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总之，“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数量之大，文体品种之丰富，散文风格之绚烂，名家之多，都是异常罕见的，诞生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冰心、郁达夫等大家。一、散文繁荣的原因1）文体自身的原因。创作自由、轻巧、灵便，偶有感触，即可成篇，而且可以叙事，可以抒情，可以议论，形式自由灵活。不像小说，必须通过人物形象地塑造和完整而紧密的故事情节来展开，不像戏剧，必须通过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和华丽的舞台场景设计来展开，不像诗歌，必须讲求韵律、节奏和文字的精练。它的题材也比较广泛，既可以表现严肃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可以表现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还可以进行个人的抒情和咏叹，总之可以做到“观古今于须臾，抚沧海于一瞬。”2）文学传统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散文国度。从先秦《论语》、《孟子》等诸子散文，到战国《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再到唐宋八大家散文，散文历史悠久，这给“五四”散文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尽管“五四”时代是一个反叛的时代，但散文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侵淫于每一个人的骨子里。3）作家自身的原因。“五四”时代的作家大都具有散文家的气质，他们在从事其他文体的写作的同时，总是念念不忘散文创作，把散文创作看作是流露自己真性情的渠道。写小说、诗歌、戏剧似乎是写时代和别人的故事，而散文是写自己。4）时代和现实需要的原因。“五四”时代，是思想启蒙时代，而要思想启蒙，就必须进行社会批评、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做到一有感触，即可成文。如当时在《新青年》上开辟的“随感录”专栏，就起到了反封建、反专制、宣传民主、提倡科学的目的。鲁迅的杂文更是配合其小说等长文，担负起了“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重任。除此之外，“五四”时代报刊业的发达，也是散文繁荣的原因之一。二、散文创作1、《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在4卷4号上开辟了“随感录”专栏，专门刊登杂文，首开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园地。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正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杂文创作浪潮。在早期出现的这些杂文创作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如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尤其是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创作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影响深远。《新青年》上的杂文，大都以“随感”的形式对现实做敏锐的反应，不仅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而且每位作者都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李大钊的杂文善于将宣传鼓动性与散文诗的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慷慨激昂的特色，如《新的！旧的！》、《新纪元》等；陈独秀的杂文充满了战斗意气，写得气宇轩昂，如《偶像破坏论》、《下品的无政府当》、《青年底误会》等，鲁迅曾给予“独秀随感究竟爽快”的赞誉。钱玄同的杂文风格与陈独秀相类似，文风痛快淋漓，鲁迅曾以“颇汪洋，而少含蓄”概括他的文风，如《随感录四十四》、《随感录四十五》等；刘半农的杂文坦诚爽快，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风格是善夸张，好用反语，讽喻性强，读起来畅快轻松，如《复王敬轩书》、《作揖主义》等。当然，在《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中，鲁迅的影响最大，对杂文和散文的贡献也最多。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都是现代散文的主要奠基者。《新青年》杂文的共同特征是：内容丰富，涉及民主、自由、人道、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批评时弊、针砭社会痼疾等，战斗性极强，充分体现“五四”时代精神。2、“语丝文体”群。以1924年11月在北京成立的“语丝社”为主要成员形成的散文创作群体。以《语丝》周刊》而得名。该散文流派的创作宗旨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等。从历史渊源上看，作为一个散文流派，“语丝派”与《新青年》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都曾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语丝文体”的主要特征是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斥旧促新，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泼辣幽默，讽刺强烈。但是在“语丝体”内部，又分为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创作倾向：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尖锐犀利，一针见血，讽刺毫不留情；二是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小品，和缓优雅，幽默风趣，风格平和冲淡。“语丝文体”，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语丝文体”群中，除周氏兄弟外，林语堂、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也是其中的代表。林语堂（1895—1976）在《语丝》时期，介绍过许多西方幽默理论，提倡幽默小品散文，并把英文“humour”翻译成“幽默”，加以提倡，主张以幽默的艺术去揭示生活矛盾，针砭社会文明病。其散文集《剪拂集》就多以嘲讽的文笔，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在讥讽中每每包含着幽默。他的散文创作更大的影响是在30年代创办《论语》之后。