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理论与话语分析方法

话语理论与话语分析方法汪家乐传播学理论研究目录1.“话语分析”相关概念辨析2.“话语分析”的理论溯源3.“话语分析”的多元化视角4.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论源头5.传播学与批判性话语分析6.个人思考与参考文献概念辨析“话语”是什么？解释一：就话语性质而言,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把话语看作是一个静态的成品,而美国的会话分析者则把话语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讲,话语既是一个成品又是一个过程。作为成品,话语是语言运用的产物;作为过程,话语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产生的,它是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概念辨析解释二：从语言学的意义上理解，话语是指大于句子的意义单位。话语和语篇因而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术语。基于福柯的论述，（1）话语是一种陈述，所有有意义的言语或是语篇，而且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效果的话语实践都被认为是话语。（2）某一群体的陈述，也就是言语的某一群体特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律性，而且具有共同的连贯和力量。（3）话语是用来解释陈述的有规律的实践，关注点不是具体的言语或语篇，而是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制约话语的具体语言实现的文化模型和意识形态。解释三：Barbara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中的“话语”既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或物质名词（discourse），又是一个可数名词（discourses），两者各有含义。“不可数的话语”用来区分“话语分析”和“语言分析”。语言只是一个抽象的规则或结构系统，而话语分析感兴趣的则是人们使用这个系统时的具体情形。语言规则是从话语中抽象出来的，所以话语既是语言知识的来源，又是语言知识的结果。“可数的话语”指的是各种传统的说话方式，这些说话方式既创造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又被传统的思维方式所创造。话语不仅说话，同时也是观念，两者相互影响和作用。各种说话的方式创造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使之得以发展，创造了对于世界的认识和观念。如何定义“分析”和“话语分析”？概念辨析“分析”这一概念始于亚里士多德。它用来指称从一个前提推论至结论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逻辑”概念的本质含义。“分析”与“逻辑”本质关联。亚里士多德对语言表达的逻辑分析成为传统哲学理解语言的起点，即语言的逻辑形式是为对象服务的，它是再现事物本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主要研究超句现象，这里的“句”在书面语中可以是clause（小句）也可以是sentence（句子，以句号作为标记）。话语分析最典型的研究对象是超出单句长度的语段，由前后相连的句子构成的段落，如果在语言交际中表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单位，便称之为“篇章（text）”。Johnstone对话语分析中的“分析”也有一番议论，她认为“话语分析”之所以不叫“话语学”，关键就在“分析”二字。话语分析是用来回答各种问题的方法。分析的过程即是把话语用不同的方法分解开，然后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回答语言在使用中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因此，话语分析只能是一种方法。理论溯源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建构主义认识论建构主义认识论认为，认知不是对客观实在简单、被动的反映，而是主体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认知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在个体进行认知活动时，由于受到社会共同体的作用，认知过程必然是一个交流、反思、改进和协调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由个体的建构活动产生的个体意义实际上包含着相应的社会文化意义。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基础之上的话语分析解释语言为什么具有建构性，语言是如何建构社会世界的。理论溯源泽里格·哈里斯ZelligHarris（1909,10,23~1992,5,22）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数理句法学家。“话语分析”一词最早于1952年由他提出。哈里斯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他把“分布关系的逻辑”作为结构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建立了一整套描写语言的严格的技术，对美国描写语言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1951年的出版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被认为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诞生。理论内容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维度一：话语的结构维度二：话语的功能维度三：话语和社会的关系维度一：话语的结构Harris指出，由于语言并不是由任意无序的语句排列而成，而是以连贯的话语为形式有条不紊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话语分析的基本任务就是寻找句子与句子之间在形式上的对等关系，并且将这些分布结构总结成一种语法，以解释话语的生成过程。由于受限于形式关系，对等结构的研究并不能解释意义之间的关联，然而，他最先指明了话语分析的重要方向。维度二：话语的功能话语研究者们随后将视野从形式延伸到功能、意义和使用。其中以功能主义语言观为核心。功能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具有潜在意义的社会符号。符号理论和功能主义颠覆文本意义的本质性，强调情景语境。在功能语言观看来，话语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符号分析。功能语法和社会符号理论的结合促成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将文本的疆界拓展至图形、图像、超文本等多种符号类型。维度三：话语和社会的关系这一维度引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将语言看作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将话语分析拓展至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的范畴。这个维度包括四个分支，其一是人类学取向的社会语言学；其二是交互社会语言学；其三是会话分析；其四是社会语言学变异分析。对以上四个分支的评价。对四个分支的评价：交际民族志研究擅长对特定言语共同体的说话方式进行描述，但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普世主义和流行文化的冲击，很多传统言语社群呈现出流动性和混杂性，因此需要拓展言语共同体的定义。交互社会语言学对于话语和交际的解释力很强，但过于强调微观层面的合作、共享以及理论的普适性，需要强化对文化差异和权势关系的解释力。会话分析认为社会角色和关系可从交互活动中得到直接解释，其对社会结构的解释存在简单化的倾向。社会语言变异分析更多的是一种定量的客观描述，因此在阐释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问题上需要增强。