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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由来及演变01我国当前面临的意识形态渗透挑战02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03多方面努力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04目录何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每个人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着人心的向背、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兴衰、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安危。要维护或破坏一种社会制度、要巩固或推翻一个政权，都必须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因此，习近平说，意识形态极端重要。“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我们在注意文化交流、交融这种积极意义居多一面的同时，也要注意由于各种原因所致的交锋这种挑战意义为主的一面。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国际上出现了针对我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这些言论，与境外其他势力的某些论调彼此呼应，“交响”成各种杂音、噪音，试图给中国发展制造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在此情况下，冷静观察境外意识形态活动新动向，采取积极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项极其紧迫而重要的工作。一、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典型表现当前，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冷战思维惯性、遏制中国战略等原因，不失时机地推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发出了严峻挑战。1.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20世纪70年代末伊始，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逐渐增加，中国的发展成就日益引起世人瞩目。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苏东剧变、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接连出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将何去何从?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时代问题。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一些西方人士出于各种心理，开始热衷于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各种凶险预言：苏东剧变时，他们断言中国很快会步其后尘;邓小平去世时，他们放言中国即将四分五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他们又预测中国将成为遭遇危机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继而发生政治动荡……虽然一个又一个的“预言”均告失灵，但所谓中国即将“崩溃”的毒咒并未终结。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近年来有人又将重点放在“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虚假性上。他们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预言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率先发难。他在2000年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否定中国经济连续、稳定的发展。据其所称：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的上偏误差。按照他的估计，中国1998年GDP增长率比官方统计的7.8%要低得多，2.2%只是一个上限，实际的结果甚至可能是-2.2%。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紧随其后，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所著《中国即将崩溃》、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所著《中国梦》、美国记者包德甫所著《苦海馀生》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中国“即将崩溃”的主观臆断。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追随，加入炒作行列。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其中，有人甚至妄言：中国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又有西方学者断言：中国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必将遭受经济危机潮水般的冲击而濒于崩溃。上述种种所谓“中国崩溃”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指向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某些困难和问题，却无限夸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这种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危言耸听，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惯性、害怕中国崛起的特殊心理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提出的“黄祸论”。按照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人的逻辑，一旦中国复兴，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将对白种人产生严重影响。由于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黄祸论”在现代国际社会逐渐失去市场并淡出历史舞台。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格局消失、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威胁论”开始泛滥。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1990年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一文，推出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断言中国将是“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其后，日本政界一次又一次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并以此为日美安保体系的所谓必要性作注释。[1]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一文中声称：作为日本强项的制造业正在被中国迎头赶上，中国崛起带有侵略性的征候。这种论调对日本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日本九州地区进行的一次企业调查结果显示，96%的企业认为中国具有“威胁”。2012年7月30日，日本政府批准了防卫大臣森本敏提交的2012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为扩张军备寻找借口。该白皮书被认为是在世界各国官方出版物中对中国“国防动向”关注最多、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最多的公开文件之一。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更是层出不穷，先后经历了几波高潮，并演化为各种版本形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主要有：“军事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经济威胁论”2009年10月，日本右翼媒体针对中国的国庆阅兵放言：在中国对钓鱼岛主权态度越来越强硬、台海两岸关系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举行规模庞大的阅兵活动，是有意向日本提出挑战。2010年9月以来，日本政界和民间不少人都在拿钓鱼岛撞船事件大做文章，推销“中国威胁论”。“军事威胁论”“军事威胁论”。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断言中美将出现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军事威胁论”此后，美国国防部多次推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国军力报告》，一再渲染中国的军费开支、核武数量、军事能力等。《2008年国防战略》明确提到，“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应对中国不断推进的军事现代化及其战略选择。”“军事威胁论”[2]2009年，美防务咨询公司“长期战略集团”首席执行官纽麦尔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军事觉醒”问题时称，“中国可能是唯一试图对美国形成威慑的国家，其野心引人注目，我们承担不起疏忽这一点的代价。”[3]2009年10月，几家美国媒体借中国国庆阅兵事件，以“以公开阅兵展示隐性威胁”为题吸引读者。2010年以来，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分歧的加剧，美国国内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进一步上升。一个由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高级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领导的跨党派独立专家小组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持久国家利益最严重的潜在威胁之一。“文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93年他就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大谈“文明的冲突”。其后，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断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天敌。“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经济威胁论”“经济威胁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不断掏空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上的成功，对许多边缘国家构成竞争性威胁，给韩国、墨西哥等国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还有人甚至声称：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每年给美国造成大约20亿美元的损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在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多年，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近年来中国能源需求剧增，中国将卷入同美国争夺能源的资源战等。“经济威胁论2005年的一份研究发现，6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就业岗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54%的美国人对“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水平”表示担忧。[6]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学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士将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归咎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在2010年的年度报告中将此与中国军事威胁相联系，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给予中国增强和促进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和技术能力”[7]。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中国制度威胁”、“中国科技威胁”、“中国间谍威胁”、“中国文化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威胁”、“中国人口威胁”等多种版本，甚至还出现了“中国体育威胁”的论调。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是唯一对美国体育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其“中国人口威胁”等多种版本其中，《今日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奥运会上的激烈竞争，是两国在国际事务上抗争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威胁论”除了在美国、日本流行之外，在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周边地区也不时出现。但是，这些国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大多出于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担心，与美国、日本主要意图在于遏制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具有不同性质。大肆渲染的“中国责任论”就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之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势发展，西方又掀起了新一轮“关注”中国的热潮，“中国责任论”随之出炉。正式提出“中国责任”问题的是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他在2005年9月21日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美国不仅要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而且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8]西方国家自此开始频频以“责任”为口号，开出了一系列超出中国实际能力的“中国责任清单”：“中国责任清单”“中国责任清单”：要求中国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增强军事透明度以及参与孤立和打压所谓的“问题国家”、承诺更高的环保义务等。其中，欧盟委员会2006年发表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要求中国承担起与其拥有的对世界贸易、安全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的全球责任，在国际体系中肩负起富有挑战性的责任。美国学者托马斯等人提出，西方要“帮助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帮助照亮中国前进的道路”。]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2006年10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题为《呼唤中国“马歇尔计划”》一文，建议中国拨出1500亿美元放在一个捐赠账户中，以支持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这对于目前还有1.35亿贫困人口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不切实际的。2007年1月，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在《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文中写道：“人们需要不断提醒这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责任已扩大到整个地球。”日本则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渐增的经济实力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增长给日本带来经济社会影响，中国经济规模很大，就应当在世界上担任更大责任，希望中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此行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媒体、学者和政客不切实际地、不合理地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2009年1月，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则干脆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许多国际有识之士的褒扬。然而，某些西方人士抛开自己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咎于中国，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都因中国而起”，要求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失衡和“拯救全球经济”的责任。众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