俞平伯（1900—1990）的散文多收在《杂拌儿》、《燕知草》等集中，如《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多构成一种朦胧、空灵的意境，透露出玄妙的哲理与感伤的思绪，名士味很浓。《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描写情景交融，是散文代表作。废名（1910—1967）的作品专写农村乡镇宁静生活里的人事，对小人物寄予同情。初期的散文注重意境的传达，清新朴素，抒情气息浓郁，也喜欢闲谈琐事，表现出朴讷哀伤的风格。后期将古典诗歌的象征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技巧引入，追求朦胧的意境。代表作如《树与柴火》。鲁迅批评他“有意低徊，顾影自怜”，这即所谓“废名气”。3、“文学研究会”散文作家群。20年代，围绕着“文学研究会”，还出现了一个散文作家群，其作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有冰心、朱自清、许地山、叶圣陶、丰子恺、梁遇春、瞿秋白等。冰心的散文主要有《往事》（一）（二）、《寄小读者》（29篇）。1920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笑》是“五四”新文学中第一篇引人注目的美文。冰心的散文仍然贯穿着“爱的哲学”的主题，即以温情的笔调表达对母爱、童真、大自然的爱；感情真挚细腻；文字朴素优美；风格清丽、典雅，形成了著名的“冰心体”。她作文主张“今文古文化”，“中文西文化”，讲究意境美与语言美。许地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是文学革命后最早成册的个人散文集（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1）与其小说一样，擅长于借佛教文化的智慧探求人生哲理，禅机迭出，《暗途》等；2）善于将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文笔优美，意境悠远。《落花生》是代表作。《落花生》质朴短小，寓意深刻，主张人生“要学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的、体面的人”，有着积极的人生意义。叶圣陶20年代的散文如他的小说一样，洗炼严谨，非常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郁达夫曾评价说：“我以为一般的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代表作有《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丰子恺（1898—1975）从20年代中期开始写小品，散文结集有《缘缘堂随笔》。他的小品散文的特殊之处是以某种源自佛理的眼光观察生活，在俗相中发现事理，能将琐细的事物叙说得娓娓动听，落笔平易朴实，如他的画一般，透露着心地光明，一无沾染杂尘的品格风貌。作者在看见人世间的昏暗后，企图逃入儿童的世界，加上佛理的渗入，从而使得文章带有浓厚的哲理和清淡的悲悯色彩。瞿秋白的散文主要是报告文学《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4、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创造社作家的散文，与其小说和诗歌有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习惯于主观情愫的倾泄。特别是郁达夫，他的率真、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文字，毫无顾忌地暴露赤裸裸的自己，使其成为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和郭沫若散文的主要方式，都是直接倾诉自身的遭遇，发出对龌龊的现代文明和官僚社会的切齿的诅咒，带有时代病的感伤。他早期的散文被其小说的影响所掩，直到3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游记，人们才注意到了作为散文家的郁达夫。《归航》记述作者离日返国时的复杂心情，既厌恶给自己带来屈辱、压抑的异国生活，又有某种不忍诀别的心情，胡乱游走的狂放变态，都无所顾忌地在文中表现。《还乡记》与《还乡后记》写作者回乡旅途及抵家后的所见所感，表达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对贫富不均社会的强烈不平，也渗透了消极遁世的思想。《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鼓动青年反叛现实社会，语言直露。构思新奇宣泄感情的冲击力足以惊世骇俗。郁达夫写散文大都在畅述自己的生活遭遇，直接抒发感伤情怀，常常像跟朋友诉苦或聊天那样，不拘形式的倾诉使人感动，读他的散文，就如同走进了他的生活。郁达夫的散文恣肆放达，靠才情动人，但过于自哀自怜，也夹杂一些色情描写。同时，他的散文有时支离散漫，缺少节制，不讲究章法，质量上不平衡。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不具诗情。他的散文与小说很难区分。《月蚀》、《读书》，都是通过个人贫困的遭际，向社会发出了悲愤的呼叫。《路畔的蔷薇》等小品，牧歌式地抒发青春的欢悦和离乡去国的孤寂。他虽然和郁达夫一样，习惯于主观情愫的倾泄，但有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色彩。5、“现代评论”派的散文。1924年，陈源、徐志摩等在北平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围绕着它，20年代中期出现了“现代评论”派散文，其成员多是留学欧美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倾向上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这自然影响了他们散文创作的思想取向。“现代评论”派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有徐志摩、陈源（陈西滢、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丈夫）、吴稚晖等。徐志摩的散文自由而华丽，多属冥想型的小品，即使记述事物，也常抓住刹那的灵感，让感情自由的流泻。《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和《“浓得化不开”》，都是他有名的篇章。徐志摩有才情，有灵感，具有快如闪电般的感兴，这增加了他散文的流动性。他表情达意，常常一语嫌不足，又添一语，淡描恐不尽，再用浓抹，自然造成了繁复华丽的印象。出版散文集《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等。陈西滢（1896—1970）思想意识上属于徐志摩一派，是《现代评论》上著名的“闲话家”，创作较多，后结集《西滢闲话》。在20年代，他站在“五卅”运动之外，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之上，以貌似公允的姿态评说时事，表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立场。不过他的散文也不乏佳篇，其散文特点是行文流畅，文字平和，有相当的西方文学修养，议论由事出发，富有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