话语分析的六大研究视角角度一：话语与世界的关系角度二：话语与语言结构及规则的关系角度三：话语与其使用者的关系角度四：话语之间的关系角度五：话语媒介角度六：话语与话语意图的关系多元话语分析方法的理论源头——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语言转向：20世纪初，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心，它彻底摒弃了近代认识论之主客体对立的理论预设，语言成为问题的中心。“语言转向”撇幵主客体间的纠缠不清，把焦点转向逻辑顺序上优先于认识和思维的语言。语言是思维得以表达的媒介，也是思维的边界，语言还是认识主体间交流的媒介。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以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语言哲学两条进路展开。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对于分析哲学来说，精确可靠的语言逻辑是科学认知的条件和工具。分析哲学在客体与语言、逻辑之间建立了根本关联，由此把对世界的认知建立在语言逻辑的基础之上，不可见的意识被转化为可见的语言结构，从而消解了形而上学。欧陆哲学彻底与认识论作了决裂。语言从作为观念表达之媒介工具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不再只是符号表征，它与人类的生存世界在本体论上密切相关。人的认知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照，而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前者认为基于严格的逻辑学规范语言的使用，形而上学也就随之消解。对于后者，其认为人的认知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照，而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形而上学使用理性来设定一个本体论的主体，本质上恰恰是遗忘了存在。在欧陆哲学那里，语言挣脱了“事物-思维-语言-文字”的链条，它与沉默和倾听一起，成为大写的话语。我们总是凹陷在话语之中展开我们对自身生命和其它存在者的理解。语言从工具价值中被解放出来。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语言”始终在分析哲学的外部，语言始终被置于主体的外部，对语言之逻辑、真伪、结构和意义考察是理解意识的途径；与之相反，欧陆哲学强调的恰恰是语言的内在体验性，语言是人的行为的内在意义的体现，能指与所指的链条被抛弃了，文本的意义在“此在“、“历史”的“视域“中流变。补充：“形而上学”是原始哲学的一个门类，指对不可证明的无形世界本质的猜测，我们现在常说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它后来的引申义。13世纪起被作为哲学名词，用以指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学问。传播学与批判性话语分析——基于梵迪克与费尔克拉夫话语理论比较从研究向度上看，话语分析可被分为描述性和批判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侧重于作为话语产物的文本的分析，关注其内容与自身建构，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话语被忽视了。批判性话语研究则把话语从文本中解放出来，引入社会实践的维度，对其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进行考察。批判性话语分析与“非批判性”间的差异在于它揭示了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揭示了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梵迪克与费尔克拉夫话语理论比较梵·迪克的话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他的命题理论就直接受到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即分析规定性规则和建构性规则在文本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在新闻文本中表现为新闻报道所设置的语义宏观结构对新闻主旨、受众理解和认知的影响。梵·迪克对新闻的话语分析方法超越了静态的文本研究，新闻必须立足于“理解、认知”才有可能发挥其效力，梵迪克使用语用学框架把重点落在语言意义的生产过程中（意义通过命题间的逻辑结构被“说出”），即语言的意义不只是文本的所指，更重要的是受众的解读。梵迪克与费尔克拉夫话语理论比较从理论框架来看，费氏话语方法最重要的理论支持来自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思想。福柯是欧陆人本主义哲学脉络的代表性人物，他对语言的存在论立场与海德格尔一脉相承。存在主义对话语的思考，始终探问的是“人是如何在话语中存在的？”因此，分析哲学所持有的主客二元论在福柯这里消解了，“主体”失去了它尊贵的地位，成为被话语所构建的客体化的身份。费氏理论显现出与梵迪克的根本性差异，即他对文本所做的词汇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层面的所有分析，始终是为了揭示社会实践维度中的话语对主体的构建策略，而那个“说出”话语的主持人、记者、访谈者、医生等的主动性地位被故意忽略了。梵迪克与费尔克拉夫话语理论比较梵迪克和费尔克拉夫把现代社会批评理论引入语言学，不把话语当做反映社会关系的纯洁工具，而是接受福柯的定义“话语是由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团的意义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些社会集团限定、描述并控制关于它自身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不管是边缘还是中心的。”话语分析与传播研究的结合当代话语分析的典型代表是批评的话语分析法，它将语言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实践分析结合，考察社会变迁过程中语言扮演的角色，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变革与话语的互动关系与过程。在这种分析视角下，所有文学话语、新闻话语、历史话语、法律条文、身份表达、各种写作乃至科学报告都被看做是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文本，它们都是一种话语和意义的游戏，是权力建制资源的配置和再生产，而非它们标榜的中立、客观和纯洁。个人思考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倾向于把西方社会传入中国的文化及产品视为带有意识形态操纵的文化侵略，其原因一方面是历史因素导致，另一方面也与西方媒体时常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相关。但是，这种带有先验式的看待外来文化反映了两大问题：其一是政府对于文化管制还比较严重；其二是自身文化的消化力不足，所以才导致把外来文化归入异类文化而加以批判警惕而不是取其长补己短。赵启正先生认为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大家庭,政府的外交工作只是一部分，我们现在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本质上就是跨文化的交流，公共外交也可称作公众外交，就是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的交往或日常的往来为主要方式，在交往中表达中国文化、国情与政策。个人思考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固然政府对于话语的把控和掌握有利于其自身的权力稳固和社会稳定，但是一个大国特别是想要屹立在东方文明之巅的社会主义大国，抱有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心态实则不利于中国同其他文化深度融合，也不利于各方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国际媒体总是喜欢把中国的“援非”行为和“一带一路”描述成新殖民主义，就是各方文化或社会意识没有取得共识的结果。“跨文化传播是文化侵