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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论科技翻译科技翻译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明末至清雍正初，代表人物徐光启、利玛窦，标志为1607年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第二阶段道光末年1848年起继续中断已久的科技翻译标志为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雅力翻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两个阶段的对比一相似性传教士的参与，如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等。二不同点1“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国人”2基本与宗教脱离关系傅兰雅JohnFryer简介傅兰雅（1839－1928），出生于英格兰的一个牧师家庭。1861年，22岁大学毕业即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翌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赴北京任教习。1868年，转至江南制造局编译馆人编译；1885年，创办格致书院。1896年离华赴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傅兰雅的翻译态度“译书启发中国民智，实属神圣责任。智识既无国界，教育更不应有种族观念，彼愿来学，我即往教。”“译书外另有大益于国。因译书而为官者皆通晓西事，能知中西交涉所有益国之处。”傅兰雅的译学主张一“然推论此说，实有不然。盖明时利玛窦诸人及今各译书之人，并未遇有甚大之难，以至中止。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若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内字义，不可另有解释，则译书事永不能成。然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时能生新者，则后日亦可生新者，以至无穷。”驳斥了汉语难译科技书的说法，指出中国也可创造科技新词汇从理论上阐明了汉语与世界上其它发达语言一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新力。傅兰雅的译学主张二“初译格致各书，须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亦不必大更改。”“若翻译时配准各名，则费功小而获益大。”“用相同之名，则所译之书，益尤大焉。”傅兰雅的译学主张二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一华文已有之名设拟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而字典内无处可察，则有二法：1可察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2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的人。二设立新名1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钾、矽2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3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则袭之三作中西名目字汇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是事物、人名、地名等，都要附录书末，最后编成总汇，“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傅兰雅的译学主张三“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之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傅兰雅的译学主张三“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论述了翻译科技书的选择方法，以及中西译者的配合问题傅兰雅的译学主张四论述了中国必将靠翻译西方进步有用之书而获得新生与进步“况中国书文流传自古，数千年来未有或替，不特国人视之甚重，即国家亦赖以治国焉。有自主之大国弃其书文，而尽用他邦语言文字者耶？若中国为他邦所属，或能勉强行以西文；惟此事乃断不能有者，故不必虑及焉！”马建忠“善译”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光绪二年被派往法国留学。精通英、法、拉丁语，亦谙希腊文，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后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与之分道扬镳。《马氏文通》1898年问世，为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虽经籍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有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善译”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马建忠的贡献(一)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只求通好，不专译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由部分西人和少数洋务官僚努力而实施的翻译仅涉及少数实用性自然科学和海军军事领域。回国留学生“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2]19，不想将外语翻译传授给同邦。译者的语言和专业知识普遍较低，翻译时不但“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而且“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翻译后的文本往往“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同一本西文书籍，翻译出的汉语文本有时差异悬殊无比，以至于“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二)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旨在培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列强“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要在“外患方兴，内讧洊jiàn至”的对外交涉中“尽知其情实、尽通其雍弊，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三)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构建了中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善译”要求翻译的文本既忠实于原文，又通顺易读，构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信”与“达”的基础，“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四)马建忠呼吁创设新式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框架首先，“翻译书院”努力教学中外语言文字，培养“善译”人才，以翻译为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其次，在翻译实践上，“翻译书院”将翻译视为一门专业，译书范围既涉及中外“通好”，又有“一事一艺”，更有“政令治教之本”和“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再次，在“翻译书院”，翻译还是一门产业，以出版促进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