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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轴心时代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关于中国古代名家管理思想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1．“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即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国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富而后教”，轻刑罚，在教与刑上宽猛相济，并反对对民众的过度榨取，要把人当作人，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他还提出正名的学说，要求巩固等级名分和社会秩序，树立君主权威。2．举贤才的用人之道。孔子十分重视人才在管理国家中的作用。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的弟子仲弓向他请教怎样管理政事时，孔子回答说：“举贤才”（《子路》）。对贤才的标准，一是要“学而优”，学识出众；二是善于通达权变，在内政外交方面能独立行事；三是不求全责备。3．和与中庸的管理哲学。孔子继承了前人关于“和同之辨”的正确观点，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出“和为贵”，主张“君子群而不党”。在“和”的方法论上，便是“中庸之道”。中庸就是达到“和”的方法。这个方法，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过头与不足同样不好，只有“中行”，即合乎中庸之道，才是理想的人格。4．以信为本的生存法则。信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组成他的仁学伦理的基本德目之一。他认为：如能把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德推行于天下，便是仁了。他把信作为“四教”（文、行、忠、信）的内容之一。孔子认为，从管理国家政事的角度说，“民信”比“足兵”、“足食”更重要。没有了民众的信任，国家就难以存在了。孔子认为，讲信用要符合于义，用义来对信加以规范，是孔子塑造“信”的人格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孔子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涵。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径径然小人哉”（《子路》）。如果不分是非曲直，一概守信，那样的人，不过是固执而不明事理的小人罢了。孙子的管理思想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孙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1．“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即不用流血牺牲而使敌人屈服。这包括采取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手段。但归根到底是以谋略、以智慧去战胜敌人。“上兵伐谋”，第一流的将帅是胜人以谋略，而不是单靠攻城掠地的武力，强调斗智胜于斗力。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力求以最小的损失获取最大的战果。2．预测与决策关系全局。强调“妙算”作为军事决策的重要性，以及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各种因素的关系，指出将帅指挥战争要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制宜，决不可凭主观意愿行事。必须实事求是，摸清一切情况，以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来部署和指挥每一场战役，“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际情况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不能墨守成规陷入经验主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我情、天时地利等各种条件，灵活用兵。只要有这“一心”，运用各种不同战略战术的方案就会“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速战速决。要把奇和正、虚和实巧妙地运用，欺骗敌人，调动敌人。准确选择好主攻方向和主攻目标，以压倒敌人的优势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展开进攻，打击敌人，赢得胜利。4．人的因素决定胜负。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突出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上下同欲者胜”，有了共同目标，官兵团结一致就能同心协力去取得胜利。重视军队建设，对将帅提出了严格要求，认为必须以“智、信、仁、勇、严”作为衡量将帅的标准。这就是“五德并举”的领导者修养。具体来讲：智，就是领导的知识、才能，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急”；信，包括领导者的威信和领导者讲信用两个方面，言必信，行必果，办事公平，奖惩公正，“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仁，即领导者要关心部下的疾苦，“视卒如婴儿”，“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勇，即指领导者处事应当果断，勇于乘势而上，要有胆识，勇于承担责任，“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严，即领导者要严于律己，对工作严格管理，对部属要严格要求，“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5．唯民是保的战争基点。孙子说：“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战争决策的基点，充分体现了重民思想。管子的管理思想管子（公元前725-645），名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我国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其政治、军事、经济、法制、科技、教育等一系列改革主张和实践，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1．“天地为心”的心术论。管子提出，人君应以天地为楷模，“以天地为心”，无私无欲。天道产生权，权产生法，以法治国；地德产生义，义产生礼，以德治人。管子的心术论还衍生了宽猛相济、刚柔并举等有效的管理原则。2．“自利”的人性观。在人性论上，管子的主张是人性“自利”，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认为“自利”与“利人”不仅可以调和，甚至“自利”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善。既有“自利”之德，又有“利人”之德，唯其如此，事君才不至于有二心。3．民富与国富相同一论。强调国富丝毫不否定民富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民富，才有国富的可能，民富是必要的条件。从经济方面来看，民富可以多收税，税收增加国家就会富裕。国家要兴盛，一定要国富。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藏富于民”并不是说以牺牲“国富”为条件。从政治方面看，民富就会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必尊上畏刑，尊上畏刑就易治理。反之，民贫就会离乡轻家，离乡轻家就敢于犯上、敢于违法，犯上违法就难以治理。4．“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从其四欲”、“去民四恶”。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5．“与时变”的创新精神。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是对其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留今”是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与时变”倡导的是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所谓“俗”，是指民间自然形成的事物，而非因循守旧制度之规定，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创新。6．诚信者获益的管理思想。管子把诚信之德与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认为诚信之人必得利益；只有让诚信之人富足，人们才会去履行诚信之德。管仲认为，“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在这里，管仲主张推行的是让诚信之人获得利益的政策或营造诚信致富环境。7．德能兼备的标准。管子认为，国君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子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不因年龄而埋没人才。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商鞅（公元前390—338）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本名公孙鞅，又称卫鞅，后因封地商，故而世称商鞅。商鞅变法是商人于前361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鞅变法的管理措施在主持变法的过程中，制定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全面贯彻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一总的管理思想。具体做法表现为:1．“教民耕战”的基本国策。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农民由于朴实可信，安土重迁，故而最便于听从朝廷的驱使，平日在家务农，战时应征人伍。他们既是粮秣、战马和运输工具的可靠供应者，又是兵力持续补充的重要来源，从而，以农养战，平战结合，“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2．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商鞅对于如何管理国家这个问题，坚持不法古，不循礼，反对以“仁义”说教的儒家思想。他说，惟有“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画策》），因此，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3．论功封爵的吏治准则。废除世卿世禄旧制，除了从事农战以外，不得授予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农战》）商鞅明令奖励耕织，奖励军功，规定“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去强》），即允许人们纳粟换爵，按军功大小授予二十级的不同爵位。此项改革，是与当时普遍推行的县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4．综合治理的管理手段。为了强化国家统治，商鞅善于运用行政、法律、税收、价格等多重管理手段。为了控制商业人口，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做出了一些相应规定：根据商人家庭的人口，摊派徭役。他们的一切大小奴仆，均须在官府中注册登记，由官府轮番安排，承担徭役；通过管制粮食贸易，不让商人买卖粮食，他们无利可图，就会想着要弃商务农。为了促使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他还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管理：诸如根据单位面积的实际粮食产量，按亩纳税，国家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以示负担公平；通过提高粮食价格，鼓励务农；统一度量衡制，为国家赋税征收提供基础。西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在位十六年。）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政策的实施，体现了以民为本、繁荣经济的管理思想，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国家逐渐走向富强道路。万里长城工程建设中体现的管理特点长城建筑在地势险峻的山巅，工程复杂而浩大，而当时施工仅凭肩挑手抬，其困难可想而知。长城的建设：第一是有严谨的工程计划。对工程所需土石及人力、畜力、材料、联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一环扣一环，使工期不至于延误。第二，严格的工程质量管理。主要是工程验收制度，如规定在一定距离内用箭射墙，箭头碰墙而落，工程才算合格。否则返工重建。第三，有效的分工制。长城建设在事先确立走向前提下，分区、分段、分片同时展开，保证工程进度的同步性，体现了有效的分工。北宋丁谓的“一举三得”重建皇宫方案宋真宗时期，大臣丁谓用“一举三得”方案重建皇宫，是一次典型的系统管理实践。当时，由于皇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